是歷史共業還是大騙局--梁緒婷的簡愛

今年八月，在上海圖書館，翻開祝慶英翻譯的《簡愛》(上海譯文，1980)，看到第一段:

那一天不可能去散步了。不錯，我們早上已經在片葉無存的灌木林中逛了一個鐘頭….

署名梁緒婷的譯本(1988)其實是祝慶英譯本(1980)

看到「片葉無存」四個字，我就知道賓果了，又破一案。志文1988年署名梁緒婷翻譯的《簡愛》，果然又是大陸作品，證實了我這一向的疑慮。雖然破案了，但人在上海，卻有一種悲哀的感受。我一面罵自己太笨，早就知道有祝慶英的譯本，怎麼早沒想到呢?但又懷疑自己是不是下意識不想去對，寧願找不到證據﹖

    話說《簡愛》這本小說，台灣看起來譯本眾多，卻相似度驚人，因為絕大部份都是抄李霽野1935年的譯本，一抄抄了半個多世紀，用過的名字不下二十個。解嚴前塗改人家名字抄襲，還算情有可原，誰叫李霽野是大左派呢，出版社這樣委曲求全流傳他的東西，他知道了也不能深怪吧。但1988年明明已經解嚴了，再抄就沒有藉口了吧。志文的版本的確是讓人耳目一新，終於不再抄李霽野了，但改抄祝慶英就比較有品嗎?我在去年那篇《分歧點—論1935年的兩種簡愛譯本》(編譯論叢)，還幫她背書，說梁緒婷譯本是第一個台灣譯本(因為那時只確認不是李霽野版本，也不是吳鈞燮、黃源深和宋兆霖譯本)。結果後來越來越心虛。首先是發現志文紀錄不良：

夏穎慧的《傲慢與偏見》(1983) 是抄襲王科一(上海新藝文，1956)；

夏穎慧的《理智與情感》(1986) 是抄襲吳力勵 (湖南人民，1984)；

羅玉蕙的《咆哮山莊》(1983) 膽子更大，是抄在地梁實秋的。

而且這幾位譯者的共同特徵就是找不到任何資料，也找不到其他翻譯作品。所以我開始懷疑梁緒婷譯本，搜尋之後，也同樣找不到梁緒婷的任何資料或其他作品。但我比對了吳鈞燮、黃源深和宋兆霖譯本，又確認不是，就先擱下了。這次要到上海圖書館追蹤其他譯本，記起這件心事，特地影印了好幾頁帶去圖書館查案，果然讓我給破了。

    但破案卻沒有什麼喜悅之感。我不知道這樣的抄襲，要算是歷史共業，還是騙很大? 我們就這麼沒有出息，經典翻譯抄了半世紀舊譯不夠，還要繼續抄新的?

      都解嚴了，要引進新譯就大方把人家名字印出來呀? 還是抄習慣了，連版權都不願意付? 之前在香港發表了台灣戒嚴期間抄襲舊譯的狀況，一位大陸學生就問我: 我追查這些抄襲案的意義是什麼? 是要在法律上控告這些出版社嗎? 是要他們道歉嗎? 我愣了一下，說:我只希望知道真相。但我發現梁緒婷的《簡愛》多次再版，至少有1988、1989、1991、1993、1996、1999六版，而且各大學圖書館都有收藏時，我真的覺得夠了。我覺得志文欠台灣讀者一個交代。

2010年誤信梁緒婷的文章請看:
分歧點--論1935年的兩種簡愛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