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17日 星期六

李映萩有沒有抄滿濤的狂人日記?

        1994年,在文建會主辦的「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上,呂正惠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西方文學翻譯在台灣〉(1996年出版),文中提及不少抄襲大陸譯本情事。其中大部分我都已知,但呂教授說李映萩的《狂人日記》是抄滿濤的,頗讓我吃驚。李映萩是李永熾教授的筆名,譯作頗多,也與其夫人方瑜教授合譯過伏爾泰的《憨第德》,理應不會涉及抄襲才是。仔細檢查這本《狂人日記》,才知道兩位教授都沒有錯: 這本《狂人日記》收了五篇果戈里的短篇小說,其中兩篇是滿濤譯的,包括〈狂人日記〉和〈涅夫斯基大街〉(滿濤譯為〈涅瓦大街〉)兩篇;但其他三篇並不是滿濤譯本。仔細看封面和版權頁寫的是「李映萩等」譯,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其他三篇小說的譯者就是李映萩;而那個「等」,當然就是戒嚴期間不能出現的滿濤了。
1977年志文出版的《狂人日記》,署名「李映萩等」譯,
其中有兩篇抄自滿濤的《彼得堡故事》(1957)。此為1997再版封面。







滿濤的〈狂人日記〉首先發表於《譯文》(1954),
後來才收於
《彼得堡故事》(1957)

〈狂人日記〉滿濤譯文(1954):

今天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早上起得很遲,當馬符拉把擦乾淨的長統靴給我送來的時候,我問她幾點鐘了。聽說早已打過了十點鐘,我就盡快地穿起衣服來。我得承認,我是絕對不會到衙門裡去的,因為早就知道我們的科長會繃起一張陰沉的臉。他老是對我說,「老弟,你怎麼腦子裡老是這麼亂七八糟的?...」可惡的長腳鷺鷥!

〈狂人日記〉志文版譯文:
今天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早上我起得很遲,當馬符拉把擦乾淨的長統靴送來給我的時候,我問她已經幾點鐘了。聽說早已打過了十點鐘的鐘響,我就趕忙穿衣服。我得承認,我是絕對不會到衙門去的,因為早就知道我們的科長必然起一張陰沉的臉孔來。他老是對我說,「老弟,你腦子裡怎麼老是這麼亂七八糟的?...」可惡的長腳鷺鷥!

顯然志文只是稍作編輯,多加幾個贅字罷了。連比較奇特的「衙門」一詞都沒改,倒是1957年收錄在《彼得堡故事》的版本把「衙門」改為「部」,跟後面的「科長」比較協調。顯見志文抄的應該是較早的版本。

滿濤,本名張逸侯(1916-1978),北平人。留學日本,翻譯過不少俄文作品,包括契科夫的《櫻桃園》。這本《彼得堡故事》收了七篇小說,但其中〈鼻子〉〈外套〉〈馬車〉三篇與志文版(志文版譯為〈鼻〉〈外套〉〈蓬車〉)結構用語差別都很大,和上述〈狂人日記〉情況大不相同。因此可以還李映萩一個公道,這本並不是全然抄襲滿濤的,版權頁也寫的是「李映萩等」。只是1977年志文初版時尚在戒嚴期間,隱瞞對岸譯者名字情有可原;但解嚴之後,1994年呂正惠教授也說話了,1997年志文再版此書仍只寫「李映萩等」而隻字不提另一位譯者「滿濤」,似乎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而且可能因為滿濤的名字從未出現過,很多書目資料直接把《狂人日記》這本書的譯者登錄為李映萩一個人,真的有點佔了滿濤便宜。


1957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彼得堡故事》為滿濤所譯,
其中有兩篇收入志文版的
《狂人日記》

2 則留言:

  1. 所以依照您的行文,看來你的意思是,1997年的再版是譯者(李教授)有意佔便宜?
    這到底是出版社的問題,還是譯者的問題?作為一個讀者,對出版行業也不太瞭解,但我其實有點無法想像在這種事上,譯者可以主張什麼?這又不是自費出版的書籍。

    回覆刪除
    回覆
    1. 我說的明明是出版社啊:『1997年志文再版此書仍只寫「李映萩等」而隻字不提另一位譯者「滿濤」,似乎就有點說不過去了』,哪裡有說譯者了,更何況哪裡說李教授「有意」?我部落格寫了這麼多年,從來沒有責備過任何一個譯者,我談的都是戒嚴和出版社的問題。林語堂、伍光建也都被塞了好多不是他們譯的作品,這些譯者都遠不如他們,難道他們也有意佔便宜?
      但譯者即使是賣斷的,還是有姓名表示權,可以跟出版社要求更正為「滿濤、李映萩譯」。滿濤沒有代表來告,台灣譯者也沒有抗議,學界也沒有動作,出版社因循舊例當然不會主動更改。志文有被大陸譯者提告而改正的前例喔。

      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