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最早的兒童版唐吉訶德

 「我們不能因為看了幾場西部電影便想要找人打架，或者是看了幾本武俠小說便想出家去學作仙人。那些太保學生就是這樣兒產生的。......如果少年朋友們能注意到這一點，那麼你們就可以得到讀這本書的好處了。」

這說的是哪本書呢？原來就是唐吉訶德。1957年新生出版社的《唐吉訶德》，譯者陳宗顯，當時是福星國小的老師，這段序言果然很像老師會說的話。

陳宗顯老師出生於1931年，屬於日文比中文好的一代，這本當然是從日文轉譯的。最近找到源頭，出自1954年創元社世界少年少女文學全集的南歐編。這本書收錄了《義大利童話集》、《西班牙童話集》及《唐吉訶德》三部作品，後兩部作品的譯者都是西班牙語教授及譯者會田由(1903-1971)，顯然是從西班牙文直譯的。

創元社世界少年少女文學全集《南歐編》

西班牙文譯者 會田由(1903-1971)

新生出版社譯本的封面非常可愛，是從仰角看騎在馬背上的唐吉訶德，不可一世的樣子和無辜的馬形成非常有趣的對比。原圖是創元社的口繪，更為完整，還有馬鐙上的鞋底和劍。可惜創元社這張沒有註明繪者是誰。

創元社的口繪（彩圖）

《唐吉訶德》原文很長，會田由把第一部縮寫成二十章，第二部縮寫成十四章；陳宗顯則是不分部，直接從第一章到三十四章。日譯本和中文本的插圖都是採用法國畫家多雷（Gustave Dore)的。中文本的詞彙明顯根據日譯本，如「鄉士」（鄉士）、「遍歷之騎士」（遍歷の騎士）、「十字路的冒險」（十字路の冒險）、「憂愁臉兒的騎士」（うれい顏の騎士）、「徒刑船」（徒刑船）、「和尚」（和尚さん）、「銀月騎士」（銀月の騎士）等。比較奇怪的是扮演銀月騎士的學生，日文用「得業士」稱呼，似乎比較像某種職業學校畢業的學位，但中文都用「留學生」來翻譯。

左：新生版，右：創元社版 同樣採用多雷的插畫

這個改寫本的日譯本有兩百多頁，中文本只有一百頁左右，內容刪減頗多，不過首尾完整，中文流暢自然，相當好讀。這是陳宗顯老師的第一本譯作，之後沒多久他就創辦了國語書店，和幾位小學老師一起做起日譯中的童書翻譯事業了。

1960年台灣出現另外兩本唐吉訶德的童書，都是抄中國大陸名譯者陳伯吹1956年的譯本（Wiki上面說陳伯吹譯本是1981年出版的，此說有誤，台灣1960年就抄過了）。陳伯吹的譯本是根據薩克萊的英文縮寫本翻譯的。我幾年前寫過一篇，請見：

https://www.facebook.com/FanYiZhenTanShiWuSuo/posts/885300104893554/

又見愛的教育

 偕成社的圖，講談社的故事

1976年，青文出版社出了陳宗顯改寫的《愛的教育》，封面是很可愛的頒獎典禮，畫的是鐵匠之子得到第二名的情景。青文是繼國語書店、東方出版社之後，第三家模仿日本偕成社拱形封面的台灣出版社，一看即知透過日譯本轉譯。找到同樣封面設計的版本，是1957年偕成社的版本，小出正吾翻譯。但奇怪的是，內文並不是根據這個版本，而是根據講談社池田宣政的譯本。

左：青文出版社1976年版 右：偕成社1957年版

講談社1951年版，池田宣政譯

《愛的教育》是一年的日記，原作有一百篇；偕成社1957年版是給小學三到五年級的學生看的，只選了其中的26篇；青文這本選了47篇，所選篇目、數字、順序都和池田宣政版本一致，無疑是根據池田版。無獨有偶，東方出版社的《愛的教育》也有同樣的情況：封面與偕成社大庭さち子版本一致，內文卻是根據講談社池田宣政版。大庭さち子選了29篇，而且是分為「秋の卷」、「冬の卷」、「春の卷」、「夏の卷」四部分，沒有日期；而池田宣政版和東方、青文都是依據月份，從開學的「十月の卷」一直到學期結束的「七月の卷」，每篇都有日期。也就是說，兩個台灣的版本都是「偕成皮，講談骨」。

左：東方出版社1962年版 右：偕成社1953年版

東方出版社版的扉頁是五個孩子坐在樹下，講談社版沒有這張圖，原來這張圖出自偕成社大庭さち子版「夏の卷」的「たのしいピクニック」（快樂的野餐），夏丏尊版是六月十九日的「鄉野遠足」，池田宣政不知為何把這篇移到七月二日，東方版和青文版當然也都把這篇「遠足」當成七月二日的日記了。

東方版扉頁

偕成版「たのしいピクニック」插圖

　

但東方出版社也不是全用偕成版的插圖。有些插圖還是用講談社的，例如下面這張「義俠的行為」插圖：

「義俠的行為」。左：東方版插圖 右：講談社版插圖

整體來說，東方出版社的封面、扉頁、人物介紹都是用偕成社的，但內頁插圖則各半，九張是偕成的，十來張是講談社的。內文是講談社的，「寫在前面」也譯自講談社版本的「解說」，介紹作者與作品的背景。青文出版社的譯者是陳宗顯，序言「談愛的教育」有五頁，除了介紹作者和作品背景之外，還有「譯者夏丏尊先生，名鑄，字勉旃，浙江上虞縣白馬湖人，...」，讓人看得滿頭問號。譯者不是陳宗顯嗎？為何提到夏丏尊？這個譯本也不是夏丏尊譯的啊？接下去又介紹本書結構，提到「計分為十卷，總共為一百篇」，但青文這本算來算去就是47篇啊？在介紹每月例話時，還提到「洛馬格那的血」生動感人，但青文版根本沒有這篇，東方出版社也沒有這篇，只有夏丏尊的譯本有收錄（是一個強盜夜間闖入，小孩為了救祖母而被刺死的故事）。可見這篇序言應該是從介紹夏丏尊譯本的文字剪裁而成，不知道是不是出自什麼參考書或國語課本的教師手冊。而且這篇序言還詳列了收錄在國語課本的篇目：

1. 高年級國語課本第一冊第二課「慈愛的老師」
2.高年級國語課本第二冊第二十一課「父親告誡的話」
3.高年級國語課本第三冊第十五課「義俠的行為」
4.高年級國語課本第三冊第二十三、二十四課「愛國的孩子」（改為話劇）

「慈愛的老師」是說調皮的同學在老師背後做鬼臉，老師發現了卻原諒他的故事；「父親告誡的話」是一封信，責備主角走路時撞到婦人卻沒有道歉。這篇在夏丏尊的譯本裏名為「街路」，但青文版沒有選這篇。「義俠的行為」是同學霸凌一隻手殘疾的同學；「愛國的孩子」是一個小孩幫軍隊爬到樹上偵查敵情，後來不幸中彈身亡的故事。這樣一本譯自義大利的書，居然在小學國語課本裡就佔了五課，可見當時的老師們有多喜歡這本書啊！不過，其實中譯本相當倚賴日譯本，已知的有：

1.1909包天笑《馨兒就學記》，譯自杉谷代水《學童日誌》
2. 1923夏丏尊《愛的教育》，譯自三浦修吾《愛の學校》
3. 1962王玨《愛的教育》，譯自池田宣政《クオレ物語》
4. 1976陳宗顯《愛的教育》，譯自池田宣政《クオレ物語》
5. 1978朱佩蘭《愛的教育》，譯自三木澄子《クオレ》

我之前寫過一篇介紹《愛的教育》，當時判斷東方出版社版本譯自池田宣政版並沒有錯，但不知封面和插圖是哪裡來的，原來竟是取自偕成社的版本。

王玨和陳宗顯都依據池田宣政，有些地方極為類似，陳譯有參考王譯的痕跡。但也可以看出陳譯比較平實，畢竟王玨是外省人，陳宗顯是台灣人。像是下面的例子：

池田宣政：秋の空は青くすみきっていた。

王譯：秋天的天空，澄碧如洗。

陳譯：秋天的天空，特別明朗。

王譯：葛祿羲同學，說起來怪可憐見兒的，他的左手有殘疾，抬不起來，老是耷拉著。

陳譯：葛祿喜同學，說起來怪可憐的，他的左手有殘疾，老是抬不起來。

王譯：你們欺負老實巴交的同班同學，

陳譯：你們欺負老實的同學

王譯：他和老師嘀嘀咕咕說了些什麼

陳譯：他和老師小聲說了些什麼

王譯：船艙的一隅

陳譯：船艙的一個角落

王譯：買件估衣

陳譯：買件舊衣

王譯：衣服的兜兒

陳譯：衣服的口袋

王譯：黑不溜偢的臉蛋子上被淚水流得一條一條的白道子

陳譯：黑黑的臉蛋子上有一條一條的淚水

王譯：連珠似的說著

陳譯：一再的點著頭說

王譯：古璐菲戰欽欽顫巍巍，晃晃搖搖，差一點沒倒下去

陳譯：古路非兩條腿直發抖，幾乎走不動了

王譯：「這都是因為我管教不嚴，還請您多包涵！」校長也這樣謙恭地道歉。

         「嚴重！嚴重！哪兒的話呢！」老人擺著手，表示不安地說。

陳譯：「這都是因為我管教不嚴，實在很對不起！」校長也這樣謙恭地道歉。

         「不敢當。不要緊的。」老人擺著手，表示不安地說。

從這些用語可以看出細微的省籍差異。但陳譯參考王譯是很明顯的，尤其是十一月二十九日的日記，池田宣政版是一篇〈父の手紙〉，內容是責備主角遇到窮人乞討置之不理，不知為何王玨把此信改為母親的信，陳宗顯也一樣譯為母親的信。這篇在夏丏尊譯本裡名為「貧民」，也是父親寫的信，只有王玨和陳宗顯這兩個譯本改為母親寫的信。是為了強調母愛嗎？

神秘的五Ｏ年代譯本：傅東華的堂吉訶德第二部

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說《堂吉訶德》有兩部。但戒嚴時期台灣流傳的版本都是第一部，而且都是傅東華的，文壇社、啟明、海燕、台南東海、北一、遠景、漢風、錦繡，無一例外，不足為奇。為什麼只有第一部呢？因為傅東華1939年出版的《吉訶德先生傳》就只有第一部。這個版本的後記寫於1938年的上海，文末說：

現在這本只是「吉訶德先生傳」的前部，它的後部較此份量略多，究竟何時可以續譯，那是連我也不知道了。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及中日戰爭爆發後一年零二十日，在上海

1939年上海商務的《吉訶德先生傳》，分上下冊，但只有第一部

因此，我前幾年在高雄茉莉初次看到「錢仁」翻譯的《堂吉訶德》，就驚覺內情並不單純。1975年這位「錢仁」先生翻譯的《堂吉訶德》，第一部一翻就知道是傅東華的，沒有疑義；但居然有第二部！只是當時兩本巨冊太重，搬不回家，只好先存疑擱在心裡。上週在台北又見到此書，立刻買下細察一番。這本的確是第二部，即堂吉訶德的第三次冒險。而且出版社還在「出版前言」故佈疑陣：

       本社新出版的《堂吉訶德》正篇和續篇兩部書，不但是國內唯一最完整的版本，也是最真實的版本，且均係由西班牙文直接翻譯而成。

1975年地球出版社的《唐・吉訶德》續篇，是台灣首見的第二部

前半說得沒錯，因為1975年台灣還沒有第二部。但由西班牙文直譯是真的嗎？從西班牙直譯堂吉訶德的第一人是楊絳，但她遇到文革，兩部堂吉訶德1978年才初版。1975年台灣的「地球出版社」如何能提早三年拿到西班牙翻譯的版本？何況比對了楊絳的目錄，就知道這並不是楊絳的。

我查了資料，發現傅東華在1959年譯出了第二部，我開始懷疑這也是傅東華的。但古籍網只有1949年以前的譯本，網上很難找到他的第二部譯本，多半討論的都是楊絳、屠孟超、董燕生這幾個版本。最後跟大陸的賣家直接買了1959年的人民文學版。昨天收到書，果然是傅東華的無誤。由於戒嚴期間大陸譯者名字不得出現在台灣，「錢仁」或許就是「前人」之意。

1959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堂吉訶德》第二部

所以地球出版社的前言是誤導，因為傅東華是從英文轉譯的，不是從西班牙文譯的。但戒嚴時期按理說不該有1950年代的書啊，到底是怎麼進來的呢？

出版者是台北的地球出版社。印象中這家出版社很少出西方文學名著，倒是出過大部頭精裝的「世界風物誌」、「世界文明史」，而且是從日文翻譯的，還有幾位台籍政治犯出獄後參與了翻譯。但為什麼這家出版社會拿到1959年的大陸版本呢？

這幾年來陸續查到一些1950年代的譯本也在戒嚴期間流入台灣，可見管道一直都有。也許該寫篇專文來討論這些「違法」譯本：戒嚴期間，出版法只容許匿名或改名重出1948年以前的譯本，但顯然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支紅杏過牆來。

1959年人民文學版第二部的目錄

1975年地球版第二部的目錄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神甫」一詞。「神甫」是清末出現的詞彙，用來翻譯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但又不願意尊稱為「神父」時使用的。這個詞在《吉訶德先生傳》第一部也有出現，1939年傅東華的版本用的是「牧師」，如第二十七章標題：「敘述牧師和理髮師如何實行他們的計策兼及其他值得一書之事」，但在1959年版的《堂・吉訶德》則改為「敘述神甫和理髮師如何實行他們的計策兼及其他值得一書之事」。為何傅東華到了1959年反而回頭使用「神甫」這個清末詞彙？看來是中共反宗教立場導致。

又，網上看到一篇張治寫的文章，比較楊絳和董燕生譯本(2018/9/4 楊絳譯《堂吉訶德》功過申辯）：

「第二部第十六章裡，桑丘替自家的瘦馬辯護，說“駑騂難得”從不對母馬耍流氓。只有一次不老實，原文是y una vez que se desmandó a hacerla la lastamos mi se?or y yo con las setenas，setenas字面是“七倍代價”，楊絳譯作“我主人和我為它吃了大苦頭”，不誤，Watts和Putnam的英譯本均如是；而董燕生卻譯作“老爺和我狠狠收拾了它一通”，意思完全不同了，只能當他是偶然沒看清了。」

我翻了傅東華的譯本，這句是：

      我們的馬是天底下最正派，最最規矩的，生平碰到這樣的機會，從來都不會頑皮，就只犯過一次事，我家主人和我就已付出七倍的代價了。

看來傅東華的譯本不但正確，而且最貼近西班牙文。傅東華不會西班牙文，他的版本參考了多種英譯版本，他手上也有西班牙文和法文版本，以便有疑慮時可以查字典釋疑。他對於使用的版本和翻譯方法有很清楚的解釋，對於譯本也有簡單的批評：

我所根據的英譯本，以牛津大學版的Jervas本為主，參之以人人叢書的Matteux本。我覺著前者較為直譯，後者較為意譯；直譯本有些看不透澈的地方，得意譯本一對照，就馬上會看透澈，然後仍據直譯本譯出來；這是我的基本方法。同時我又得到一個由Jervas本刪繁從簡而成的通俗廉價本，有時原文過於繁重，拿這本來參照一下，也不為無益。還有一個近代叢書本，則是Matteux本的改頭換面，我不曾得到它什麼幫助。Ormaby的四大冊插圖本，是公認最好的英譯本的，後來我也得到了，但我覺得比之我所依據的一本，繁重有餘，流利不足，便將它擱在一邊，只備有疑難時偶爾參考。西班牙原文本我也借到了，是一插有許多彩色圖的龐然巨冊，我又特地買了一本西班牙文的字典，不時要拿它翻翻，雖然西班牙文我是一字也不懂。還有一本Par Ch. Furne的法文譯本，也是借來的，現在這個譯本的插圖，全部由此本翻製。原圖是Yon et Perrichon的手筆。

所以傅東華翻譯的時候，手邊一共有七個版本：

1.Charles Jervas (1742) ：直譯

2.Peter Anthony Matteux(1700)：意譯

3.Jervas 簡本：原文過為繁重時參照用

4.Matteux 改本：無用

5.John Ormsby(1885) 英文插圖本：繁重有餘，流利不足

6.西班牙插圖本（跟鄭振鐸借的）

7. Charles Furne 法文本(1865) （跟馬宗融借的，插圖都出自這一本）

但傅東華就因為是靠英文版本轉譯，常被忽略不提，好像批評者都覺得他不值一提似的，實在很可惜。又，維基百科中有一筆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的《吉訶德先生傳》，署名「伍實」譯，也是傅東華的，「伍實」是他的筆名。

金門縣長翻譯的《十日清談》

「譯者介紹這本書，是要給青年男女們，在這個時代，得著靈魂的安慰，根本不想給偽君子或冬烘先生們讀。但他們究竟長著和我們一樣的血肉，生著和我們一樣的人性，倘他們悄然買去，關起房門，或等到夜闌人靜，拿來閱讀，這是他們歸真反璞，回到自然的懷抱，譯者不敢居功，也不能任咎。」                                                                  （閩逸）

今年第一次造訪弗羅倫斯，站在美麗的橋上，一邊是城內，一邊是山坡，就想到：《十日談》裡面的青年男女，就是因為城內有黑死病，所以相偕到城外避難的。不知他們有沒有經過這道老橋？

佛羅倫斯老橋。左側是市區，右側是別墅區，遠處可見丘陵。當年城內黑死病爆發，十位貴族青年相偕到城外別墅避難十日，因此有《十日談》。（攝影：陳洲任）

回來後就翻出《十日談》來看看，果真趣味橫生。我先看的是《十日清談》，1965年大眾書局版，只有寫「薄伽邱」原著，沒有署譯者，但有留譯者序，最後一行是「中國民國三十年三月譯者寫於菲律賓之青山綠水旁」，頗為特別。循線查了一下，譯者署名「閩逸」，本名陳寰（1892-1943)，字「天放」，以字行。金門人，幼年在金門上過私塾，菲律賓大學畢業，1920年代在菲律賓幾所學校任教。1927年回中國，當過福建惠安縣縣長和金門縣縣長。但回金門當縣長時，與國民黨部不合，憤而去職，回到他熟悉的馬尼拉經商辦報，算是僑界領袖。他在1941年譯出《十日清談》，原書封面有英譯者Richard Aldington的名字。Aldington英譯初版於1930年，根據譯者序，「這本書...曾被視為禁書。但隨著時代進化，馬尼拉各大書店，已經公開販售。」所以他可能是在馬尼拉買的。譯稿完成之後，他就寄給上海的世界書局，署名「閩逸」。1990年代，世界書局老出版人朱聯保回憶說，當時陳天放從菲律賓寄了譯稿給位居「孤島」的世界書局，書局接受譯稿，排印出版，印了五百本。十二月太平洋戰爭爆發，菲律賓被日軍佔領，世界書局也被日軍查封，從此他也未聞譯者陳天放的下落，還說希望他安好。其實陳天放已在1943年，因主編親日的華文馬尼拉新聞，遭到福建同鄉刺殺身亡。

1965年大眾書局版，為署名譯者，其實是閩逸（陳天放）1941年譯作。

《十日清談》在馬尼拉成書，初版只印500本，隨即遇到太平洋戰爭，書局被查封，譯者也隨即身亡，想來流傳不會太廣。沒想到卻在1960年代的台灣，被翻印了數次，文星書店也在1965年出過這個版本。真是奇妙！

1975年長歌出版社的《十日談》，署名「綠影」譯，其實是黃石和胡簪雲合譯的版本，1930年開明出版。黃石本名黃華節(1901-?)，廣東人，讀過神學院，民俗學者。1949年赴港，隱居在元朗多年，1967年還有在台灣出書。胡簪雲也是神學院出身，1949後先到香港再到台灣，1954年幫林語堂翻譯《信仰之旅》，大多翻譯基督教書籍。也就是說，這兩位譯者1949以後都不在中國，其實沒有必要給人家改名換姓。

1975年長歌版，譯者署名「綠影」，其實是黃石和胡簪雲合譯本（1930)

他們的《十日談》也是根據英譯本，矛盾說他們根據的是Thomas Wright 的版本，但我查不到這個譯本，似乎只有Wright編輯W. K. Kelly的譯本（1872)。但無論如何，他們根據的是十九世紀的英譯本，中文譯本也在1930年就出版了；陳天放根據的是二十世紀的譯本，中文譯本也比較晚出，不過在台灣卻是陳天放的譯本先出，次序顛倒了。我覺得陳天放的譯本質樸自然，相當順暢；黃胡合譯本卻有點年代久遠，不太順暢，也許也受了各自轉譯底本的影響。沈鵬年在他的《行雲流水記往》說，「《十日清談》與開明版的譯本相較，顯得大為遜色。」我不知道他比較的依據是什麼，可能是矛盾有稱讚過開明版吧！但我比較喜歡《十日清談》。裡面太太與情人相會，欺瞞笨丈夫的故事；修院中修女貪戀小鮮肉，全體共享的故事，都十分生動好笑。

1983年志文版《十日譚》，署名「魏良雄」譯，還是假名。
實為方平、王科一兩位翻譯高手在1958年合譯的版本。

作者薄伽丘塑像，佛羅倫斯烏菲茲美術館外（攝影：陳洲任）

愛的教育在台灣

學校教育到了現在，真空虛極了。單從外形的制度上方法上，走馬燈似地更變迎合，而於教育的生命的某物，從未聞有人培養顧及。好像掘池，有人說四方形好，有人又說圓形好，朝三暮四地改個不休，而於池的所以為池的要素的水，反無人注意。

          夏丏尊，〈譯者序言〉，《愛的教育》                                  

        

提到《愛的教育》，四、五年級生一定都很熟悉。不但小學國語課本裡面選了好幾篇，寒暑假作業也常常是指定讀物。這本書原作是義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所寫的Cuore，英譯本叫做 Heart: an Italian School-Boy’s Journal，日譯本通常叫做《クオレ：愛の學校》或《クオレ物語》。主角安利柯是個小學四年級的學生，整本書是他一學年（從十月到七月）的日記，還有每個月校長說的故事「每月例話」和父母寫給他的信。日譯本非常多，中譯本也很多，反而比在義大利流行更久。

義大利版封面，取自維基百科

　

     國編館時代的小學國語課本，曾收入「千里尋母」、「愛國兒童」（第八冊）；「慈愛的老師」（第九冊）；「父親告誡的話」（第十冊）；「義俠的行為」、「愛國的孩子」（第十一冊）等，都是改寫自《愛的教育》。「千里尋母」敘述一個義大利小孩到阿根廷去找當外勞的媽媽，就是日本卡通「萬里尋母」的故事；「愛國兒童」描寫一個窮困的義大利小孩返國途中，在船上遇到幾個其他國家的商人，同情他而給他錢，但後來這些商人批評義大利，這個愛國兒童憤而把錢丟還給他們，說「我不要說我國壞話的人的東西」。「慈愛的老師」描寫學校的一位老師；「父親告誡的話」是主角的爸爸責備他在街上撞到人，沒規矩；「義俠的行為」是描寫好同學阻止霸凌行為；「愛國的孩子」則是描寫戰場上一個孩子爬到樹上刺探敵情，因而殉國的故事。其實這原來是法義戰爭的故事，但國語課本把背景改為國共戰爭。

民國五十一年版本的國語課本

第十一冊第十三課，就是《愛的教育》十月二十六日的日記。
篇名同夏丏尊譯本，但文字與夏譯略有不同。課本並未說明來源。

  

    《愛的教育》最有名的譯者當然是夏丏尊(1886-1946)，這個通行的書名也是他取的。但他其實不是第一位中譯者，後來的譯本也很多。1909年，包天笑第一個譯出本書，取名《馨兒就學記》，譯自1902年杉谷代水的《學童日誌》，台灣還在日治時期。這個譯本是文言文的節譯本，台灣在1976年重印時，台灣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馬持盈誤以為這本書是包天笑自己的著作，並且逐段把文言文譯成白話文。

上海商務的《馨兒就學記》(1935年版）

夏丏尊1923年的譯本也是根據日譯本轉譯，根據的是三浦修吾的日譯本《愛の學校》。這個譯本先在《東方雜誌》上連載，再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單行本。台灣開明在1953年重印夏丏尊的譯本時，由於夏丏尊在1949年之前就已過世，沒有附匪陷匪之虞，得以署名出版；但〈譯者序言〉末段，因有提及胡愈之、豐子愷等人，就整段被刪掉了；章錫琛的《校畢贅言》也刪掉了。夏丏尊的譯本是白話的，但用了不少日文漢字，如「始業式」、「一等賞」、「宿題」、「退院」、「試驗」等。

1953年台灣開明書店版本封面

台灣版本的譯者序不全，章錫琛的「校畢贅言」也刪掉了。

除了夏丏尊譯本之外，台灣還有三種戰前譯本：施瑛的《愛的教育》（上海：啟明，1936）；秦瘦鷗的《仁愛的教育》（上海：春江，1940）；林綠叢的《愛的教育》（上海：春明，1946）。但在戒嚴時期，這三個譯者的名字當然都不能出現，所以大都沒有署名，或是改用假名，像是秦瘦鷗被改名「陶友白」（台北：新陸，1956）或「林立文」（台南：經緯，1959）:林綠叢被改名「黃士芳」（台北：大中國，1974）等。新陸版的編輯還給秦瘦鷗譯本加了個熱血反共的序：

    
在這個赤禍氾濫，共匪毀滅人性，製造慘絕人寰的逆流聲中，本書的確是一個最有效的當頭棒喝。迷途忘返的人們，讀了本書，人人都會泣下霑巾，立時憬悟。少年學生，讀了本書，決不會再成太保型的青年，也決不會再變成沒有國家觀念的狂徒了。

1956年新陸版譯者序言

1956年新陸書局版，署名「陶友白」譯，實為秦瘦鷗譯本《仁愛的教育》(1940)

這幾種譯本在台灣的出版情形如下：

施瑛《愛的教育》（上海：啟明，1936）

     1954，施英《愛的教育》，台北：台灣啟明

秦瘦鷗《仁愛的教育》（上海：春江，1940)

     1956，「陶友白」譯，《愛的教育》，台北：新陸

     1959，「林立文」譯，《愛的教育》，台南：經緯 

     1971，《愛的教育》，台中：學海

     1972，《愛的教育》，台南：標準

林綠叢《愛的教育》（上海：春明，1946)

     1971，《愛的教育》，台北：天人。 

     1972，《愛的教育》，台北：哲志。   

     1974，「黃士芳」譯《愛的教育》，台北：大中國。

     1978，《愛的教育》，台北：偉文

 

    不過上面這些版本大多印刷不佳，字又太小，不適合兒童閱讀。兒童多半看的是東方出版社的世界少年兒童版本，或是光復的彩色插圖本。東方版本的譯者是王玨，根據日本講談社譯本《クオレ物語》，日譯者是池田宣政；光復版的譯者是朱佩蘭，根據的是日本小學館譯本《クオレ》，日譯者是三木澄子。

1962年東方出版社譯本，譯者是王玨，譯自講談社版本

1951年講談社版，譯者是池田宣政（即南洋一郎）

1978年光復書局版本（此為新版封面），朱佩蘭由日譯本轉譯

1978年日本小學館版本，由義大利版本翻譯後再改寫，改寫者是三木澄子

這本十九世紀義大利的小說，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國時，由於尊重孩子的教育理念與中國傳統教育的權威、服從觀念大不相同，讓譯者夏丏尊「流下慚愧和感激的眼淚」，說自己「平日為人為父為師的態度，讀了這書好像醜女見了美人，自己難堪起來，不覺慚愧了流淚。」連編輯章錫琛也說「我在校對的時候，也流了不少次的淚。…讀著這書，真覺得自己沒有一絲一毫可以為父為師的資格。」今天學子看來難免驚詫，不知道這些夫子們何以感情這麼激動；但回想民國五十年代的台灣，體罰還是家常便飯，可以想見單單「義大利老師是不打小孩的」這件事，在民初就已經是多大的震撼了。

    1949年以後，《愛的教育》在中國消失了數十年，根據夏丏尊的女婿葉志善的說法，是因為當時覺得這本書太小資產主義了（的確主角出身是中產階級），「尊師」尤其不符合文革的理念，所以上海開明書店就主動停印了。倒是戰後台灣接收民國時期譯本遺緒，加上部編版課本選入多篇，至少有四種民國時期的全譯版本在台灣印行多次，台灣開明版出到十餘版；兒童改寫版本更是不計其數。有趣的是，從第一個中譯本就是由日譯本轉譯，夏丏尊也是由日譯本轉譯，連台灣流行的東方版和光復版也還是由日譯本轉譯，可見日本人對這本書的喜愛，如何深深影響到中國與台灣。但這本書在歐美並不流行，在義大利也因為因為書中的民族主義色彩不符合現代教育理念，已經少人問津，反而在講求愛國主義的日本、台灣還多流行了數十年。

書中最長的一篇「每月例話」單行本。
左為川端康成的《母をたずねて》（東京：あかね，1951)，
右為黃得時根據川端譯本轉譯的《千里尋母記》（台北：東方，1955)。

    當然，「愛的教育」已經是喊到浮濫的口號，愛國教育在台灣也褪流行了，教科書不再選入本書故事，現在的兒童看過這本書的也少了。但對我來說，書中那些可愛正直的義大利小孩，像是那個半夜偷偷替爸爸抄書的啦，到醫院認錯爸爸還一直照顧人家到死的啦，為了救小小孩而被馬車壓傷腳的啦，都永遠是我童年回憶的一部分。還有，每到開學的時候，就會自然而然想起這本書的第一句：「今天開學了。鄉間的三個月，夢也似地過去，又回到學校裡來了。」


＊本文同步刊登於想想論壇
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4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