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王子？林鍾隆的《白馬王子米歐》

 

1984年水牛出版社的《白馬王子米歐》

瑞典作家林格倫（Astrid Lindgren)自從1980年嶺月引進之後，陸續也有其他譯者翻譯她的作品，但也跟嶺月一樣，都是透過日譯本轉譯。這本1984年水牛出版社的《白馬王子米歐》，譯者是詩人林鍾隆（1930-2008)，受過日本教育，合理推測應該也是由日譯本轉譯。但是從哪一本呢？

1958年講談社的《白馬の王子ミオ》

我最早的猜測是山室靜翻譯的《白馬の王子ミオ》，1958年講談社出版，收錄在「現代兒童名作全集」。因為書名一致，而且瑞典文書名 Mio, min Mio 或英文書名Mio, my Son，都沒有提到白馬王子。日文版12章，中文版也是12章。

但找到書後，總覺得有點不太對。像是第六章章名是「黑暗的森林」，日文版卻是「むかしむかし、ひとりの王子が」（從前從前有一個王子），差異很大。不過最大的疑慮是插圖不太像。按照當時台灣由日譯本轉譯的習慣，通常插圖都會沿用日文版的圖。也許彩色改成黑白、筆觸比較粗糙、背景刪掉一些、甚至兩張圖併成一張都有，但基本上可以看出出自同一張圖。《白馬の王子ミオ》跟《白馬王子米歐》卻不是這樣，而是構圖不同。譬如說，第五章《到傍晚就會說話的井》，水牛版的圖是七個小孩坐在井邊，但講談社的圖卻只有五個孩子，構圖也不太一樣。

水牛版的插圖有七個孩子坐在井邊

講談社版的圖只有五個孩子

幾乎每張插圖都有這種感覺，有點像又不太一樣。老太太的姿勢、馬的樣子都有點不同。難道是台灣找人重畫？但水牛版沒有註明繪者，畫的又太好，簡直超越講談社。十分不解，就暫時沒有繼續查。直到最近重新整理林格倫作品時，看到2009年陳靜芳譯的《米歐王子》（天下），才赫然發現水牛版的插圖是原作插圖，即Ilon Wikland所繪，反而講談社的是仿畫，繪者是松田穰。至於五個孩子和七個孩子，是因為主角米歐和他的朋友來此，看到五個孩子在井邊，就跟他們一起玩；所以五個孩子是住在這裡的，七個孩子是加了米歐和他的朋友。兩張畫都有道理。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難道水牛的編輯會捨講談社的插畫，而直接去翻印瑞典原作的插畫嗎？好像也不太可能。所以我又搜尋了比較新的版本，發現岩波書店在1967年出版了大塚勇三譯的《ミオよ　わたしのミオ》，封面用的就是瑞典原作繪圖。

1967年大塚勇三譯本（岩波）

1954年瑞典文原作封面（取自wikipedia)

昨天大塚勇三譯本到手，果然解決了所有疑慮。中日文版插圖都用原圖，所以都一樣（除了中文版的封面是仿畫，還把兩個男孩改成一個）；第六章標題大塚版是「王子は暗い森をとおっていく」（王子通過了黑暗的森林），也解決了為何中文版譯為「黑暗的森林」。而中文版正文前的《「白馬王子米歐」簡介》，經過比對，也是節譯自大塚勇三的譯者後記。

岩波版的插圖是原圖：七個孩子在井邊

結論：林鍾隆的版本譯自1967年大塚勇三的《ミオよ　わたしのミオ》，而不是1958年山室靜的《白馬の王子ミオ》。1958年講談社版本也有瑞典文版權，但也許講談社沒有買插畫版權，所以找了插畫家重繪？中文版用了講談社書名，封面也重繪，但從內文來看，還是譯自岩波版。

林格倫的重要推手嶺月

以「長襪皮皮」聞名全球的瑞典女作家林格倫（Astrid Lindgren, 1907-2002)，早期在台灣的重要推手是嶺月。嶺月從1980到1982年間譯出了六部林格倫作品（嶺月用的譯名是林葛琳），都是由日譯本轉譯，包括：

1. 少年偵探 （純文學 1980)

2.目擊者 (純文學1980)

3. 間諜團 (純文學1980)

4. 誰來要我（王子 1981)

5. 小女超人（國語日報 1981)

6. 小子立大功（國語日報 1982)

左：1957年岩波書店版 右：1980年純文學版

少年偵探的三集都是在1980年四月出版的

其中「少年偵探」、「目擊者」、「間諜團」三冊是系列作品，1979年在民生報兒童版連載，連載完由純文學出版單行本；「誰來要我」先在王子半月刊連載，連載完由王子出版單行本；最後兩冊則是由國語日報發行。

左：1964年岩波書店版  右：1981年國語日報版

嶺月在「小女超人」的前言中，說明她是根據大塚勇三的日譯本翻譯的，也特別感謝日文版的插畫家櫻井誠。不過，其實其他五冊也全都是譯自日文版，而且都是出自同一位日譯者尾崎義的手筆。這六冊全都是岩波少年文庫，也可看出岩波立意開新風氣，有別於講談社、偕成社、小學館那種改寫給兒童看的世界文學。

不過，嶺月阿姨畢竟是溫柔的兒童文學作家，她對皮皮還是做了一些修改。她說皮皮曾經一路走一路吃路邊有毒的植物，「我擔心有糊塗孩子會模仿，所以改為皮皮一路走一路念：這種草有毒不能吃⋯⋯」，還有皮皮曾把杯底剩下的牛奶倒進耳孔裡，說說這樣能夠預防耳炎。「我想到萬一有小孩模仿，太危險了，所以把這一段省略。」看起來嶺月阿姨真的很擔心她的小讀者。

其實嶺月還改了一個燕窩的故事。嶺月的版本裡，皮皮說有一個印尼小女孩叫做瑪麗。她爸爸很疼女兒，天天買燕窩給她吃。但瑪麗拒絕吃燕窩，她爸爸就說不吃燕窩，其他東西也不能吃，最後瑪麗就活活餓死了。我覺得這故事有點古怪，看了日文版和英文版，原來主角是一個叫彼得的上海小男孩，因為爸爸叫他吃燕窩，他不吃，最後餓死了。看來嶺月阿姨也覺得這個故事有點不妥（男孩吃什麼燕窩？而且有醜化中國人的嫌疑？），所以她把故事改成印尼，也把小男孩改為小女孩。

左：1965年岩波書店版  右：1981年王子版

英文版封面

瑞典文版封面

「誰來要我」後來在志文重出時改名為「孤兒賴思慕流浪記」，主角是孤兒賴思慕。他從小生活在惠光孤兒院，院童全都姓賴，除了賴思慕以外，還有賴文儒、賴丕德、賴利夫；女生有賴麗芙、賴麗丹、賴惠琳、賴露娜...翻譯策略相當歸化。賴思慕因為得罪了孤兒院院長，害怕被處罰，溜出孤兒院去流浪，中間遇到好心的流浪漢，因緣際會一起破了一起強盜案，後來順利被農場主人收養。

左：1965年岩波書店版  右：1982年國語日報版

「小子立大功」的主角和「誰來要我」的主角賴思慕同名，日文都是ラスムス（原文都是Rasmus)，所以嶺月在「小女超人」的前言中把「小子立大功」書名譯為「小英雄賴思慕」，顯然以為這是系列作品。但其實「小子立大功」的主角並不是孤兒，而是警官之子，與前作無關。所以嶺月只好另外取名，把「小子立大功」的主角命名為「藍普斯」，姊姊叫「藍芙俐」，爸爸叫「藍巴克」。故事中有高中生戀情、姐弟情深、冒險、小狗等，是一個輕鬆有趣的少年故事。

嶺月本名丁淑卿（1934-1998)，出身鹿港名門丁家，小學接受日本教育，譯作大都由日文轉譯。她的著作也不少，「鹿港少女」系列回憶兒時種種，非常好看。

紀德：翻譯《窄門》的楊澤是詩人楊澤嗎?

       194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法國作家紀德(Andre Gide, 1869-1951)，在台灣知名度頗高，流傳的作品也不少。2006年台北縣文化局出版了一本《五O年代文學出版顯影》，有縣長周錫瑋作序，由文化局長朱惠良策畫，鄭清文總編輯，作者是應鳳凰。在大業書店那一章中，有一小節標題是: "出版「紀德選集」"。應鳳凰在這一節中說:

「大業」一系列出版《紀德選集》，從《浪子回家》、《窄門》、《田園交響樂》、《偽幣製造者》到《地糧》、《新糧》。紀德的哲思式的散文，優美的文字風格，影響了一代的文藝愛好者，間接哺育了台灣新一代的文學青年。(頁135)


    其實，大業書店在1965-1966年間共出版了六本紀德作品，全都署名「李尼」所譯，但其中並無《偽幣製造者》一書，倒是有一本《日尼薇》。既然對文青影響這麼大，怎麼沒見過這位李尼先生或小姐出來說幾句話呢? 原來這六本都是大陸譯本。

《浪子回家集》: 卞之琳《浪子回家集》(1947，上海:文化生活)
《窄門》:卞之琳《窄門》(1947，上海:文化生活)
《田園交響樂》:麗尼《田園交響樂》(1935，上海:文化生活)
《日尼薇》:盛澄華《日尼薇》(1946，上海:文化生活)
《地糧》:盛澄華《地糧》(1943，重慶:新生)
《新糧》:卞之琳《新的糧食》(1943，上海:明日社)

1947年上海文化生活的卞之琳版本，印有＂西窗小書＂字樣。鋼筆字則是寫上去的。

1966年大業出版的《新糧》，實為卞之琳譯本(1943)

1966年大業出版的《田園交響樂》，實為麗尼譯本(1935)

   「李尼」這個假名估計是從麗尼(郭安仁)來的，不過這六本中其實只有一本是麗尼翻譯的，其他三本是卞之琳的，兩本是盛澄華的。這六本紀德作品在市面上不斷流傳，版本眾多。遠景世界文學也收了兩本紀德， 一本是1979年的《窄門》，署名楊澤翻譯，一本是1981年的《偽幣製造者》，是孟祥森所譯。令人訝異的是，楊澤的譯本其實也是卞之琳的版本，只有文字略做修改。以這段為例:



楊澤譯本:

不錯，就在我父親逝世的那一年；證實我的記憶沒錯的是我們剛到時，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的談話。我意外的闖進了母親和她朋友談話的房間:她們正在談論我的舅母；母親正氣憤她沒有服喪，或早已除孝(老實說，我無法想像比柯倫舅母穿戴黑色，正如同我想像不出母親穿戴鮮豔的衣服)。我們到的那一天，就我記憶所及，侶西.比科倫穿了一件羅紗服。阿緒拜爾敦小姐，照例和和氣氣地，正竭力緩和我的母親。她怯生生地辯解:
   「究竟，白的也算孝。」
   「她披在肩上那條紅披巾，妳也叫做『孝』嗎?」


卞之琳譯本:

不錯，就是我父親死的那一年；證實我記得不錯的，是我們剛到的時候，我母親和阿緒拜爾敦小姐的談話。我意外的闖進了母親和她的朋友談話的房間:她們正在談論我的舅母；母親正氣憤她沒有服喪，或早已除孝(老實說，我無由想像出比柯倫舅母穿黑，正如同我想像不出母親穿鮮明的衣服)。我們到的那一天，就我記憶所及，侶西.比科倫穿了一件羅紗服。阿緒拜爾敦小姐，照例的和和氣氣，竭力緩和我的母親。她怯生生地辯解:
   「究竟，白的也算孝。」
   「她披在肩上那條紅披巾，妳也叫做『孝』嗎?」


   

1986年書華版本，也署名"楊澤"翻譯，實為1947卞之琳譯本

1999年萬象版本，仍署名"楊澤"翻譯而未正名

看的出來所謂楊澤的譯本是根據卞之琳的譯本略作修改而已，人名譯法與語序結構都沒有改，「除孝」、「羅紗服」、「照例和和氣氣」這些用詞都維持不變，與遠景許多書籍的做法一致。但楊澤真的是那個楊澤嗎?詩人楊澤(楊憲卿，1954- )? 依年代來看，是很有可能的: 楊澤1977年23歲,出版第一本詩集《薔薇學派的誕生》；1979年他25歲，又是台大外文系外文所的學生，翻譯一本紀德的書也沒有什麼不對。但楊澤也是詩人，怎麼會這麼不愛惜羽毛去抄襲卞之琳呢?還是遠景故意用"楊澤"之名，想借他的名氣，其實跟詩人無關，就像用"黃蓉"代替鍾憲民一樣? 這當然也有可能，畢竟"楊澤"這名字也不能註冊不讓別人使用。但楊澤本人並沒有出面澄清過這件事，甚至在接受訪問時「謙稱翻譯是為了糊口」(2010/11/8)，似乎含糊承認了這件事。而且在遠景之後，書華版本也署名楊澤，也不見他出面澄清。至於《偽幣製造者》，雖然盛澄華在1947年也有譯本，但不知何故，並未在台灣流傳。遠景的《偽幣製造者》是孟祥森所譯，成為台灣主要的譯本。

1981署名「紹希」的譯本，實為卞之琳譯本(1947)

1981署名「紹希」的譯本，也是卞之琳譯本(1943)

1981署名「紹希」的譯本，實為金滿成譯本(1944)

    1981年名家也出了一套紀德作品集，全部署名「紹希」，除了上面作品之外，還多了《女校》和《背德者》。跟大業一樣的六本也都採用相同大陸譯本，《女校》則是金滿成的《女性的風格》(1944，重慶:作家書屋)，還是1940年代作品。一直到1992年，遠志出版社也還在繼續出版這些1940年代的大陸譯本。也就是說，台灣讀者所熟悉的紀德風格，其實是以卞之琳為首的1940年代文青風格。

連耿濟之的外孫都被騙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台灣流傳的不少，耿濟之(1899-1947)大概是杜氏在台灣最有名的譯者。其實耿濟之病逝於1949之前，本不在戒嚴時期的禁書名單之內，但早年有好幾本他的譯本並沒有署名。後來出版社陸續署名他的作品出版之後，卻更加詭異，把不是他翻譯的作品也算做是他的。遠景1986年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中一共收了六本署名「耿濟之」翻譯的作品，但其中只有三本是耿濟之翻譯的。這六本的譯者是:

1. 《死屋手記》:耿濟之(1947，上海:開明)
2. 《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邵荃麟(1943，上海:文光)
3. 《罪與罰》:汪炳焜(1936，上海:啟明)
4. 《白癡》:高滔/宜閑(1943，上海:文光)
5. 《少年》:耿濟之(1948，上海:開明)
6.《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耿濟之(1947，上海:晨光)

遠景的作法，也許是因為名人效應吧，反正聽過耿濟之的人多，又沒什麼人聽過邵荃麟、汪炳焜、高滔、宜閑等人，那就全都署名耿濟之吧。(朱生豪也被糊里糊塗多塞了好幾本譯本，另文再談)
       可憐對岸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台灣有耿濟之失傳多年的《罪與罰》，特地在2009年飛到台北來親眼見證奇蹟，見到他外公的四個《罪與罰》版本: 1968年江南出版社；1974年學海書局；1977年遠行出版社；1979年遠景出版社。以上這四個版本都沒有署名譯者，陳逸之所以斷定這四個版本是他外公所譯 (耿濟之的確有翻譯過《罪與罰》，但原稿在戰亂中失傳)，是因為1986年遠景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和這四個版本相同；殊不知1986遠景版根本不是耿濟之的譯本，而是汪炳焜譯本。如果陳逸多看一下啟明版的《罪與罰》，就知那四個未署名版本的源頭。只是汪炳焜並非名譯者，汪譯本在大陸並非流行版本，相當少見，以致於陳逸根本不知有此版本，才誤以為是他外公失傳多年的版本。感動之餘，還把這個譯本捧回美國，重新潤飾後於2012年出版(還是遠景!)，還找了鄭振鐸的孫子鄭源作序。殊不知學海、遠行、遠景都出過許多偽譯，出版資料並不可靠。事實上，汪炳焜譯本還不只這四種版本，還有台灣啟明版和青山版本。

2012年遠景出版陳逸譯本，封面有「耿濟之原譯」字樣，但其實陳逸看到的是汪炳焜譯本

這四本遠景版(1986)都署名耿濟之翻譯，其實只有兩本是耿濟之的譯本

遠景系列還有兩本署名「鍾文」翻譯，即《淑女》和《窮人》，也是大陸舊譯。《淑女》是王維鎬譯本(1947，上海:文光)，《窮人》則是文穎譯本(1949，上海:文化生活)。文穎是名譯者汝龍的妻子，這本《窮人》是根據英譯本譯出的，還曾出現在台灣1958年的禁書名單上。

署名鍾文翻譯的《淑女》，是王維鎬譯本

署名鍾文翻譯的《窮人》，是文穎的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罪與罰》，是汪炳焜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白癡》，是高滔，宜閑(胡仲持)合譯

這本才真的是耿濟之翻譯的

        至於志文出版社在1985年署名「劉根旺」的《罪與罰》，其實是1979年的岳麟譯本(上海譯文)。也就是說，戒嚴期間台灣通行的兩種《罪與罰》，真正譯者是汪炳焜和岳麟，卻被標示成耿濟之和劉根旺。

志文署名劉根旺(1985)的譯本，是岳麟的譯本(1979上海譯文)

三兄弟變九兄弟:京華煙雲翻譯史

風雲時代1989年版，譯者未署名，實為鄭陀和應元杰。

日前在電視台看到趙薇版的京華煙雲重播，最近又看到新聞說「新京華煙雲」要開拍了，但我心目中的姚木蘭還是溫柔典雅的趙雅芝。她當年和歐陽龍、林在培在北京大學(其實是台師大校園)和北師大(其實是台大文學院中庭)談情說愛，許多觀眾至今念念不忘，片尾曲潘越雲更是唱的蕩氣迴腸。但京華煙雲這部「中國當代文藝名作」還真的是翻譯的。

因為作者林語堂其實是用英文寫的，書名也不叫做《京華煙雲》。林語堂的英文書名叫做Moment in Peking，1939年在紐約出版，書成之後囑好友郁達夫翻譯為中文，並且將他意中的書名和人名都寫了三千多條筆記寄給郁達夫，還預支稿費一千美元。林語堂自訂的中文書名是《瞬息京華》，郁達夫直譯為《北京一剎那》，但可惜郁達夫英年早逝，未能完成翻譯，而上海書商早就在未授權的情況下找了兩個譯者鄭陀、應元杰搶譯出書，1941在上海出版，書名定為《京華煙雲》，人名也都自作主張定了下來，部分與作者原意不合，如曾家三兄弟原為平亞、襟亞、蓀亞；鄭應合譯本則根據英語拼音譯為曾彬亞、襟亞、新亞。

台北文光圖書1962年版本，譯者未署名，實為鄭陀和應元杰

林語堂本人曾在1941年寫了一篇長文批評這個未經授權的譯本，提及內文的諸多錯誤，例如把「略識之無」這句客氣話翻譯為「我光識『戚』和『吳』這些字」，就讓作者痛批譯者中文程度不足。這兩位譯者還把當世大畫家齊白石翻譯成季白石，也很離譜。雖然是拼音相同(Chi)所致，但也未免太沒常識。這個譯本翻譯腔極重，尤其與郁達夫版本一比，高下立見。例如一場小孩們鬥蟋蟀的對話:

鄭應譯本:

那小蟋蟀...早被敵人用毒牙啄死，踐踏在軀體上作勝利的朗鳴了。

 「我告訴你趕快住了手，而你不聽我的話。這次交鬥是不公平的。」曼妮說。

郁譯本:

戰勝的一頭不可一世地站在敵手屍體上。

「我叫你別鬥了，你不聽，多冤哪。」她說。

一看就知道譯者是誰的差別很大。可惜郁達夫終究沒能完成翻譯，鄭應譯本也就流傳下來。遠景出版社1976年出版的正是這個譯本，但只有署名作者林語堂，並沒有交代這是一本翻譯作品，也沒有譯者名字。因此我小時候看這本書，總覺得有一種揮之不去的違和感，例如「古話說，假使你自己是正直的，那麼所遭遇的事情無有不正直的。」依我粗淺的古文知識，應該沒有這樣的中國古話才對。但愛情故事真是精彩好看，也就一路這麼怪怪的看下去了。這個譯本的最後一句是:「接著他們就漸漸的走去，漸漸的不能辨別出來，並且消失在那個緩緩地向著那聖山和偉大的內地移動著的長蛇形的人類的行列中。」我想林語堂修養再好，看到最後這個「長蛇形的人類的行列」應該也會忍不住想丟書吧!

湖南文藝1991年郁飛譯本

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版本，封面無譯者名(譯者是張振玉)

後來在文化大學教書的張振玉教授看不下去，動手又翻譯了一次，1977年出版。張教授從小在北平長大，大學讀北京的輔仁大學，曾師事名譯家李霽野和張榖若，對話自然流暢，遠勝鄭應合譯本。張譯本1988年出第二版，還自擬回目，如「曾大人途中救命/姚小姐絕處逢生」等。曾家二哥改名為經亞，長媳孫曼妮改為孫曼娘，姚家長子迪人改為體仁，紀元也從西元改為光緒，更有中國味道。1988年華視播出的電視劇，趙雅芝飾演姚木蘭，歐陽龍飾演曾家老三，名字既非蓀亞，也不是新亞，而是變成了順亞，三兄弟的名字還真是令人眼花撩亂。1990年，郁達夫之子郁飛根據林語堂的筆記和父親遺稿，譯出《瞬息京華》，終於將書正名，書中人名也依據林語堂的設計譯出，但這個譯本並沒有在台灣發行。而且前幾章精彩，顯然是郁達夫手筆；後面翻譯腔頗重，顯然是郁飛手筆，也令人感到遺憾。2005年北京央視重拍電視劇，由趙薇飾演姚木蘭，曾家三兄弟正名為平亞、襟亞、蓀亞，符合林語堂原意，但劇名還是維持《京華煙雲》不變。可見這個譯名已深入人心，更動非易。

         林語堂曾將《浮生六記》等作品譯為英文，也寫雜文，但他很少翻譯自己的作品。因此《吾國與吾民》、《蘇東坡傳》等皆由其它譯者翻譯為中文。對這些可憐的譯者來說，看了《瞬息京華》的例子，如何揣摩「林意」還真是不容易的大工程呀!

昭和十五年(1940)藤原邦夫譯本，東京明窗社發行

又，此書在日本也非常風行。第一個譯本是藤原邦夫昭和十五年譯本《北京歷日》，東京明窗社發行，七月一日首刷，到七月二十日已經四刷。我在神保町買到的就是四刷版本。譯者序中提到原書在「昨年十一月」首版，的確英文版是1939年出版，可見日本譯者速度之快，半年就可以譯完出書，比鄭陀、應元杰中譯本還早出一年。譯者在序中說這個譯本稍有刪節，因為原書有些為歐美人士解說的部分，其實日本讀者早已熟悉，他覺得可以不必贅述(我覺得這是很聰明的作法，許多華美文學都該如此翻譯才對)。最後提到另有兩個譯本尚在進行，分別為《北京好日》和《北京の日》。現在比較通行的日譯書名似乎是《北京好日》。其實在神保町也有看到一本1940年代的《北京好日》，上下冊，但有點貴，買不下手。至於令人困惑的曾家三兄弟，藤原邦夫命名為「平亞、緊亞、遜亞」，又增加一個版本。算起來，三兄弟已經成了「平亞、彬亞、襟亞、經亞、緊亞、蓀亞、新亞、順亞、遜亞」九兄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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