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耿濟之的外孫都被騙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台灣流傳的不少，耿濟之(1899-1947)大概是杜氏在台灣最有名的譯者。其實耿濟之病逝於1949之前，本不在戒嚴時期的禁書名單之內，但早年有好幾本他的譯本並沒有署名。後來出版社陸續署名他的作品出版之後，卻更加詭異，把不是他翻譯的作品也算做是他的。遠景1986年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中一共收了六本署名「耿濟之」翻譯的作品，但其中只有三本是耿濟之翻譯的。這六本的譯者是:

1. 《死屋手記》:耿濟之(1947，上海:開明)
2. 《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邵荃麟(1943，上海:文光)
3. 《罪與罰》:汪炳焜(1936，上海:啟明)
4. 《白癡》:高滔/宜閑(1943，上海:文光)
5. 《少年》:耿濟之(1948，上海:開明)
6.《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耿濟之(1947，上海:晨光)

遠景的作法，也許是因為名人效應吧，反正聽過耿濟之的人多，又沒什麼人聽過邵荃麟、汪炳焜、高滔、宜閑等人，那就全都署名耿濟之吧。(朱生豪也被糊里糊塗多塞了好幾本譯本，另文再談)
       可憐對岸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台灣有耿濟之失傳多年的《罪與罰》，特地在2009年飛到台北來親眼見證奇蹟，見到他外公的四個《罪與罰》版本: 1968年江南出版社；1974年學海書局；1977年遠行出版社；1979年遠景出版社。以上這四個版本都沒有署名譯者，陳逸之所以斷定這四個版本是他外公所譯 (耿濟之的確有翻譯過《罪與罰》，但原稿在戰亂中失傳)，是因為1986年遠景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和這四個版本相同；殊不知1986遠景版根本不是耿濟之的譯本，而是汪炳焜譯本。如果陳逸多看一下啟明版的《罪與罰》，就知那四個未署名版本的源頭。只是汪炳焜並非名譯者，汪譯本在大陸並非流行版本，相當少見，以致於陳逸根本不知有此版本，才誤以為是他外公失傳多年的版本。感動之餘，還把這個譯本捧回美國，重新潤飾後於2012年出版(還是遠景!)，還找了鄭振鐸的孫子鄭源作序。殊不知學海、遠行、遠景都出過許多偽譯，出版資料並不可靠。事實上，汪炳焜譯本還不只這四種版本，還有台灣啟明版和青山版本。

2012年遠景出版陳逸譯本，封面有「耿濟之原譯」字樣，但其實陳逸看到的是汪炳焜譯本

這四本遠景版(1986)都署名耿濟之翻譯，其實只有兩本是耿濟之的譯本

遠景系列還有兩本署名「鍾文」翻譯，即《淑女》和《窮人》，也是大陸舊譯。《淑女》是王維鎬譯本(1947，上海:文光)，《窮人》則是文穎譯本(1949，上海:文化生活)。文穎是名譯者汝龍的妻子，這本《窮人》是根據英譯本譯出的，還曾出現在台灣1958年的禁書名單上。

署名鍾文翻譯的《淑女》，是王維鎬譯本

署名鍾文翻譯的《窮人》，是文穎的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罪與罰》，是汪炳焜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白癡》，是高滔，宜閑(胡仲持)合譯

這本才真的是耿濟之翻譯的

        至於志文出版社在1985年署名「劉根旺」的《罪與罰》，其實是1979年的岳麟譯本(上海譯文)。也就是說，戒嚴期間台灣通行的兩種《罪與罰》，真正譯者是汪炳焜和岳麟，卻被標示成耿濟之和劉根旺。

志文署名劉根旺(1985)的譯本，是岳麟的譯本(1979上海譯文)

亦兒女，亦英雄的亞森羅蘋

啟明版本的《無窮恨》為姚定安所譯，原書名為"813"

     「亞森羅賓以一身兼為劇盜和偵探，是一個亦兒女，亦英雄，風流倜儻而任俠慷慨的人物。」
         法國作家Maurice Leblanc (1864–1941)所創造出的亞森羅蘋，是我小時候的最愛之一。和風流倜儻的亞森羅蘋相較之下，英國的福爾摩斯似乎黯淡無味許多。當然，我小時候看的是東方的兒童版本，根據愛書人李志銘的考證，該套亞森羅蘋是根據南洋一郎的日譯本轉譯的。 詳情請見李志銘的 「久違了，怪盜與名偵探」一文。但李志銘接下來的這段話卻大有問題: 「原本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1912-1987）翻譯的《亞森羅蘋俠盜案》亦改作《亞森羅賓案》，是戰後台灣島內最先流傳面市的譯本。」
       其實這套台灣啟明版的亞森羅賓全集，1959年和1960年兩版都是署名「啟明編譯所」，一看便知是譯者留在大陸時的標準做法。掛上老闆娘應文嬋的版本沒有年代，可能是後來老闆夫婦赴美避難之後員工出的，啟明1975年版的《三劍客》也掛應文嬋的名字，但內文是曾孟浦根據伍光建譯本改寫的白話本《俠隱記》，當然不是應文嬋翻譯的。所以我一看便起了疑心。回到亞森羅賓全集，如果不是應文嬋翻譯的話，是誰翻譯的呢?
       今天從網路購得其中一本《無窮恨》，立刻展開調查。啟明的書一般並不難查，很快就查到是上海啟明1942年姚定安的版本，對照內文完全一致，標準啟明作法。接著又根據書上的內頁資料，逐一查出各本譯者:
一、《在監獄中》，林華翻譯。
二、《鬥法》，林華翻譯。
三、《移花接木》，姚定安翻譯。
四、《神秘的鐘聲》，林華翻譯。
五、《無窮恨》，姚定安翻譯。
六、《身後事》，姚定安翻譯。

     

啟明版的《身後事》，亦為姚定安所譯

全套六本，兩位譯者各翻譯了三本，第一本《在監獄中》前面的〈小引〉由兩位譯者共同署名。 啟明版廣告詞「亞森羅賓以一身兼為劇盜和偵探，是一個亦兒女，亦英雄，風流倜儻而任俠慷慨的人物。」就是出自這篇〈小引〉。這篇〈小引〉還有一點非常有趣，在分析作品特色時還刺了福爾摩斯一下:

亞森羅賓的故事...借劇盜而吐社會的不平，

則比福爾摩斯徒為法律與資本家的鷹犬，較高十倍。

     以前的譯者還真敏感，我就沒想過福爾摩斯與資本主義的關係。
     另外，李志銘又說，啟明出事之後，「短短幾年內，台灣啟明版全套《亞森羅賓案》和《福爾摩斯探案集》旋即在書店架上蕭然隱退..而其間所造成的出版文化斷層﹐自然就不可避免地從日本翻譯圖書來填補了。」事情也沒這麼單純。啟明版是消失了，但抄襲者還在默默地替啟明開枝散葉。下面這本台灣智揚出版社的《亞森羅蘋全集》(1986年版本，署名張鼎譯)，是我從香港舊書店買回來的，一直沒對出源頭，今天也一併破了案，原來就是啟明版。《無窮恨》改名為《古城血案》，其他章名及內文沒有什麼大變動，「大佐」、「司帳」、「合意的人兒」、「見問」、「新聞紙」、「害病」等都照抄不誤，頗有民初風情，只是「羅蘋」之名已深入人心，全書的「羅賓」都改為「羅蘋」。另一個比較奇怪的變動是啟明版有六本，智揚版卻少了第二本，就是亞森羅蘋對上福爾摩森那一本。從目錄判斷可知，1976年長城版、1987大夏版、甚至今年才出的漢湘版，都同為啟明一脈。

1994年將門文物出版，只收《在監獄中》和《神秘的鐘聲》，皆為林華所譯

1986年智揚版本，全一冊，除了《鬥法》未收之外，其他五本均收錄。

皮諾喬像豬八戒?--徐調孚的木偶奇遇記

台灣開明的《木偶奇遇記》(1956)，未署名，實為上海開明徐調孚譯本(1928)

        《木偶奇遇記》當然大家都知道故事，但可能大多數人心目中的小木偶，是美國迪士尼的版本吧。這本上海開明知名編輯徐調孚1928年的譯本，封面是豐子愷畫的，畫的應該是Pinocchio和那個糊塗的大猩猩法官。台灣開明1956年重出時署名「開明編輯部」，〈譯者的話〉保留了一部分(提到顧均正、鄭振鐸、謝六逸、葉聖陶、豐子愷等「附匪」諸人的段落當然都刪掉了)，但有趣的是改了一個小地方:

徐調孚說:

在意大利的一切童話書中，這是最有名和最討人喜愛的一冊。匹諾曹的名字在他們的家庭內，差不多和豬八戒在我們的家庭裡一樣的熟悉。

台灣開明版說:

在意大利的一切童話書中，這是最有名和最討人喜愛的一冊。匹諾曹的名字在他們的家庭內，差不多和孫行者在我們的家庭裡一樣的熟悉。

          以中國作品比附，是當時文人的習慣，不足為奇；當時譯序中把西方人物比做賈寶玉、王熙鳳、臥薪嚐膽的勾踐我都見過。但究竟為什麼要把豬八戒改為孫悟空，這就可能只有開明的編輯才知道了。徐調孚的譯本頗受歡迎，我其實是從范泉的《木偶奇遇記》知道徐調孚這個名字的: 范泉在書末附記中說，自己的節譯本除了用英譯本之外，主要參考了徐調孚的中譯本，人名也沿用徐譯的「匹諾曹」。范泉的譯本是1948年上海永祥印書館出的，國圖有此書，可能是1949年以前直接自上海購入的書。木偶看起來有點「奸巧」，不像迪士尼版那麼可愛。而且當時都譯作「木偶」而不用現在流行的「小木偶」，也可看出Pinocchio的確有越來越可愛討喜的傾向。(所以從豬八戒變成孫悟空嗎?)

    
         《木偶奇遇記》還有姊妹作《木偶游海記》，不過不是原作者Collodie寫的，而是30年後他的姪子Rambadi寫的，英文書名是Pinocchio Under the Sea(1913)，把小木偶在海中尋父的那一段拿出來大做文章，其實是介紹海裡各種生物的科普教育書。開明也出了這本書，譯者是宋易，生平不詳，台灣開明照例署名「開明編輯部」。這個譯本有趣的地方在於，譯者在插圖解說裡有加料。例如提到牡蠣時，解說中有一句「牡蠣肉很好吃，我國寧波等處都產之。」又一有圖畫鲎魚，解說是: 「鱟(音候)魚遍身有甲殼，圓形，尾很長，全身長一二尺。近尾部的肉很鮮美，我國福建沿海亦產，福建人把來當好食品的。」旗魚的解說最後一句:「肉淡紅，味很可口。」真不知道是介紹海中生物還是介紹水產。

台灣開明版本(1956)，未署名，實為上海開明宋易譯本(1934)

台大院長背書的教科書，還是譯者不詳:世界通史是誰譯的?

東亞書社版本，採劉啟戈譯本增補，由台大歷史系主任沈剛伯校訂。

這本1956年台北東亞書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封面上有好多人的名字。原作者三位：海思、穆恩、威蘭；增訂者兩位：李方晨、陳大端；製圖者蔡正倫；校訂者沈剛伯。但是不是少了誰呢？海思、穆恩、威蘭三位是美國史學家，用的是英文；李方晨、陳大端是中國史學家，用中文增訂1945-1954的部分。沈剛伯教授是台大文學院院長。明星組合，一時之選。但這本書到底是誰翻譯的呢？原來是對岸輔大史學教授劉啟戈所譯，1948年上海大孚公司出版。戒嚴時期，附匪學者不算人，明明是一本翻譯過來的歷史教科書，偏偏漏了譯者的名字。東亞書社版本賣得很好，版次很多，大概有不少學校採用作為教科書吧。

上海大孚1948年版本，有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的序。台灣版本無此序。

1952年東方書店署名「胡邁」的版本，即劉啟戈譯本

另外一套台北世界書局1959年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分為《世界史上古編》和《世界史中古編》，原作者就是《世界通史》的前兩位，海思即海士(Carlton Hayes)，穆恩即蒙(Thomas Moon)。這是他們兩位較早的著作，譯作也比較早，是1930年代作品。台北版本在目次前扉頁有誌:

是冊本公司在滬譯印時原稱「上古世界史」今承  任卓宣先生以所藏者見假重印謹此致謝  

(按:原文無標點，僅任卓宣先生前空一格抬頭)

既有原書名，又知道是上海世界書局本版書，譯者一查便得。這兩本書是伍蠡甫與徐宗鐸合譯，《上古世界史》是1933年出版，《中古世界史》是1934年出版。伍蠡甫是翻譯家伍光建之子，譯作不少，在台灣被冒名翻印的至少還有《哈代短篇小說集》、《瑞典短篇小說集》、《新夫婦的見面》三本。另一位伍家子弟伍況甫，也有一本《萬能的人類》(房龍作品)在台灣被冒名翻印。伍況甫、伍蠡甫和徐宗鐸都是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可見匿名出版大陸譯本並不限於文學作品，恐怕1950年代鋪天蓋地都是大陸譯本。歷史系的大學用書，也是從1950年代就在用大陸的譯本了。

上海世界書局版本書名為《上古世界史》，譯者為伍蠡甫和徐宗鐸

上海世界書局版本書名為《中古世界史》，譯者亦為伍蠡甫和徐宗鐸

短命的台灣省編譯館(1946-1947)

        台灣省編譯館是戰後台灣第一個官方的編譯機構，直屬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8月成立，館長是許壽裳，為行政長官陳儀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許壽裳邀請了同為魯迅好友的李霽野來台擔任名著編譯組主任，計畫短期內出版五百種世界名著，「以提升國民文化水準」。根據蔡盛綺〈戰後初期台灣的圖書出版--1945-1949〉一文，「該組出版了李霽野譯《莪默詩譯》、《四季隨筆》、李竹年譯《我的學生生活》、劉文貞譯《鳥與獸》、劉世模譯《伊諾克亞敦》、金瓊英譯《價值論》、《美學的理想》、謬天華譯《論語今譯》。」八種。」但林耀樁在《錢鍾書與書的世界》一書中卻說，只有在1947年1月出了李霽野的《四季隨筆》，其他待印書另有五種，來不及出版，包括劉文貞的《鳥與獸》。

四季隨筆封底列出六本書目，但二到六都是待印。
譯者跋寫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實際出版是次年一月

        到底是出了八種，還是只出一種? 其實只要找出劉文貞的 《鳥與獸》，事情就很清楚了: 事實上這套書並沒有出足八種，也不是只出一種，而是出了兩種。以下是相關的時間表:

             1946/10  李霽野與劉文貞夫婦抵台

             1947/1    出版李霽野的《四季隨筆》

             1947/2    二二八事件

             1947/5    裁撤長官公署，台灣省編譯館隨之解散

             1947/6    出版劉文貞的《鳥與獸》

             1948/2     許壽裳在台大宿舍被暗殺

             1949/4     李霽野，劉文貞夫婦匆促離台返大陸         

李霽野一九四六年十月才抵台，怎麼十二月就能譯完《四季隨筆》？其實他在重慶北碚就已經譯完了，只是把稿子帶來台灣，用日譯本校注後在台出版。

        

為什麼台灣省編譯館五月解散，六月還能出版《鳥與獸》?想來應該是五月間書已印好，只是版權頁印上六月。至於其他幾本待印書籍，就真的沒有出版機會了。所以這個名著編譯計畫，最後只成就了李霽野夫婦，各出了一本書，各印行2000冊。其他幾位譯者，劉世模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李霽野的學生金瓊英也回大陸去了，是雲南大學教授；李竹年(李何林)也在許壽裳遇害後逃回大陸。也就是說，本來想轟轟烈烈翻出五百種世界名著的大計，不想遇到政治問題，死的死，逃的逃，做鳥獸散，最後只出了兩本。一群好友只有臺靜農留在台灣，成了名師。

《四季隨筆》在台灣還蠻流行的，後來以不署名或署假名的方式出了好多版本；李霽野戰前翻譯的《簡愛》，更是戒嚴期間被盜版最多次的小說。但太太劉文貞的這本《鳥與獸》，雖然有老公李霽野的序，但也許出版時機不對，後來也沒有見到盜版；大陸也沒有見到其他版本。這是一本描述鳥類和動物的散文集，作者William Henry Hudson(1841-1922)是出生於阿根廷的美國人，喜好賞鳥，這本《鳥與獸》是從他多本書中選出的文章合集。根據李霽野的序，這本書和《四季隨筆》一樣，都是抗戰期間翻譯的。又，劉文貞是李霽野在天津女子師院的學生，李霽野為了這段師生戀，還被迫辭去天津師範教職。因有此背景，李霽野還在序中提到「此書經我校改」，擺出老師的譜，為愛妻掛保證。

        

非日記的董顯光日記

        我們平常見到的名人日記，就算這些名人在寫作時早已想到未來有出版的一天，總還是會有些日常待人接物的記載。哪天見了誰，誰送了什麼書，幫誰寫了什麼東西之類的。但從未見過像《萬年長青》這本所謂的「顯光先生日記」這樣，從頭到尾沒有一點個人作息的記載，完完全全都是勵志文章，還有標題。例如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記題為「不必追悔」，內容則是鼓勵讀者要向前看，不要為過去的失敗懊悔云云。這種寫法根本不像日記，只有《荒漠甘泉》之類的靈修書籍才會這樣寫吧。

果然，這是一本翻譯的書。但1974年的版本封面上雖有「董顯光博士譯」的字樣，內頁封面卻仍題「顯光先生日記」，而且各家寫的序跋也都當它是日記；只有「編者的話」承認，有遠居美國的讀者發現這本書是一本譯作，而非日記。但編者一再強調，「無論是董博士自作或譯作，皆無增損本書的價值」，卻完全不提原作為何。而且許多網路上的資料，也都還是把它當成董顯光日記來討論，這就引起了我的興趣，決心把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弄清楚。

1976年版本封面，「董顯光博士譯」的字體與「萬年長青」不同

        
         董顯光(1887-1971)，浙江人，知名報人，曾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這本書是在他過世之後，同事曾虛白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本「以中文手書的日記」，從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寫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正好一年，於是加以校閱出版，名為《顯光先生日記--萬年長青》，於1971年出版。三十三年是抗戰勝利前一年，據曾虛白推斷，「顯光兄在三十三年寫的這本日記是他綜合抗戰期中領導國際宣傳艱苦奮鬥寶貴經驗所產生智慧的結晶。」這當然是誤會一場，董顯光從頭到尾也沒有說這是一本日記，只是有標註日期而已。

     這件事情是溫英幹教授發現的。1971年夏天，他在美國即已發現這本書不是日記，而是譯作；原作為Kleiser的Inspiration and Ideals: Thoughts for Every Day(1917). 這本書已是公共版權，在網上即可閱讀全文。比對之後，確實就是《萬年長青》一書的原作。從1933年到董顯光先生過世為止，他都沒有拿出這份譯稿出版，究竟是什麼原因? 或許當年有人贈書給他，他就翻譯了這本書，作為自己勉勵修身之用，本無公開出版之意? 還是打算日後有空修潤再出版，卻一直苦無機會? 這原因現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但出版社先把人家譯作誤以為是日記出版，出版後明明已經有人指出錯誤了，又遮遮掩掩不肯大方承認，即使封面改為「譯」，但又不把原文寫出來，也沒提到這位「遠居美國的讀者」究竟是誰，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2009年《宇宙光》雜誌還是把《萬年長青》當成董顯光日記，讓人已在國內的溫英幹教授頗為不滿，特地去函更正。無奈的是，現在搜尋《萬年長青》，大部分的資料都還是當作董顯光日記，自動把「譯」字跳過去不看。可見出版社遮掩策略成功，只要不寫出原作者和原書名，大家就很容易忘記這是一本翻譯作品了。

網路上有1918年版本，可全文閱讀

限制級與普遍級的譯本:再談狄公案

        如上篇所述，狄公案主要有兩套譯本，陳來元和胡明的譯本早出，臉譜的是2000年出版，前者中文流暢，後者翻譯腔較重。因網友提醒，隨手翻了翻原文，果然頗有令人吃驚的發現。原來陳來元譯本是淨化版來的，把原來限制級的段落譯成普遍級了。

        在這本《湖濱奇案》中，有一段女主角跳脫衣舞的描述:

季振東，康美君譯本(臉譜):

她雙目低垂，可她擺動的柔軟如水的肢體卻艷麗逼人，激情迸發，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驟然間，她那白綢衣衫從肩頭滑落，露出了豐滿圓潤的乳峰。...一聲震耳的鑼鳴，管弦絲竹猛然中斷，舞姬的飛旋也嘎然而止；足間豎立，兩臂高舉，活脫脫像一尊美輪美奐的玉雕仙女，唯見她那酥胸仍在波動起伏。

對照原文，確有其事:

Her impressive, slightly haughty face with the downcast eyes stressed by contrast the voluptuous writhing of her lithe body that appeared to personify the flame of burning passion. The robe fell away, exposing her perfectly rounded naked breasts....Suddenly there was a deafening clash of the gong and the music ceased abruptly. The dancer stood still, high on her toes, her arms rasied above her head, still as a stone statue. One only sae the heaving of her naked breasts. (P31-32)

但在陳胡翻譯的《湖濱案》中，好幾段描述舞姿的段落濃縮成一小段，而且絕對沒有脫衣服:

杏花笑顏溶漾，如三春桃李，舞態自若，如風中柔條。漸漸額絲汗潤，蟬鬢微濕，凝脂裡透出紅霞來。...杏花如狂風急雨一般旋轉跳騰，似一團霓霞閃爍明滅，一簇仙葩搖曳舒發。忽聽得一聲中天鶴唳，音樂嘎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向眾人叩謝。

      我對中國古代是否有這種脫衣舞並沒有研究，只是就這段看來，臉譜版本的譯者相當忠實，還會把石像譯成更有美感的玉雕；而陳胡譯本或許覺得在官爺面前跳脫衣舞不倫不類，或因譯本出版時間較早(1982年)，不敢譯出脫衣細節，總之是重寫了這段，成了老少咸宜的淨化版。

     話說回來，在高羅佩的世界裡，女生也太常脫光衣服了吧。像下面那張四漆屏中的插畫，縣官下午見到妻子在房中裸睡，並不以為異，之後才發現自己好像殺了妻子(旁邊也沒看到衣物)。原來古中國這麼有趣，不但有脫衣舞表演，太太在家也都不太穿衣服的。

四漆屏的插畫之一，縣官夫人下午原在房間裡裸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