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台灣：譯本源流

戒嚴期間，狄更斯在台灣九種全譯本，八種都是大陸舊譯。到底是哪些譯本呢？ 

Charles Dickens（1821－1870）是維多利亞時代最受愛戴的寫實主義小說家，其作品透過翻譯與介紹，在臺灣擁有相當多的讀者，同時也是學界關注的對象（陳超明，2003）。狄更斯生平創作的小說總計20部，台灣在戒嚴時期共譯介7部，譯介數量居十九世紀英國小說之冠，7部中全譯者5部：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1837）、Oliver Twist（1838）、A Christmas Carol（1843）、David Copperfield（1850）、A Tale of Two Cities（1859）；另有節譯本2部：The Old Curiosity Shop（1841）、和Great Expectations（1861）。

    

其作在清末便由林紓和魏易翻譯成中文，包括1907年出版的《滑稽外史》（Nicholas Nickleby，1839）和《孝女耐兒傳》（The Old Curiosity Shop），1908年的《塊肉餘生前編》（上下卷）、《塊肉餘生續篇》（上下卷）、《賊史》（Oliver Twist），1909年的《冰雪姻緣》（Dombey and Son，1848），共計五部，皆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林譯年代雖然久遠，但是對於台灣譯介狄更斯仍然產生一定的影響，這一點主要表現在書名上，例如David Copperfield一書在台灣的主流譯名為《塊肉餘生錄》、《塊肉餘生記》或《塊肉餘生述》，其中「塊肉餘生」四字即由林紓定名。又如1981年書佑文化出版的《古董店》，編者在正文前〈給讀者的話〉交代此書「又名《孝女耐兒傳》」（頁6），女主角Nell亦沿用林紓的譯法「耐兒」。

     在林紓倡譯之下，狄更斯的中文譯介日漸增加，1949前後都是以A Tale of Two Cities譯本最多，包括魏易《二城故事》（1913，譯者自刊）、奚識之《雙城記》（1934，上海三民圖書）、張由紀《雙城記》（1938，上海達文書局）、海上室主《雙城故事》（1940，上海合眾書局）、許天虹《雙城記》（1945，重慶文化生活）、羅稷南《雙城記》（1947，上海駱駝書局）。此外，1940年代中期開始可見「迭更司選集」，1945年先由吳朗西和巴金共同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推出，收錄許天虹翻譯的《大衛‧高柏菲爾自述》（1943，桂林文化生活出版社）和《雙城記》，許氏另譯有《匹克維克遺稿》，1945年由上饒戰地圖書出版社印行。1947年，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書店週邊出版機構駱駝書店也推出「迭更司選集」，收錄羅稷南《雙城記》，董秋斯《大衛．科波菲爾》（1947），以及蔣天佐的《匹克威克外傳》（1947）和《奧列佛爾》（1948）。 1949後，駱駝的四種譯本皆在台灣流傳。

        

令人訝異的是，以狄更斯的盛名，戒嚴期間台灣五部作品共九種翻譯，只有一種是在台灣初版的。

1.        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1837）

【提要】

解嚴之前只有一種譯本，來源是大陸戰前舊譯──蔣天佐《匹克威克外傳》（1947），在台灣僅翻印一次，流傳不廣。

【書目】

（1）        蔣天佐《匹克威克外傳》（1947上海：駱駝書局）

1956       「海峰」《匹克威克遊記》台北：新興書局

1947年蔣天佐譯《匹克威克外傳》

此版為1948年印行，扉頁上有「1949年十二月於台北」的題字

1956年新興書局版，書名改為「匹克威克遊記」，署名海峯

【評述】

台灣首版為1956年台北新興書局出版，署名海峰，書名改為《匹克威克遊記》。蔣譯是該書在華文世界的第三種譯本，此前尚有常覺、小蝶節譯的《旅行笑史》（1918），以及許天虹譯的《匹克維克遺稿》（1945）。蔣天佐特別在〈作者序〉的譯註一說明將該書譯名來由：

「本書……有人譯為《匹克威克遺稿》（按：許天虹），其實很不妥當，還不如林紓所稱的《匹克威克遊記》。現在姑為本書定名《匹克威克外傳》。」

新興版本因採「遊記」，不得不略改此段：

「本書……有人譯為《匹克威克遺稿》，其實似不妥當，還不如林紓所稱的《匹克威克遊記》。現在仍用林譯定名《匹克威克外傳》。」

但此段引文中的「外傳」二字，在台出版時皆改為「遊記」，枉費譯者苦心。不過內容的確是匹克威克一群人的遊歷，似乎稱為遊記也無不可。

     

譯者蔣天佐原名劉季眉（1913-1987），江蘇人，除了本書之外，還譯有《奧列佛爾》。蔣天佐在1947年寫的跋中說明了自己的翻譯策略：

迭氏的風格不是簡練的，文字亦然。翻譯的時候，幾次猶疑要不要加以修整，但結果仍決定任其拖沓--或許譯文拖沓得過了份也未可知，這要請好心的讀者指教了。我祇是盡可能保持原來的語氣⋯⋯遇到那些長得可怕的句子，我總盡力保持原樣，不隨便割斷，因為我覺得把外國語文的結構在合理範圍內介紹給中國人參考，也是翻譯的任務之一。

也說了翻譯此書的艱辛過程：

我先譯了迭氏的另一部作品（按：奧列佛爾），竟又發狠要譯匹傳，原有點傻。那是一九四四年，蟄居敵偽統治下的上海，環境固然不佳，個人亦復苦惱。不過，該死的已經決然要死，方生的正在初昇，所以生活的勇氣還好的。譯完那部之後，於是決定譯匹傳。進行到大約四分之一，像文化界的許多人一樣，我也被日本人找了麻煩。從「憲兵隊」出來之後，翻譯工作停頓了好久。後來在顛沛不安的生活環境裡，勉強又譯了四分之一。不久也就來了所謂勝利。勝利之後，我又正如許多別人一樣，亂忙了好一陣⋯⋯使我悲苦的是突然爆發的病，我瀕於毀滅。⋯⋯

這一年多來，餘下的四分之二譯完了。這期間，功夫僅有，卻不是什麼都有。而所沒有的或者竟是更重要的。並且，我漸漸覺得自己不是迭更斯的合宜的譯者。我的性格越來越笨重。祇是已經開了頭，應該做到底。於是我做了，如此而已，如此而已。（一九四七年四月一日於滬）

譯者從一九四四年開始譯，中間歷經戰爭、囚禁、戰後混亂、病痛，還是在一九四七年完成了這一大本書的翻譯。最後一段寫得相當黯然，「這期間，功夫僅有，卻不是什麼都有。而所沒有的或者竟是更重要的。」缺的是什麼呢？健康？還有一種輕快詼諧，好戲謔的心情吧！戰後加上大病，心態越來越蒼涼。其實一九四七年蔣天佐還不到三十五歲，就說自己「性格越來越笨重」，不適合譯迭更斯，令人嘆惋。可見好的譯本需要天時地利人和：譯者要有能力之外，還要有時間、健康、心態也要適合，真是不容易。

2.        Oliver Twist（1838）

【提要】

戒嚴時期只有一種譯本，源自大陸戰前舊譯──蔣天佐《奧列佛爾》（1948），在台灣翻印三次，另有中英對照節譯本和兒文改寫本多種。

【書目】

蔣天佐《奧列佛爾》（1948上海：駱駝書局）

1956       「海峰」《奧列佛爾》台北：新興書局

1969       未署名《孤雛淚》台南：北一出版社

1975       「劉明遠」《孤雛淚》台南：北一出版社

1956年新興譯本是蔣天佐版本

【評述】

蔣譯是該書在華文世界第二本中譯本，此前尚有林紓、魏易的全譯本《賊史》（1908）。蔣譯原名《奧列佛爾》，1956年台北新興書局時沿用此書名，後因電影《孤雛淚》（1968）紅極一時，台南北一出版社於1969年將蔣譯重排發行，書名改為《孤雛淚》，是Oliver Twist在台灣較為常見的書名譯法，兒童文學改寫本亦多採用。《奧列佛爾》是狄更斯第二部作品，筆調從上一部The Pickwick Papers的嘻笑怒罵改為沈重嚴肅，書中針砭童工、貧民收容所、青少年犯罪等社會問題。然譯者蔣天佐的譯筆信實如故，譯文與其《匹》作同有前飾過長的現象，例如：「有一個往昔大多的鎮市、無論大小、都有的那種機關」（頁1）、「因為它是任何時代任何國家的文學裡面最簡短而忠實的傳記標本了」（頁1）。除了前飾過長，導致理解不易，蔣譯甚至有因為譯文過於貼合原文而妨礙理解的情形，例如：

「雖則我不想說，在收容所裡出世，這事本身就是一個人類所可能碰到的最幸運和可妒羨的事情」

Although I am not disposed to maintain that the being born in a workhouse, is in itself the most fortunate and enviable circumstance that can possibly befall a human being,…

此句原文要表達的是在收容所出生並不可喜，然則蔣譯遵照原文句構，譯文初讀起來容易誤解成在收所出世既可喜又可羨，反不如林紓、魏易的譯本來得清楚：「須知兒生於卑田院中，初非倖事，亦無足賀者」。因此只能說是受直譯風潮所累的一個譯本，頗難閱讀。

3.        A Christmas Carol (1847)

【提要】

台灣僅有一種譯本，是在台灣初版。

【書目】

泰來《聖誕鬼異》（1958，台北：全民出版社）

【評述】

A Chrismas Carol是中篇小說，1919年有聞野鶴的譯本《鬼史》（上海：東阜兄弟），但台灣並沒有印行。戒嚴時期台灣唯一的全譯本是泰來的《聖誕鬼異》。譯筆流暢可讀，相當程度保留了狄更斯的趣味。如開場這段：

話說，馬里死了。⋯⋯
老馬死得像一顆門釘了。注意，我並不是說，依我自己的知識，我知道一顆門釘有怎樣特別的死。我自己也許傾向於將棺材釘視為生意上最死的一顆鐵器。但是我們祖先的智慧早有明喻；而我褻瀆的雙手不能攪亂它。所以你們要准許我加重語氣來重複，馬里死得像一顆門釘了。

「話說」、「老馬」都非常口語自然。譯者泰來沒有留下任何序跋，生平不詳，但所有的譯作都由全民出版社發行，可能就是陶希聖之子陶泰來。陶泰來上海交大畢業，隨父親來台後在中央紙業任職。

1958年泰來譯本，封面的圖是1847年英文原版插圖

4.        David Copperfield（1850）

【提要】

解嚴之前共有兩種譯本：許天虹《大衛．高柏菲爾自述》（1943）和董秋斯《大衛．科波菲爾》（1947），皆為大陸舊譯，其中以董譯流通較廣，共有四家出版社翻印，其中包括遠景和志文兩大出版龍頭。

【書目】

（1）        許天虹《大衛．高柏菲爾自述》（1943桂林:生活出版社）

1968       未署名《大衛．高柏菲爾自述》台北：哲志出版社

1975      未署名《塊肉餘生錄》台北：哲志出版社

1980       未署名《塊肉餘生記》台北：喜美出版社

不詳    未署名《大衛．高柏菲爾》台北：興隆出版社

哲志1975年版本書名改為《塊肉餘生錄》，仍是許天虹譯本

             

興隆出版社沿用《大衛・高柏菲爾》的書名，沒有年代，是許天虹版本

（2）        董秋斯《大衛．科波菲爾》（1947上海：駱駝書局）

1955       「元鑫」《塊肉餘生錄》台北：新興書局

1963       「趙元鑫」《塊肉餘生錄》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1978       「鍾文」《塊肉餘生錄》台北：遠景出版社

1985       「劉謙益」《塊肉餘生錄》台北：志文出版社

文化圖書的《塊肉餘生錄》是董秋斯譯本

遠景也採用董秋斯的譯本，署名「遠景編譯部」

【評述】

許天虹（1907-1958）本名許郁勛，是第一位以白話文翻譯David Copperfield的譯者，在其之前尚有林紓以文言譯述的〈塊肉餘生前編〉和〈塊肉餘生後編〉，許氏在〈譯者的話〉評價林紓的譯本，認為林紓不諳英文：

「內容跟原書自然頗有出入；而用文言文來譯述迭更司的小說，恐怕也難使我國的讀者窺見這位英美諸國婦孺皆知的最偉大的通俗作家的真面目。所以我們覺得有用白話文來把它重譯一道的必要。」

    

許氏為求普及譯文，因而選用白話文重譯David Copperfield，然而，許譯《大衛．高柏菲爾自述》雖然白話，但是由於譯文保留了大量原文的句構，離通俗尚有一段距離，例如：

「更其奇異的是我朦朧地記得的我極小時所有的關於他那白色墓碑的稚氣聯想，以及我常常對這在黑夜裡獨自躺在外邊的墓碑所感到的無限同情，因為我們的小小客堂裡燈火輝煌地又暖和又明亮，而它卻被關閉在我們屋外的墳場中──這在我有時覺得簡直是殘忍的事」，

又，許天虹的妹妹許粵華(1912-2011）是法文譯者黎烈文的妻子，1946年與黎烈文來台。黎烈文過世後與子女移民美國。

    董秋斯（1899－1969）本名董紹明，文學翻譯生涯始於1928年末，初期以翻譯蘇俄長篇小說為主，1939之後轉而翻譯英美名著，主張

「翻譯是寫别人的話……而這個别人又是外國人，他們的語法與我們的很不相同。如要把别人的意思和風格表達得好，也就是要忠實於原作，就不免要遷就原文的語法」，

其譯作《大衛．科波菲爾》即為「忠實」翻譯代表，追求形式對等，例如「據說，鐘開始敲，我也開始哭，兩者同時」（It was remarked that the clock began to strike, and I began to cry, simultaneously.），幾乎是字字對譯，異化程度遠在許譯之上，例如：

「對於墓地中他那白色的墓石，我所有的早年的幼稚的聯想；當我們的小客廳被火爐和蠟燭烘暖照亮時，當我們住宅的門──我有時覺得幾乎是殘忍地──關鎖起來時，對於獨自躺在那裡黑夜中的它，我時常感到的無法形容的同情：這種朦朧的記憶，使我覺得更加有一點奇怪」；

相較之下，早年林紓的譯文雖有脫漏，但語意明白：

「凡吾所有之知覺，但知門外新墳，即為亡親瘞骨之地。每經冬令，屋中爐火烘人，而吾父三尺斷墳，乃閉諸門外嚴寒風裡」，

雖以文言譯述，但似較後出的許譯和董譯易懂。又，許天虹譯本和董秋斯譯本都走直譯風格，有時不易分辨。第一章標題ㄨㄟ「我的誕生」

5.        A Tale of Two Cities（1859）

【提要】

1949之前，該書在狄更斯作品中譯本最多，包括魏易《雙城故事》（1928）、奚識之《雙城記》（1934）、張由紀《雙城記》（1938）、海上室主《雙城故事》（1940）、許天虹《雙城記》（1945）、羅稷南《雙城記》（1947），共計6種，其中奚識之、張由紀、許天虹、羅稷南的譯本，戒嚴時期皆在台灣流通，以許譯流通最廣，共計翻印8次，奚譯次之，共計4次，其餘兩種各翻印1次。

【書目】

（1）        奚識之譯註《雙城記》（1934上海：三民圖書公司）

1960       奚識之《雙城記》台北：文友書局

1968       未署名《雙城記》台北：宏業書局

1969       「唐明治」《雙城記》台北：五洲出版社

1972       未署名《雙城記》台北：文友書局

（2）        張由紀《雙城記》（1939上海：達文書局，啟明書局代售）

1954       「編譯部」《雙城記》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3）        許天虹《雙城記》（1945重慶：文化生活書局）

1963      「克健」《雙城記》高雄：大眾書局

1977       「紀德鈞」《雙城記》台南：綜合出版社

1978       「編輯部」《雙城記》台北：遠景出版社

1980       未署名《雙城記》台北：喜美出版社

1981       「編輯部」《雙城記》喜美出版社

1984       「齊霞飛」《雙城記》台北：志文出版社

1985       「編譯部」《雙城記》台北：文國書局

1986       未署名《雙城記》台北：書華出版事業公司

1963年署名克健的譯本是許天虹版本

（4）        羅稷南《雙城記》（1947上海：駱駝書局初版）

1975       「葉娟雯」《雙城記》台南：台南東海出版社

【評述】

奚識之的《雙城記》是目前可見最早的白話文譯本，採中英對照形式，正文前有夏晉麟的〈序言〉，說明出版中英對照的英文名著，目的在於裨利英文學習：「各校學生得到了這些華英對照的書籍可以無師自通，揣摩研究，用以識英文學之迷津，入英文學之堂奧」。或為便於中英對照，奚譯句構緊貼原文，並於譯文中夾註，有時是補充資訊，例如：「在英吉利的皇位上有一個下頷很大的皇帝（按此指英皇喬治第三）和一個面貌平常的皇后（按此指英皇喬治之后）」，有時則是評點作者的寫作手法「在法蘭西基督教牧師監察之下，對於民眾施行這樣仁義慈愛（這是本書作者迪更氏之反語而含譏諷之意）」，不過奚譯歐化傾向，語意含混不清，難以傳達作者的語氣：「很多事的著作家中的幾個，認為這一個時代是最文明的時代，或認為這一個時代是最野蠻的時代，如比較起來，都在牠兩者的最高度」。

    

張由紀的《雙城記》與奚譯相隔四年，正文前有譯者〈小引〉，作於「民國統一之二十五年中日外交緊張的十月」，文中將書裡的雙城，比之遠東的雙城，譯文開場「際此吉時良辰，又係凶戾惡日」，便展現與奚譯（「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惡劣的時代」）迥然的翻譯策略；張譯全書無註釋，譯風自由，可見詮釋過度而誤譯之處，「有些好批評的作者堅持著：這可算是一個真善美的時期，也可算是一個奸邪淫惡的時期，只要擇其兩者中之尤者以憑比較好了」。

相較之下，翻印次數最多的許天虹譯本通順在奚譯之上，正確在張譯之上：「有些最喧嚷的論客，無論說它好，還是說它壞，都一定要人們用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接待它」。不過，以「接待」來譯“receive”，似乎太直譯了，其餘如：「為了他沒有在雨中跪下來向他可以遙遙望見在五六十碼以外經過的一對汙穢的僧侶致敬」、「當這個受難者被處死時，正在法國和挪威的森林中生長起來的有些樹木以被那名叫『命運』的伐木人標明了」，都因直譯而顯得歐化，妨礙讀者理解，不過因為遠景選擇了許天虹譯本，就注定了這是戒嚴時期流通最廣的版本。

至於解嚴前最佳的譯本，應是羅稷南（1898－1971）的《雙城記》。羅稷南本名陳強華，北京大學畢業，精通俄文、英文，1931年翻譯高爾基《幼年時代》，從此走上文學翻譯之路。1947年翻譯《雙城記》時，用的是直譯法，對於原文的理解，遠較前三位譯者正確，語句也通順：「那時聲名最響底某些作家，對於牠的批評，說好說壞，都固執地祇用最高級底比較之詞」。雖然所用的「底」、「牠」都有濃厚的時代色彩，但並不妨礙理解。羅稷南曾於1955年重譯，除了改正誤譯之外，也修正了1947年因直譯導致的翻譯腔，例如 “He did it with some flourish of ceremony, for a mail journey from London in winter was an achievement to congratulate an adventurous traveller upon.”，原譯為

「他作得禮儀隆重，因為在冬天從倫敦乘郵車來到這裡是值得慶賀得冒險底旅客的一種成功」

重譯版則重新構句，譯為：

「他作得禮儀隆重，因為在冬天從倫敦乘遊車來到這裡是一種成功，值得向那冒險旅客致敬道賀的」

相形之下，重譯版較台灣通行的版本容易理解的多，可惜台灣採用的是1947年版本。

以下摘錄各譯本的首段：

It was the best of times,it was the worst of times. it was the age of wisdom, it was the age of foolishness, it was the epoch of belief,it was the epoch of incredulity,it was the season of Light,it was the season of Darkness,it was the spring of hope,it was the winter of despair,

we had everything before us, we had nothing before us,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o Heaven, we were all going direct the other way— in short, the period was so far like the present period, that some of its noisiest authorities insisted on its being received, for good or for evil, in the superlative degree of comparison only.

魏易（1913）：

時之聖者也，時之凶者也。此亦蒙昧世，此亦智慧世。此亦光明時節，此亦黯淡時節。此亦篤信之年，此亦大惑之年。此亦多麗之陽春，此亦絕念之窮冬。人或萬物具備，人或一事無成。我輩其青雲直上，我輩其黃泉永墜。當時有識之士咸謂人間善惡或臻至極，亦必是有所本，勢無可管，但居之習之可也。

奚識之（1934）：

這是最好的時代，這是最惡劣的時代；這是才智的時代，這是愚笨的時代，這是可信任的時代，這是懷疑不足信的時代，這是光明的時代，這是黑暗的時代，這是充滿了希望的春季，也是失望的冬季，我們有不論有什麼東西，在我們之前也沒有什麼東西，我們大眾是樂天知命，我們大眾也是墮入地獄。--總而言之，這時代是像現在的時代，很多事的著作家中的幾個，認為這時代是最文名的時代，或認為這時代是最野蠻的時代，如比較起來，都是在牠兩者的最高度。

張由紀（1939）：

際此吉時良辰，又係凶戾惡日。是智慧的時期，卻又是愚蠢的時期。是足以取信的時期，而又是難於置信的時期。這個時候，是「光明」，亦是「黑暗」，有春日的希冀，又有冬天的失望。我們有一切，我們也沒有一切。我們可以上升天堂，亦可以下墮地獄。--簡括的說，這個時期是很像當代的時期，因為有些好批評的作者堅持著：這可算是一個真善美的時期，也可算是一個奸邪淫惡的時期，只要擇其兩者中之尤者以憑比較好了。

許天虹（1945）：

那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那是智慧的時代，也是愚蠢的時代；那是信仰的時代，也是懷疑的時代；那是光明的時季，也是黑暗的時季；那是有希望的春天，也是絕望的冬天。我們的前途有著一切，我們的前途什麼也沒有；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天堂，我們大家在一直走向地獄--總之，那個時代是跟目前這時代如此相像，以致於有些最喧嚷的論客，無論說它好或說它壞，都一定要人們用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接待他。

羅稷南（1947）：

牠是最好的時候，牠是最壞的時候；牠是智慧的年代，牠是愚蠢的年代；牠是信仰的時期，牠是懷疑的時期；牠是光明的季節，牠是黑暗的季節；牠是希望之春，牠是失望之冬；人們前面有著各樣事物，人們前面一無所有；人們正在直登天堂，人們正在直下地獄。--總之，那時和現代是這樣相像，以至於那時聲名最響底某些作家對于牠的批評，說好說壞，都固執底祇用最高級底比較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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