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耿濟之的外孫都被騙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台灣流傳的不少，耿濟之(1899-1947)大概是杜氏在台灣最有名的譯者。其實耿濟之病逝於1949之前，本不在戒嚴時期的禁書名單之內，但早年有好幾本他的譯本並沒有署名。後來出版社陸續署名他的作品出版之後，卻更加詭異，把不是他翻譯的作品也算做是他的。遠景1986年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中一共收了六本署名「耿濟之」翻譯的作品，但其中只有三本是耿濟之翻譯的。這六本的譯者是:

1. 《死屋手記》:耿濟之(1947，上海:開明)
2. 《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邵荃麟(1943，上海:文光)
3. 《罪與罰》:汪炳焜(1936，上海:啟明)
4. 《白癡》:高滔/宜閑(1943，上海:文光)
5. 《少年》:耿濟之(1948，上海:開明)
6.《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耿濟之(1947，上海:晨光)

遠景的作法，也許是因為名人效應吧，反正聽過耿濟之的人多，又沒什麼人聽過邵荃麟、汪炳焜、高滔、宜閑等人，那就全都署名耿濟之吧。(朱生豪也被糊里糊塗多塞了好幾本譯本，另文再談)
       可憐對岸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台灣有耿濟之失傳多年的《罪與罰》，特地在2009年飛到台北來親眼見證奇蹟，見到他外公的四個《罪與罰》版本: 1968年江南出版社；1974年學海書局；1977年遠行出版社；1979年遠景出版社。以上這四個版本都沒有署名譯者，陳逸之所以斷定這四個版本是他外公所譯 (耿濟之的確有翻譯過《罪與罰》，但原稿在戰亂中失傳)，是因為1986年遠景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和這四個版本相同；殊不知1986遠景版根本不是耿濟之的譯本，而是汪炳焜譯本。如果陳逸多看一下啟明版的《罪與罰》，就知那四個未署名版本的源頭。只是汪炳焜並非名譯者，汪譯本在大陸並非流行版本，相當少見，以致於陳逸根本不知有此版本，才誤以為是他外公失傳多年的版本。感動之餘，還把這個譯本捧回美國，重新潤飾後於2012年出版(還是遠景!)，還找了鄭振鐸的孫子鄭源作序。殊不知學海、遠行、遠景都出過許多偽譯，出版資料並不可靠。事實上，汪炳焜譯本還不只這四種版本，還有台灣啟明版和青山版本。

2012年遠景出版陳逸譯本，封面有「耿濟之原譯」字樣，但其實陳逸看到的是汪炳焜譯本

這四本遠景版(1986)都署名耿濟之翻譯，其實只有兩本是耿濟之的譯本

遠景系列還有兩本署名「鍾文」翻譯，即《淑女》和《窮人》，也是大陸舊譯。《淑女》是王維鎬譯本(1947，上海:文光)，《窮人》則是文穎譯本(1949，上海:文化生活)。文穎是名譯者汝龍的妻子，這本《窮人》是根據英譯本譯出的，還曾出現在台灣1958年的禁書名單上。

署名鍾文翻譯的《淑女》，是王維鎬譯本

署名鍾文翻譯的《窮人》，是文穎的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罪與罰》，是汪炳焜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白癡》，是高滔，宜閑(胡仲持)合譯

這本才真的是耿濟之翻譯的

        至於志文出版社在1985年署名「劉根旺」的《罪與罰》，其實是1979年的岳麟譯本(上海譯文)。也就是說，戒嚴期間台灣通行的兩種《罪與罰》，真正譯者是汪炳焜和岳麟，卻被標示成耿濟之和劉根旺。

志文署名劉根旺(1985)的譯本，是岳麟的譯本(1979上海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