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長銷的魯賓遜飄流記--胡鳴天，紀德鈞和鍾斯譯本都是吳鶴聲譯本

1955年，台北的大中國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署名「胡鳴天」的《魯賓遜漂流記》。二十餘年之後，台北的遠景出版社在1978年也出版了一本《魯賓遜漂流記》，譯者署名「遠景編輯部」，內文即「胡鳴天」譯本，後來遠景在1987年改版時又改署「鍾斯」翻譯。由於1950年代台灣幾乎所有的文學譯本都是直接由大陸或香港引進，本地譯本極少；大中國、遠景又都是出版戰前舊譯的大本營，筆者強烈懷疑這個譯本是1949年前譯本。但筆者在上海圖書館比對了該館所有民國時期譯本，皆非源頭；在古籍網、孔夫子網、北京清華大學各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等各地，也都找不到相似版本。難道真有「胡鳴天」此人存在？最後在台灣的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發現台灣師大圖書館書目有一本1946年版的「吳鶴聲」譯本，全台灣僅此一本，可惜實書已亡佚不存，無法比對；孔夫子網曾有一本1937年版的吳譯本，還註明「希見版本」，可惜也已賣出。無計可施之下，筆者注意到吳鶴聲譯本的作者譯名為「特福」，與通行的「迪福」或「狄福」不同；而書目上看到1972年台南的綜合出版社署名「紀德鈞」翻譯的《魯賓遜漂流記》，作者亦譯為「特福」，因此筆者猜測或許有可能為吳鶴聲譯本。透過文獻傳遞借到綜合出版社版本，翻開內頁第一頁，赫然印有兩行小字: 「英國特福著/吳鶴聲譯述」，內文果然和「胡鳴天」版一字不差，顯然是同一個譯本。因此筆者跑了上海、北京、香港均無所獲，最後竟依賴台灣一個冒名翻印版本而得知譯者名字，也算是奇案一樁。至於綜合出版社的編輯是因為拿「種子書」直接翻印，無意間留下這個破綻，還是有意留下線索，以待後人查考，年代久遠已不可考。

        另一個要考慮的問題是，「胡鳴天」、「紀德鈞」、「鍾斯」會不會是吳鶴聲的筆名? 這只要看看同樣署名的其他作品就可知道。就筆者所過目譯本，同樣署名「胡鳴天」的偽譯本還有下列數種:

「胡鳴天」(1953)《小婦人》à 實為林俊千(1946)《小婦人》(上海:春明)

  「胡鳴天」(1954)《好妻子》à 實為章鐸聲(1947)《好妻子》(上海:春明)

  「胡鳴天」(1957)《孤兒歷險記》à實為章鐸聲(1940)《孤兒歷險記》(上海:光明)

  「胡鳴天」(1957)《頑童流浪記》à實為鐸聲、國振(1942)《頑童流浪記》(上海:光明)

  「胡鳴天」(1959)《傻子旅行記》à實為劉正訓(1941)《傻子旅行》(上海:光明)

「紀德鈞」的紀錄(皆由台南綜合出版社出版)也不遑多讓:

  「紀德鈞」(1972)《湯姆歷險記》à實為章鐸聲(1940)《孤兒歷險記》(上海:光明)

  「紀德鈞」(1972)《小男兒》à實為汪宏聲(1937)《小男兒》(上海:啟明)

  「紀德鈞」(1972)《簡愛》à實為李霽野(1936)《簡愛自傳》(上海:文化生活)

  「紀德鈞」(1977)《誘》à實為羅塞(1949)《誘》(上海:正風)

  「紀德鈞」(1977)《雙城記》à實為許天虹(1950)《雙城記》(上海:神州國光社)

  「紀德鈞」(1981)《傲慢與偏見》à實為東流(1951)《傲慢與偏見》(香港:時代)

「鍾斯」(遠景出版社)更是英、法、俄、義、西各種語種包辦，如以下各筆:

  「鍾斯」(1979)《紅字》à實為傅東華(1937)《猩紅文》(上海:商務)

  「鍾斯」(1980)《鐘樓怪人》à實為陳敬容(1948)《巴黎聖母院》(上海:)

  「鍾斯」(1981)《天方夜譚》à實為納訓(1957)《一千零一夜》(北京:人民文學)

  「鍾斯」(1981)《馬丁伊登》à實為吳勞(1955)《馬丁伊登》(上海:平明)

  「鍾斯」(1982)《十日談》à實為方平，王科一(1958)《十日談》(上海:上海文藝)

  「鍾斯」(1986)《何索》à實為宋兆霖(1985)《赫索格》(桂林:灕江)

「鍾斯」(1986)《青樓》à 實為韋平，韋拓(1982)《青樓》(昆明:雲南人民)

  「鍾斯」(1987)《傲慢與偏見》à實為東流(1951)《傲慢與偏見》(香港:時代)

  「鍾斯」(1988)《塊肉餘生錄》à實為董秋斯(1947)《大衛．科波菲爾》(上海:)

「鍾斯」(1988)《小婦人》à 實為林俊千(1946)《小婦人》(上海:春明)

「鍾斯」(1988)《天路歷程》à 實為謝頌羔(1935)《天路歷程》(上海:廣學會)

「鍾斯」(1990)《安娜卡列尼娜》à 實為高植(1949)《安娜卡列尼娜》(上海:文化生活)

「鍾斯」(1990)《包法利夫人》à 實為李健吾(1948)《包法利夫人》(上海:文化生活)

「鍾斯」(1991)《茶花女》à 實為夏康農(1929)《茶花女》(上海:知行)

「鍾斯」(1993)《復活》à 實為高植(1943)《復活》(重慶:生活)

「鍾斯」(1993)《簡愛》à 實為李霽野(1936)《簡愛自傳》(上海:文化生活

由此可知「胡鳴天」、「紀德鈞」、「鍾斯」這三個是常見的假名，所取代的真正譯者超過二十人，絕不可能是某一位譯者的筆名。而真正的譯者吳鶴聲，則從未出現在台灣各翻印版本的封面與版權頁，可以說埋名在小島上超過半世紀而無人知。但他的譯本在台灣一點都不「希見」，簡直可稱為主流譯本，至少有八家出版社發行過，大中國和遠景都至少再版六次:

        

        1954   「胡鳴天」《魯濱遜飄流記》台北：大中國出版社(再版至少六次)

        1972   「紀德鈞」《魯濱遜飄流記》台南：綜合出版社(再版一次)

        1975    未署名《魯濱遜飄流記》台北：偉文出版社

        1978    「遠景編輯部」《魯濱遜飄流記》台北：遠景出版社(再版至少六次)

        1978    未署名《魯濱遜飄流記》台北：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

        1982    未署名《魯賓遜飄流記》台北：阿爾泰出版社

       1994   「書華編輯部」《魯濱遜飄流記》台北：書華出版社(再版一次)

        2000    未署名《魯濱遜飄流記》台北:桂冠出版社

也就是說，這很可能是台灣最多人看過的譯本，其實並不是全譯本。林紓的文言譯本都還比較接近全譯。吳鶴聲以翻譯法國作家亞森羅蘋系列叢書著名，與徐霞村的學術菁英路線相較之下，是比較通俗取向的譯者。吳鶴聲譯本在大陸知道的人不多，許多圖書館並未收藏，在二手書網站也是希見版本，在台灣印行次數卻超過徐霞村的名譯，連國防部都採用這個"敵方"譯本。和好妻子一樣，又是一個大陸希見譯本在台灣變主流的例子。(本文部分已發表在東方翻譯2013年3月號 http://www.ejtrans.com/mulu/21/2106.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