署名「林鬱」的《戰後》是誰譯的？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這天陰雨濕的季節裡，偵破了一起懸宕已久的懸案：1971年署名「林鬱」翻譯的雷馬克《戰後》，到底是不是台灣譯本？我們找不到「林鬱」是誰，但我找過開明1931年的《戰後》(沈叔之譯）和另一本《退路》（開華），比對後都不是。前兩年結案報告只好不情不願地寫林鬱譯，但心中始終覺得有點介意。日前因獲贈一本雷馬克的《流亡曲》，勾起這樁心事，重新找了一輪，發現香港中大藏有一本我未見過的《戰後》，結果真的是台灣各版本的源頭：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的《戰後》，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文壇社1971年出版的《戰後》

譯者「林鬱」為假名，此譯本實為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

   

這兩個譯本幾乎一字不差。林鬱譯本的第一句是：

     道路在遼闊的曠野裡成直線遠遠的連續著，村落在灰色的包圍當中熟睡。樹梢頭被風吹得晰晰作響，於是樹葉兒亦就脫落......脫落......脫落。

楊若思與王海波譯本的第一句是：

     道路在遼闊的曠野裡一直線遠遠的連續著，村落在灰色的包圍當中熟睡。樹梢頭被風吹得晰晰作響，于是樹葉兒亦就脫落......脫落......脫落。

顯然是同一個譯本。

楊若思、王海波譯本的第一頁

「林鬱」譯本的第一頁，與楊、王合譯本幾乎一字不差

原譯本有賀揚靈(1901-1947)寫於1931年的序（書上印1930年五月，應是筆誤，因為雷馬克的原作是1930年十二月才開始連載），賀揚靈當時在日本早稻田讀書，他說此作是友人楊若思、王海波以三國報紙對照譯出。他把雷馬克比做白居易：「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韻。」是個很有趣的批評。最後一段說自己在雨天獨坐研究室讀雷馬克，

    「當此家家雨的黃梅時節，我獨坐在研究室讀雷馬克的小說，傍晚靜聽著簷下雨滴的聲音，卻有 

一種無名的恐怖暗襲著，好像書中有多少的冤鬼遊魂，麕集在窗外煩怨而嗚咽著--呵！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1931年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的《戰後》（上海：光華書局）

書末有「譯後的話」，說明譯作係根據德國的Vossische Zeitung、英國的London Times和日本的朝日新聞譯出，也對英譯本和日譯本略作批評。他們說英譯本非常直譯，但日譯者黑田禮二相當自由，在風俗、文化、對話、比喻上多有「東方化」傾向，「很合我們中國人口味」，可惜黑田風格過於圓滑，讓此作近於日本的「大眾文學趣味文學」，而且「抽去了不少原著的革命性和刺激性」，譯者覺得很「可恨」。最後說這翻譯是「課餘事後偷出來的功夫」，又誌於「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雖查不到兩人生平，應該是留日學生。裝幀也是日本人。據賀揚靈說，裝幀的村山知義是日本新興藝術家，而畫插畫的是日本革命漫畫家柳瀨正夢。

特別的是此書由日人村山知義和柳瀨正夢裝幀與繪製插圖

光華書局版封底

這本小說是《西線無戰事》的續集，描寫一戰後德軍從前線撤回的故事，原作Der Weg zurück英譯為The Road Back，譯者也說「照字面講，應譯為『退路』」，但因描寫士兵返鄉情景，所以取名為《戰後》。這譯文帶有日文色彩，如第一章張名「總退卻」，就是日文「全面撤退」之意。原作在納粹期間被禁，雷馬克流亡美國，成了美國人。

文壇版沒有收錄賀揚靈的序，也沒有「譯後的話」，但另有一篇「雷馬克及本書簡介」。由於文壇社出版時雷馬克已過世，這篇導讀文章也有提到雷馬克「今年過世」，可見寫於1970年。但執筆者似乎對雷馬克頗有微詞：「大致說來，他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除了一味厭戰外，並無思想背景。」又說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和『戰後』，有很多地方還是以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出現的，這是不對的。比如『戰後』中所描寫德國在戰敗後所遭受到的痛苦，以『因果報應』來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們德國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關於這一點，雷馬克的著作中，似乎諱之甚淨。」

既然如此，那何必要譯出這本書呢？

「所以我們不能以厭戰來看『戰後』，毋寧說，這是對破壞和平的好戰者的一種警告。尤其在今日，共匪囂張日甚，到處製造暴亂的時候，這本書更有譯出的必要，以為好戰者戒。 --譯者識」

因為文壇版的「林鬱」是假名，這篇導讀又寫於1970年，並非原譯者楊若思和王海波，執筆者是誰無從得知。但居然會說德國人因果報應、自作自受，聽起來有點恐怖。或許是害怕大家看了小說以後都太厭戰，也不想反共了？所以要告訴大家不能一味厭戰，該打的仗（譬如反共）還是要打？總之是一篇很詭異的導讀。

1978年遠行和遠景都出版了署名「林鬱」翻譯的《戰後》，當然都是楊若思和王海波的譯本。

1978年遠行出版社的《戰後》，亦署名「林鬱」譯

1978年遠行出版社的《戰後》，版權購自文壇社

1978年遠景版《戰後》封面，亦署名「林鬱」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