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濟之在大陸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重現？--空歡喜一場

 「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2009年，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出現，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見證奇蹟。並在2012年，由遠景出版祖孫合譯新版，扉頁上印著：「獻給敬愛的外公 濟之先生」，署名「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陳逸手上那本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坤」的版本。耿濟之在天之靈，恐怕不是陳逸所想像的「悲喜交集」，而是「啼笑皆非」吧！更尷尬的是，序還是鄭振鐸的孫子鄭源所寫，真是兩個「憨孫」。

2012年遠景出版的《罪與罰》，署名「耿濟之 原譯，陳逸重譯」，
其實是汪炳焜譯本

2012遠景版扉頁題獻耿濟之

1936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汪炳焜譯本，是遠景版的來源

耿濟之(1899-1947)，上海人，民初名譯者，北京俄文專修館出身，從俄文翻譯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四本作品：《死屋手記》、《少年》、《兄弟們》（後來書名改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根據耿濟之的女兒耿靜芬的說法，《罪與罰》也譯了，可惜手稿送進商務印書館排印時，被日軍炸毀了。據說耿濟之為此常感落寞，但這麼大部頭的書，要重譯談何容易。當年手稿只有一份，又沒有影印店，丟了就丟了，戰亂期間的譯者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戰後來台的德文譯者周學普，曾在歌德《愛力》的序中說，自己其實早就翻譯過一次，1947年把手稿寄給杭州友人準備出版，誰知兩岸隔絕，稿子拿不回來，只好硬著頭皮重譯一次。

既然稿子炸掉了，為何台灣會有「耿濟之」的《罪與罰》呢？其實很簡單：這不是耿濟之譯的，是戒嚴期間台灣翻譯社常見的張冠李戴手法。現在電子資源方便，只要比較一下就知道譯本是誰的了：

遠景所謂「耿濟之」版是這樣開頭的：

七月初的一個酷熱的晚上，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闆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個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闆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是他欠老闆娘的房錢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而1936年汪炳焜版是這樣開頭的：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兩者差異極小，像是「七月開始」改成「七月初」，「老板娘」改成「老闆娘」，「一隻」改成「一個」、「房金」改為「房錢」。其他重要的句子主幹都沒動，甚至於像「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這種不自然的句子都一字未改，可見遠景版實為汪炳焜版無可置疑。那為什麼陳逸會有這樣的誤會呢？這要從這個譯本在台灣的流傳歷史談起。

1936年汪炳焜譯本由上海的啟明書局出版。上海啟明書局的老闆沈志明是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在戰後沈志明夫婦來台開設台灣啟明書局，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擔任發行人，落腳重慶南路。台灣啟明在1949年以前就帶了大批上海啟明版本的書過來販售，沒想到1949以後兩岸隔絕，回不去了，更糟的是國民黨頒布戒嚴法，宣布「附匪」及「陷匪」作家、譯者的作品通通不能賣。那豈不是等於無書可賣？所以啟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把所以譯者都改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就這樣出了數百種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的書。啟明書局並不用假名，開始時也規規矩矩只出自己上海啟明的書。但後來1959年沈志明夫婦以出版匪書被捕，以叛亂罪起訴，還好他們夫婦是胡適的學生，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找美國施壓營救，兩人獲釋之後逃往美國，終老於斯。所以啟明在1950年代是譯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1960之後成為全台大小出版商的免費底本來源，盜印者眾，但老闆都跑了，自己也心虛，不能告別人抄襲（萬一又被人告密說在印匪書），所以成為大宗種子書來源。這本《罪與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台灣的主流譯本。以下是按年代排列已知版本：

1960年 「啟明編譯所」譯。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1968年  「甲兵」譯。台中：一善書店

1968年  未署名。台北：江南。

1974年  未署名。台北：學海。

1975年  未署名。台北：青山。

1977年  未署名。台北：遠行。

1979年  「遠景編輯部」。台北：遠景。

1980年  未署名。台北：喜美。

1981年  未署名。台北：名家。

1986年 「書華編輯部」譯。台北：書華

1986年 「耿濟之」譯。台北：遠景（八版）

1999年 「耿濟之」譯。台北：錦繡

根據陳逸的〈出版緣起〉，他在國圖看到了四個版本，分別是江南、學海、遠行三個沒有署名的版本，以及遠景署名「耿濟之」的第八版。因為這四個版本全同，又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有署名，所以他就誤以為所有版本都是「耿濟之」的。其實遠景自己就是翻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遠行的發行就是遠景，書華和錦繡也都和遠景同屬一脈），江南、學海這幾家出版社也都是翻印舊譯常客，只能說國家圖書館的館員熱情有餘（陳逸有特別感謝國圖館員的熱情協助），專業不足，否則應該要警告陳逸這幾家出版社都有出版資料不實的前科，應該要更謹慎查證才是。

1977年遠行版，不著譯者。實為汪炳焜譯本。

1986年書華版，署名「書華編輯部」，也是汪炳焜譯本

1986年遠景版，首度署名「耿濟之」譯，實為汪炳焜版

1986遠景版的《白癡》，署名「耿濟之」譯，實為高滔/宜閑（胡仲持）譯本

1986年遠景版的《少年》，真的是耿濟之譯本，如實署名。

真假難辨：右邊兩本是耿濟之的，左邊兩本不是

台灣戒嚴期間用假名或不著譯者方式翻印的舊譯超過千種（我已查到1400種），作為翻印來源的種子書達600種（每本種子書平均被兩家以上的出版社翻印），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研究上往往造成誤判。像是1986年遠景出版的六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全掛名耿濟之譯，其實只有三本是他譯的。他譯的三本是：《死屋手記》、《少年》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其他三本雖然都署名「耿濟之」，其實不是他譯的。原譯者是：汪炳焜的《罪與罰》(1936，上海:啟明)、紹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1943，上海:文光)，以及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3，上海:文光)。

其中最奇怪的是《白癡》，明明有耿濟之的譯本（1947，上海開明），為什麼挑了別人的譯本，又要掛耿濟之的名字？說到底，還是因為戒嚴的關係，搞得大家長年不敢用真名，假名用久了也糊塗了。而耿濟之的名字被亂用也不只是遠景，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的《煙》，也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耿濟之譯的《獵人日記》曾以「江子野」、「克強」等假名翻印，而這四本汪炳焜、紹權麟、高滔、宜閑、陸蠡的譯作，通通被當作是「耿濟之」的作品。只能說，台灣書目資料真是一筆糊塗賬，千萬不可盡信。其他莫名其妙多了幾筆作品的還有朱生豪、林語堂和伍光建，這些譯者地下有知，可真是要哭笑不得。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

陳逸的修改，據說是根據俄文版和英文版。改的幅度相當大，至少比遠景的「耿濟之」改汪炳焜的幅度大很多：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Ｋ橋走去。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經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除了修改這本張冠李戴的《罪與罰》之外，陳逸欲罷不能，2013年又修改了《死屋手記》，一樣由遠景出版，還好《死屋手記》真的是耿濟之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