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的教育在台灣

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於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

          夏丏尊，〈譯者序言〉，《愛的教育》                                  

        

提到《愛的教育》，四、五年級生一定都很熟悉。不但小學國語課本裡面選了好幾篇，寒暑假作業也常常是指定讀物。這本書原作是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所寫的Cuore，英譯本叫做 Heart: an Italian School-Boy’s Journal，日譯本通常叫做《クオレ：愛の學校》或《クオレ物語》。主角安利柯是個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整本書是他一學年（從十月到七月）的日記，還有每個月校長說的故事「每月例話」和父母寫給他的信。日譯本非常多，中譯本也很多，反而比在義大利流行更久。

義大利版封面，取自維基百科

　

     國編館時代的小學國語課本，曾收入「千里尋母」、「愛國兒童」（第八冊）；「慈愛的老師」（第九冊）；「父親告誡的話」（第十冊）；「義俠的行為」、「愛國的孩子」（第十一冊）等，都是改寫自《愛的教育》。「千里尋母」敘述一個義大利小孩到阿根廷去找當外勞的媽媽，就是日本卡通「萬里尋母」的故事；「愛國兒童」描寫一個窮困的義大利小孩返國途中，在船上遇到幾個其他國家的商人，同情他而給他錢，但後來這些商人批評義大利，這個愛國兒童憤而把錢丟還給他們，說「我不要說我國壞話的人的東西」。「慈愛的老師」描寫學校的一位老師；「父親告誡的話」是主角的爸爸責備他在街上撞到人，沒規矩；「義俠的行為」是描寫好同學阻止霸凌行為；「愛國的孩子」則是描寫戰場上一個孩子爬到樹上刺探敵情，因而殉國的故事。其實這原來是法義戰爭的故事，但國語課本把背景改為國共戰爭。

民國五十一年版本的國語課本

第十一冊第十三課，就是《愛的教育》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
篇名同夏丏尊譯本，但文字與夏譯略有不同。課本並未說明來源。

  

    《愛的教育》最有名的譯者當然是夏丏尊(1886-1946)，這個通行的書名也是他取的。但他其實不是第一位中譯者，後來的譯本也很多。1909年，包天笑第一個譯出本書，取名《馨兒就學記》，譯自1902年杉谷代水的《學童日誌》，台灣還在日治時期。這個譯本是文言文的節譯本，台灣在1976年重印時，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馬持盈誤以為這本書是包天笑自己的著作，並且逐段把文言文譯成白話文。

上海商務的《馨兒就學記》(1935年版）

夏丏尊1923年的譯本也是根據日譯本轉譯，根據的是三浦修吾的日譯本《愛の學校》。這個譯本先在《東方雜誌》上連載，再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台灣開明在1953年重印夏丏尊的譯本時，由於夏丏尊在1949年之前就已過世，沒有附匪陷匪之虞，得以署名出版；但〈譯者序言〉末段，因有提及胡愈之、豐子愷等人，就整段被刪掉了；章錫琛的《校畢贅言》也刪掉了。夏丏尊的譯本是白話的，但用了不少日文漢字，如「始業式」、「一等賞」、「宿題」、「退院」、「試驗」等。

1953年台灣開明書店版本封面

台灣版本的譯者序不全，章錫琛的「校畢贅言」也刪掉了。

除了夏丏尊譯本之外，台灣還有三種戰前譯本：施瑛的《愛的教育》（上海：啟明，1936）；秦瘦鷗的《仁愛的教育》（上海：春江，1940）；林綠叢的《愛的教育》（上海：春明，1946）。但在戒嚴時期，這三個譯者的名字當然都不能出現，所以大都沒有署名，或是改用假名，像是秦瘦鷗被改名「陶友白」（台北：新陸，1956）或「林立文」（台南：經緯，1959）:林綠叢被改名「黃士芳」（台北：大中國，1974）等。新陸版的編輯還給秦瘦鷗譯本加了個熱血反共的序：

    
在這個赤禍氾濫，共匪毀滅人性，製造慘絕人寰的逆流聲中，本書的確是一個最有效的當頭棒喝。迷途忘返的人們，讀了本書，人人都會泣下霑巾，立時憬悟。少年學生，讀了本書，決不會再成太保型的青年，也決不會再變成沒有國家觀念的狂徒了。

1956年新陸版譯者序言

1956年新陸書局版，署名「陶友白」譯，實為秦瘦鷗譯本《仁愛的教育》(1940)

這幾種譯本在台灣的出版情形如下：

施瑛《愛的教育》（上海：啟明，1936）

     1954，施英《愛的教育》，台北：台灣啟明

秦瘦鷗《仁愛的教育》（上海：春江，1940)

     1956，「陶友白」譯，《愛的教育》，台北：新陸

     1959，「林立文」譯，《愛的教育》，台南：經緯 

     1971，《愛的教育》，台中：學海

     1972，《愛的教育》，台南：標準

林綠叢《愛的教育》（上海：春明，1946)

     1971，《愛的教育》，台北：天人。 

     1972，《愛的教育》，台北：哲志。   

     1974，「黃士芳」譯《愛的教育》，台北：大中國。

     1978，《愛的教育》，台北：偉文

 

    不過上面這些版本大多印刷不佳，字又太小，不適合兒童閱讀。兒童多半看的是東方出版社的世界少年兒童版本，或是光復的彩色插圖本。東方版本的譯者是王玨，根據日本講談社譯本《クオレ物語》，日譯者是池田宣政；光復版的譯者是朱佩蘭，根據的是日本小學館譯本《クオレ》，日譯者是三木澄子。

1962年東方出版社譯本，譯者是王玨，譯自講談社版本

1951年講談社版，譯者是池田宣政（即南洋一郎）

1978年光復書局版本（此為新版封面），朱佩蘭由日譯本轉譯

1978年日本小學館版本，由義大利版本翻譯後再改寫，改寫者是三木澄子

這本十九世紀義大利的小說，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國時，由於尊重孩子的教育理念與中國傳統教育的權威、服從觀念大不相同，讓譯者夏丏尊「流下慚愧和感激的眼淚」，說自己「平日為人為父為師的態度，讀了這書好像醜女見了美人，自己難堪起來，不覺慚愧了流淚。」連編輯章錫琛也說「我在校對的時候，也流了不少次的淚。…讀著這書，真覺得自己沒有一絲一毫可以為父為師的資格。」今天學子看來難免驚詫，不知道這些夫子們何以感情這麼激動；但回想民國五十年代的台灣，體罰還是家常便飯，可以想見單單「義大利老師是不打小孩的」這件事，在民初就已經是多大的震撼了。

    1949年以後，《愛的教育》在中國消失了數十年，根據夏丏尊的女婿葉志善的說法，是因為當時覺得這本書太小資產主義了（的確主角出身是中產階級），「尊師」尤其不符合文革的理念，所以上海開明書店就主動停印了。倒是戰後台灣接收民國時期譯本遺緒，加上部編版課本選入多篇，至少有四種民國時期的全譯版本在台灣印行多次，台灣開明版出到十餘版；兒童改寫版本更是不計其數。有趣的是，從第一個中譯本就是由日譯本轉譯，夏丏尊也是由日譯本轉譯，連台灣流行的東方版和光復版也還是由日譯本轉譯，可見日本人對這本書的喜愛，如何深深影響到中國與台灣。但這本書在歐美並不流行，在義大利也因為因為書中的民族主義色彩不符合現代教育理念，已經少人問津，反而在講求愛國主義的日本、台灣還多流行了數十年。

書中最長的一篇「每月例話」單行本。
左為川端康成的《母をたずねて》（東京：あかね，1951)，
右為黃得時根據川端譯本轉譯的《千里尋母記》（台北：東方，1955)。

    當然，「愛的教育」已經是喊到浮濫的口號，愛國教育在台灣也褪流行了，教科書不再選入本書故事，現在的兒童看過這本書的也少了。但對我來說，書中那些可愛正直的義大利小孩，像是那個半夜偷偷替爸爸抄書的啦，到醫院認錯爸爸還一直照顧人家到死的啦，為了救小小孩而被馬車壓傷腳的啦，都永遠是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還有，每到開學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想起這本書的第一句：「今天開學了。鄉間的三個月，夢也似地過去，又回到學校裡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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