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時期，兩岸隔絕不通，數十萬外省人在台灣，不知故鄉人事變化，魂牽夢繫，十分煎熬。1970年代有幾本描述文革的書在台灣暢銷，並不意外：一來符合反共政策，二來外省人都想知道故鄉發生的事情，三來台灣人對於陌生的「祖國」也充滿好奇。但奇特的是，關於中國的書，台灣讀者卻都只能看譯本。像《天讎：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就很矛盾。既然是一個中國青年的自述，為何書上並列作者和譯者？難道他像林語堂一樣，不是用中文寫的? 《北京最寒冷的冬天》也是如此，作者更在跋中自稱是「只能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人」，那為何我們看的還是譯本？
先說《天讎》。這本書最近出了新版《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作者郭坤仁先生也親自來台參加新書發表會。這本書寫的是他親身經歷：1966年文革初起，他是廈門的高中生，參與了紅衛兵活動，也遠遠見過毛澤東。1968年與哥哥游泳投奔自由，從鼓浪嶼游到金門的大膽島上岸。來台後繼續中斷的高中學業，先讀員林實驗中學，再轉台中一中，1970年考上台大電機系，1974年大學畢業。維基百科和百度上都說《天讎》中譯本是1970年出版的，此說有誤。《天讎》的英文版本The Revenge
of Heaven：Journal
of a young Chinese 和中譯本都是1972年出版的；1970年發表的只是一篇文章，在New York Times上發表，標題叫做"The Making of a Red Guard"。之後由Dr. Ivan London 、Miriam London、李大陵等人組成研究團隊，多次訪問作者、作者的哥哥和其他相關人等，詳將考察，確認書中細節可信之後，才在1972年出版英文本，封面作者雖寫“by Ken Ling”，但版權頁記載版權擁有者是Dr. Ivan London和Miriam London夫婦（不過作者郭坤仁在新版《從前從前有個紅衛兵》的新書發表會上說，當時英文版的版稅他有分到三分之一。）同年香港新境傳播公司就推出了中文版，是從英文版翻譯的，譯者為台大外文系的劉昆生和丁廣馨，當時這兩位譯者在加州。此書無台灣版，台灣買到的還是香港版，由學生英文雜誌社總經銷。根據中譯本的原序：
本書是根據凌耿寫的中文稿五十萬字和數位中美人士所作三百多小時的正式訪問，再經全體研究人員密切合作，費時數年才得完成。。。。本書原作者「凌耿」是化名。目前，他正在大學進修。
謹向曾經竭誠協助本研究計劃的吳炳鍾，葉昌齡，劉昆生諸君致由衷的謝意。
研究計畫主持人 Ivan D. London
研究員 Miriam London 李大陵
可見凌耿的確寫了五十萬字的中文稿，但並沒有直接推出中文版本，反而還兜了個大圈子：透過研究蘇聯和中國的美國教授（倫敦教授）、英文的撰述團隊（倫敦太太、李大陵）、顧問（吳炳鍾、葉昌齡）、兩位中譯者（丁廣馨、劉昆生），最後才出了這本中文的《天讎》。譯者丁廣馨和劉昆生也在譯者序裡，感謝「李大陵教授、倫敦教授伉儷和原作者凌耿先生。尤其李教授不厭其詳地逐頁審閱譯稿，糾正了許多專門性術語的錯誤，更是本書能完全忠實於原作的一個重要因素。」作者排名甚至在李大陵教授、倫敦教授伉儷之後，真是有點不公平。
這個龐大團隊，除了作者以外，參與的至少有：
1.Ivan London: 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學院心理學教授，研究蘇聯和共產中國。1983年過世。
2.Miriam London: Ivan London 的太太，與丈夫合著多本關於中國和蘇聯的研究著作。2011年過世。
3.李大陵：行政專科學校（今台北大學）畢業，美國康乃狄克大學歷史系教授，聯合國秘書處翻譯。
4.吳炳鍾（1923-2003）：台大外文系教授，負責將凌耿的中文稿口譯為英文。吳炳鍾教授出身軍職，與美軍顧問團關係密切。2003年於舊金山過世。
5.葉昌齡：不詳。可能是陪同Ivan London來台的聯絡人及口譯員。
6.劉昆生：1940年代生於昆明，父親劉俊華是原籍福州的南洋華僑，回國抗日。1949後舉家遷緬甸，1968舉家遷台。台大外文系講師。留美，現居加拿大。
7.丁廣馨：在上海讀過小學，來台後讀北一女和台大外文系，隨後赴美，從譯序中可知她當時正在美國加州，現在在加拿大。譯過《捕蝶人》（The Coll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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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香港新境公司出版的中譯本，台灣由台灣英文雜誌社總經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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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2年英文版在美國出版封面 |
可以看出這些團隊成員都跟美國關係密切。連寫作風格看起來都頗有美國味：一開始先從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兒童節清晨描寫：
「曙光照亮了天邊，屋外的公雞啼了，賣蒸豆仁的老頭兒也開始叫賣了。這時，我聽到了我的小貓的叫聲。我每天早上一醒來，牠就會喵喵地叫著過來。我翻身伏臥在床沿，伸手握住牠的右爪，用俄語向牠道早安。」
The morning brightened.
Outside, the cock crowed and the old man selling steamed beans began to hawk
his wares. Then I heard my little cat. Every morning she would come and meow
when I awoke. I turned over facedown at the edge of the bed and extended my
right hand to shake her right paw and said “good morning” to her in
Russia.
就文學手法來說，這樣日常的早晨風光，媽媽洗衣，準備早餐，跟小貓玩，接下來一到學校後就開始喊打喊殺，形成巨大的反差，的確是很好看。但總覺得作者寫這回憶錄的時候才大一，才從慘絕人寰的文革中逃出來不久，又是讀理工的，還能這麼有興致細細描繪文革初起那天的早晨瑣事，連小貓都描寫了好幾次，有點不可思議。我猜想一般理工科高中生要寫自傳，大概不出「1966年文革開始時，我讀廈門第八中學高一，父親早逝，媽媽一手帶大六個兒女，我年紀最小，兄姐都對我極好…」等等，恐怕很難寫到這麼細膩，有情有景有對話。這本書後來居然會變成禁書，也實在很離奇。台灣當局最愛這種投奔自由的義士了，證明「暴政必亡」。所以郭坤仁一開始獲得熱烈歡迎，1968年8月才到台灣，國慶日就已經上台致詞了，現在還找的到當年的新聞照片和訪談影片。但後來據說是書中描寫紅衛兵的生活過得不錯，還有雞蛋可吃，當局要求郭坤仁修改，他硬是不從，這本書就變成禁書了。這本書只寫到他們兄弟游泳當晚就嘎然而止，據作者表示，其實他還有寫到他們到台灣後的種種，聽起來也相當精彩，例如受到救總和國安單位監控騷擾等等；可惜London教授說美國人對台灣沒有興趣，所以就被腰斬了。作者在美國事業有成，近年已經退休，也許可以考慮補述這段「被國民黨當成反共宣傳工具」的日子，應該也非常引人入勝。
《天讎》只有一個中譯本，台灣也沒有正式出版，後來又變成禁書，盜印本我只見過一種，就是「綜合月刊社」的版本。但另一本《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卻造成搶譯風潮，一共出了至少七種中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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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日譯本，為中文諸譯本的來源文本 |
以我這個只能用中文寫作的中國人來說，如果不曾得到編輯和翻譯者的幫助，這部小說恐怕無法見到天日，我在這裡謹致謝意。
作者向譯者致謝雖不多見，但也不是沒見過，但只見譯本而未見原文就罕見了，只有在中世紀手抄本時代才有這種事情吧 ，或是小說家的託辭（像是義大利小說家艾可的《玫瑰的名字》，就是假託為原文已經失傳的譯文）。 尤其有趣的是這篇跋應該也是從日文本翻譯過來的(因為作者都說了，他只能用中文寫作)，只是文中的翻譯者顯然不是指中文譯者，而是指日文譯者溝口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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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名人出版社版本，譯者為舒怡民（本名蘇琨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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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聯合報版本，譯者為丁祖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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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7年好時年版本，譯者為胡水治 |
這是一本政治小說，1976年寫的時候是未來小說，場景是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沒想到小說八月寫完，毛澤東居然在九月真的死了，作者只好改寫了一次。小說中的另一個預言是四人幫垮台，四人幫真的在十一月垮台，但作者說十一月日文翻譯已經完成，來不及改了，所以就在十一月發表，作者說這是「政治未來小說，結果變成了同時小說」。如果寫政治未來小說這麼有效，大家就趕快多寫幾本吧!
作者夏之炎當然是假名，他本名林洲（1932-2009），原籍海南，但祖先已僑居新加坡。幼時隨母親返回中國求學工作，1966年從大陸到香港，最後定居日本，但他母親和許多親戚都還在北京。為了避免牽連他們，他當時並沒有公布真名。
作者夏之炎當然是假名，他本名林洲（1932-2009），原籍海南，但祖先已僑居新加坡。幼時隨母親返回中國求學工作，1966年從大陸到香港，最後定居日本，但他母親和許多親戚都還在北京。為了避免牽連他們，他當時並沒有公布真名。
由於這本《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大為暢銷，1976年還得到「文藝春秋讀者獎」，他又繼續寫了好幾本續集，像是《腥風血雨天安門》（也譯《凜風・血雨・天安門》，原名《絕対零度下の鋼》）、《北京幻想曲：一九八Ｘ年》等，也都一樣先出日文版，台灣再由好幾家出版社搶譯。大陸開放之後，作者以日本華僑身份回大陸做生意，2009年在北京過世，人民日報還發了訃聞，稱他為「旅日愛國華僑」。訃聞中還把《北京最寒冷的冬天》當作他的主要作品來介紹，但隻字不提小說內容，甚至把書的出版年都寫錯：
林洲先生於1975年，出版了長篇小說《北京最寒冷的冬天》等十幾部作品。這一部作品在日本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上連載並獲得了當年的日本讀者獎。同時譯成11國文字在全球出版，也被美國《時代》雜誌評為當年十佳書籍之一。
看訃聞寫的一副與有榮焉的樣子，難道不知道這本書的賣點就是「揭露中共的邪惡真相」嗎？還真是有點古怪。
《天讎》的原文是英文，又跟美國關係密切，譯者都是研究團隊選的，出版社也不敢造次隨便翻譯，但《北京最寒冷的冬天》就不一樣了。因為當時台灣與日本並無版權協議，大家愛怎麼翻就怎麼翻，日文譯者人力又充足，一下子出了七個中譯本。譯者不同，自然文筆有異，虛構的人名也有出入。如這段描寫主角之一留俄時的一段異國戀情：
「接近黎明時分，尼泊河畔的夜霧漫漫地吹散了。因通宵嬉玩而略顯疲憊的同學們，也開始陸續分手回家。始終挽著賈向英手臂的娜泰霞，貼近他的耳邊低聲喁語道：『諾，到不到我家去喝杯純正的露西亞紅茶？』」（舒怡民譯）
「接近黎明的時候，尼泊河的霧散了，暢遊終宵而疲憊不堪的學生們次第離去。一直挽著賈向東手腕的娜泰霞在他耳邊低聲喁語道：『可願去我家，喝杯真正的俄國紅茶？』」（丁祖威譯）
當然這種政治小說並非文學名作，讀者很少注意文筆，比較關心內容；「賈向英」或「賈向東」反正也都是虛構的人名。只是作為翻譯研究者，還是不免會猜想：不知作者會比較喜歡哪一個譯本？還是覺得都不如自己原來寫得好呢？
還好，作者到1990年代以後，終於可以不必透過譯文，直接以中文面對中文讀者了。他在1994年出版的《怒海洪濤：現代洪門傳奇》（北京：華藝），就是先出中文版，再出日文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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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北京幻想曲》，蘇琨煌（筆名舒怡民）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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