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准自己人看的三姊妹

這本《三姊妹》劇本，是1964年政工幹校譯印的復興崗翻譯叢書，沒有作者，沒有譯者，沒有簡介，一翻開就是人物、地點、第一幕，封底印著「非賣品」三個大字。

1964年政工幹校出版的《三姐妹》，無作者、無譯者、無介紹

版權頁上有「非賣品」字樣

還好這是名劇，《三姊妹》當然是契訶夫的，倒不難查，很快就找到譯者是曹靖華。只是為什麼這本是非賣品呢？原來這本根本就是禁書！《查禁圖書目錄》裡「違反戒嚴法」的三字部，就有登錄這本曹靖華翻譯的《三姊妹》，在1952年被查禁，理由是「為匪宣傳」。所以政府查禁沒收以後，自己拿來翻印，給自己的學生讀就沒關係？自己排演給自己人看？

這本1946年版本，原為廣州教會學校協和女中的藏書。

曹靖華譯的《三姊妹》，文化生活出版社

曹靖華的《三姊妹》在1952年因「為匪宣傳」而被禁

曹靖華（1897-1987)，河南人，1920年開始學俄文，還到莫斯科留學，後來也在莫斯科東方大學任教了好幾年。所以他的譯本是從俄文直譯的。因為他是共產黨員，又是全國政協委員，所以看到他的名字就是「為匪宣傳」吧！他被禁的譯作至少有五種，包括托爾斯泰的《致青年作家及其他》。

文化生活版本的第一幕

政工幹校版本的第一幕

但其實復興崗翻印的劇本還不少，從1966年到1968年又出了一大套「西洋名劇選集」，至少八冊，每冊三個劇本，都一樣沒有作者、沒有譯者、沒有介紹，都是非賣品。跟中國的「內部參考」意思差不多，都是只准自己人看。不過中國的「內部參考」是新譯，包括美國的《海鷗喬納森・利文斯頓》（就是我們的《天地一沙鷗》）、《愛情故事》（台灣譯《愛的故事》）、《麥田裡的守望者》（麥田捕手）等等，台灣卻都是拿現成的中國譯本，把人家名字塗掉就可以用了，更加方便。

耿濟之在大陸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重現？--空歡喜一場

 「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2009年，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出現，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見證奇蹟。並在2012年，由遠景出版祖孫合譯新版，扉頁上印著：「獻給敬愛的外公 濟之先生」，署名「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陳逸手上那本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坤」的版本。耿濟之在天之靈，恐怕不是陳逸所想像的「悲喜交集」，而是「啼笑皆非」吧！更尷尬的是，序還是鄭振鐸的孫子鄭源所寫，真是兩個「憨孫」。

2012年遠景出版的《罪與罰》，署名「耿濟之 原譯，陳逸重譯」，
其實是汪炳焜譯本

2012遠景版扉頁題獻耿濟之

1936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汪炳焜譯本，是遠景版的來源

耿濟之(1899-1947)，上海人，民初名譯者，北京俄文專修館出身，從俄文翻譯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四本作品：《死屋手記》、《少年》、《兄弟們》（後來書名改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根據耿濟之的女兒耿靜芬的說法，《罪與罰》也譯了，可惜手稿送進商務印書館排印時，被日軍炸毀了。據說耿濟之為此常感落寞，但這麼大部頭的書，要重譯談何容易。當年手稿只有一份，又沒有影印店，丟了就丟了，戰亂期間的譯者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戰後來台的德文譯者周學普，曾在歌德《愛力》的序中說，自己其實早就翻譯過一次，1947年把手稿寄給杭州友人準備出版，誰知兩岸隔絕，稿子拿不回來，只好硬著頭皮重譯一次。

既然稿子炸掉了，為何台灣會有「耿濟之」的《罪與罰》呢？其實很簡單：這不是耿濟之譯的，是戒嚴期間台灣翻譯社常見的張冠李戴手法。現在電子資源方便，只要比較一下就知道譯本是誰的了：

遠景所謂「耿濟之」版是這樣開頭的：

七月初的一個酷熱的晚上，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闆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個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闆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是他欠老闆娘的房錢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而1936年汪炳焜版是這樣開頭的：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兩者差異極小，像是「七月開始」改成「七月初」，「老板娘」改成「老闆娘」，「一隻」改成「一個」、「房金」改為「房錢」。其他重要的句子主幹都沒動，甚至於像「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這種不自然的句子都一字未改，可見遠景版實為汪炳焜版無可置疑。那為什麼陳逸會有這樣的誤會呢？這要從這個譯本在台灣的流傳歷史談起。

1936年汪炳焜譯本由上海的啟明書局出版。上海啟明書局的老闆沈志明是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在戰後沈志明夫婦來台開設台灣啟明書局，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擔任發行人，落腳重慶南路。台灣啟明在1949年以前就帶了大批上海啟明版本的書過來販售，沒想到1949以後兩岸隔絕，回不去了，更糟的是國民黨頒布戒嚴法，宣布「附匪」及「陷匪」作家、譯者的作品通通不能賣。那豈不是等於無書可賣？所以啟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把所以譯者都改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就這樣出了數百種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的書。啟明書局並不用假名，開始時也規規矩矩只出自己上海啟明的書。但後來1959年沈志明夫婦以出版匪書被捕，以叛亂罪起訴，還好他們夫婦是胡適的學生，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找美國施壓營救，兩人獲釋之後逃往美國，終老於斯。所以啟明在1950年代是譯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1960之後成為全台大小出版商的免費底本來源，盜印者眾，但老闆都跑了，自己也心虛，不能告別人抄襲（萬一又被人告密說在印匪書），所以成為大宗種子書來源。這本《罪與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台灣的主流譯本。以下是按年代排列已知版本：

1960年 「啟明編譯所」譯。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1968年  「甲兵」譯。台中：一善書店

1968年  未署名。台北：江南。

1974年  未署名。台北：學海。

1975年  未署名。台北：青山。

1977年  未署名。台北：遠行。

1979年  「遠景編輯部」。台北：遠景。

1980年  未署名。台北：喜美。

1981年  未署名。台北：名家。

1986年 「書華編輯部」譯。台北：書華

1986年 「耿濟之」譯。台北：遠景（八版）

1999年 「耿濟之」譯。台北：錦繡

根據陳逸的〈出版緣起〉，他在國圖看到了四個版本，分別是江南、學海、遠行三個沒有署名的版本，以及遠景署名「耿濟之」的第八版。因為這四個版本全同，又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有署名，所以他就誤以為所有版本都是「耿濟之」的。其實遠景自己就是翻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遠行的發行就是遠景，書華和錦繡也都和遠景同屬一脈），江南、學海這幾家出版社也都是翻印舊譯常客，只能說國家圖書館的館員熱情有餘（陳逸有特別感謝國圖館員的熱情協助），專業不足，否則應該要警告陳逸這幾家出版社都有出版資料不實的前科，應該要更謹慎查證才是。

1977年遠行版，不著譯者。實為汪炳焜譯本。

1986年書華版，署名「書華編輯部」，也是汪炳焜譯本

1986年遠景版，首度署名「耿濟之」譯，實為汪炳焜版

1986遠景版的《白癡》，署名「耿濟之」譯，實為高滔/宜閑（胡仲持）譯本

1986年遠景版的《少年》，真的是耿濟之譯本，如實署名。

真假難辨：右邊兩本是耿濟之的，左邊兩本不是

台灣戒嚴期間用假名或不著譯者方式翻印的舊譯超過千種（我已查到1400種），作為翻印來源的種子書達600種（每本種子書平均被兩家以上的出版社翻印），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研究上往往造成誤判。像是1986年遠景出版的六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全掛名耿濟之譯，其實只有三本是他譯的。他譯的三本是：《死屋手記》、《少年》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其他三本雖然都署名「耿濟之」，其實不是他譯的。原譯者是：汪炳焜的《罪與罰》(1936，上海:啟明)、紹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1943，上海:文光)，以及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3，上海:文光)。

其中最奇怪的是《白癡》，明明有耿濟之的譯本（1947，上海開明），為什麼挑了別人的譯本，又要掛耿濟之的名字？說到底，還是因為戒嚴的關係，搞得大家長年不敢用真名，假名用久了也糊塗了。而耿濟之的名字被亂用也不只是遠景，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的《煙》，也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耿濟之譯的《獵人日記》曾以「江子野」、「克強」等假名翻印，而這四本汪炳焜、紹權麟、高滔、宜閑、陸蠡的譯作，通通被當作是「耿濟之」的作品。只能說，台灣書目資料真是一筆糊塗賬，千萬不可盡信。其他莫名其妙多了幾筆作品的還有朱生豪、林語堂和伍光建，這些譯者地下有知，可真是要哭笑不得。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

陳逸的修改，據說是根據俄文版和英文版。改的幅度相當大，至少比遠景的「耿濟之」改汪炳焜的幅度大很多：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Ｋ橋走去。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經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除了修改這本張冠李戴的《罪與罰》之外，陳逸欲罷不能，2013年又修改了《死屋手記》，一樣由遠景出版，還好《死屋手記》真的是耿濟之譯的。 

不是莎士比亞寫的暴風雨

這本文化圖書出版的「暴風雨」，楊乃全譯，沒有出版年。但譯者在「關於這一個故事的幾句話」中說，「這部小說是一百三十多年前俄國大文豪普希金寫的」，原文出版於1836年，因此可以推估這個譯本是1966年以後出版的。譯者又說，「這部小說的原名，本來是叫做『上尉的女兒』。因為它在我國還沒有譯本，只是在台灣演過用它拍成的電影，電影商為了醒目就把它譯成了『暴風雨』。這個名字在台灣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我們也就沿用了這個名字。」

其實這部「上尉的女兒」，1949以前在大陸至少有三個譯本，文言的叫「俄國情史」，還有兩部白話的「甲必丹女兒」。「甲必丹」似乎是Captain的音譯。所以如果「我國」是指中華民國（？）的話，似乎不太對；但這三本都沒有在台灣流傳，也是真的。東方版本的「上尉的女兒」1973年才出版，看來晚於文化圖書的版本。

東方版的譯者是張宏源，根據的是喜多謙的「大尉の娘」（偕成社，1953）。三個版本的封面基本上是一樣的，只有制服的顏色有點差異罷了，顯然系出同源。比較兩種中譯本，非常有趣，可以看出雖根據同一種日譯本，譯者的選擇很不一樣。例如小說一開始，東方版說男主角的媽媽在煮「蜜餞」，文化版說在煮「蜂蜜果醬」。這時父親放下書本，要跟太座說話。東方版譯成：

「喂，媽媽！」（俄國習慣，父母親有時跟著孩子，管對方叫「爸爸」、「媽媽」。）

文化版卻直接讓父親叫媽媽的名字「斯克妮」。看了一下日文版，這裏跟東方版一樣，

「なあ、お母さんや」

但並沒有俄國爸爸媽媽怎麼叫的註解。我不知道俄國習慣如何，但跟著孩子管對方叫爸爸媽媽，不正是日本人的習慣嗎？

楊乃全譯的「暴風雨」，即「上尉的女兒」。

偕成社的「大尉の娘」，喜多謙譯。

東方出版社的「上尉的女兒」，張宏源譯。

李映萩有沒有抄滿濤的狂人日記？

        1994年，在文建會主辦的「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上，呂正惠教授發表了一篇文章〈西方文學翻譯在台灣〉(1996年出版)，文中提及不少抄襲大陸譯本情事。其中大部分我都已知，但呂教授說李映萩的《狂人日記》是抄滿濤的，頗讓我吃驚。李映萩是李永熾教授的筆名，譯作頗多，也與其夫人方瑜教授合譯過伏爾泰的《憨第德》，理應不會涉及抄襲才是。仔細檢查這本《狂人日記》，才知道兩位教授都沒有錯: 這本《狂人日記》收了五篇果戈里的短篇小說，其中兩篇是滿濤譯的，包括〈狂人日記〉和〈涅夫斯基大街〉(滿濤譯為〈涅瓦大街〉)兩篇；但其他三篇並不是滿濤譯本。仔細看封面和版權頁寫的是「李映萩等」譯，所以我們可以假設其他三篇小說的譯者就是李映萩；而那個「等」，當然就是戒嚴期間不能出現的滿濤了。

1977年志文出版的《狂人日記》，署名「李映萩等」譯，
其中有兩篇抄自滿濤的《彼得堡故事》(1957)。此為1997再版封面。

滿濤的〈狂人日記〉首先發表於《譯文》(1954)，
後來才收於《彼得堡故事》(1957)

〈狂人日記〉滿濤譯文(1954):

今天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我早上起得很遲，當馬符拉把擦乾淨的長統靴給我送來的時候，我問她幾點鐘了。聽說早已打過了十點鐘，我就盡快地穿起衣服來。我得承認，我是絕對不會到衙門裡去的，因為早就知道我們的科長會繃起一張陰沉的臉。他老是對我說，「老弟，你怎麼腦子裡老是這麼亂七八糟的?...」可惡的長腳鷺鷥!

〈狂人日記〉志文版譯文:
今天發生了一件不尋常的事情。早上我起得很遲，當馬符拉把擦拭乾淨的長統靴送來給我的時候，我問她已經幾點鐘了。聽說早已打過了十點鐘的鐘響，我就趕忙穿上衣服。我得承認，我是絕對不會到衙門去的，因為早就知道我們的科長必然會板起一張陰沉的臉孔來。他老是對我說，「老弟，你腦子裡怎麼老是這麼亂七八糟的?...」這可惡的長腳鷺鷥!

顯然志文只是稍作編輯，多加幾個贅字罷了。連比較奇特的「衙門」一詞都沒改，倒是1957年收錄在《彼得堡故事》的版本把「衙門」改為「部」，跟後面的「科長」比較協調。顯見志文抄的應該是較早的版本。

滿濤，本名張逸侯(1916-1978)，北平人。留學日本，翻譯過不少俄文作品，包括契科夫的《櫻桃園》。這本《彼得堡故事》收了七篇小說，但其中〈鼻子〉〈外套〉〈馬車〉三篇與志文版(志文版譯為〈鼻〉〈外套〉〈蓬車〉)結構用語差別都很大，和上述〈狂人日記〉情況大不相同。因此可以還李映萩一個公道，這本並不是全然抄襲滿濤的，版權頁也寫的是「李映萩等」。只是1977年志文初版時尚在戒嚴期間，隱瞞對岸譯者名字情有可原；但解嚴之後，1994年呂正惠教授也說話了，1997年志文再版此書仍只寫「李映萩等」而隻字不提另一位譯者「滿濤」，似乎就有點說不過去了。而且可能因為滿濤的名字從未出現過，很多書目資料直接把《狂人日記》這本書的譯者登錄為李映萩一個人，真的有點佔了滿濤便宜。

1957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彼得堡故事》為滿濤所譯，
其中有兩篇收入志文版的《狂人日記》

又見假的耿濟之譯作--屠格涅夫的煙

            屠格涅夫是俄國名作家。耿濟之是有名的俄國文學翻譯家，也翻譯過屠格涅夫的《獵人日記》。所以耿濟之翻譯屠格涅夫的《煙》，有什麼問題嗎?

            疑點重重。首先，台南東海這家出版社紀錄不良，我們已知的偽譯至少有下列14種，簡直就是台南的遠景:

1.葉娟雯(1965)，《郎心如鐵》。 實為鍾憲民(1945)，《人間悲劇》(重慶:建國)

2.何維民(1968)，《盧騷懺悔錄》。實為汪炳焜(1946)，《盧騷懺悔錄》(上海:啟明)

3.蘇雪茵(1968)，《我的安東妮亞》。實為湯新楣(1955)，《我的安東妮亞》(香港:天風)

4.蘇雪茵(1969)，《給妮儂的故事》。實為畢修勺(1948)，《給妮儂的故事》(上海:世界)

5.葉娟雯(1973)，《遺產》。 實為李青崖(1929)，《遺產集》(上海:北新)

6.葉娟雯(1973)，《莎士樂府本事》。 實為楊鎮華(1933)，《莎氏樂府本事》(上海:啟明)

7.未署名(1973)，《珍妮》。實為朱葆光(1949)，《珍妮小傳》(上海:晨光)

8.蘇雪茵(1974)，《唐吉訶德傳》。實為傅東華(1939)，《吉訶德先生傳》(上海:商務)

9.未署名(1975)，《老人與海》。實為海觀(1957)，《老人與海》(上海:新文藝)

10.葉娟雯(1975)，《雙城記》。 實為羅稷南(1947)，《雙城記》(上海:駱駝)

11.葉娟雯(1975)，《湯姆歷險記》。 實為章鐸聲(1940)，《孤兒歷險記》(上海:光明)

12.葉娟雯(1977)，《格列佛遊記》。 實為張健(1948)，《格列佛遊記》(上海:正風)

13.未署名(1980)，《傲慢與偏見》。實為東流(1951)，《傲慢與偏見》(香港:時代)

14.蘇雪茵(不詳)，《小婦人》。實為林俊千(1946)，《小婦人》(上海:春明)

          

            第二個疑點是，《煙》這本小說，我目前所有看到的譯本都是抄陸蠡的(1940，重慶:文化生活)。至少有下面四種:

1.凡谷(1970)，《煙》(台北:正文)

2.李閔生(1970)，《煙》(台北:巨人)

3.未署名(1971)，《煙》(台北:哲志)

4.江子野(1979)，《煙》(台北:大漢)

           市面上既有《煙》的現成譯本流傳，而且也是抄來的，台南東海何以不用，自己去找個耿濟之的譯本?似乎有違常情。不過有時也很難說，像是《老人與海》，滿坑滿谷都是抄張愛玲的，台南東海居然抄了一個海觀版本，《雙城記》抄許天虹的最多，他們偏抄羅稷南的。所以如果真有耿濟之譯的《煙》，他們故意求異也說不定。

          可惜一翻開內頁就知道又是陸蠡的:

連日天氣晴和，周圍的萬象----蔥籠的林木，這歡樂的城市的明潔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群山----一切，曝在煦和的陽光下，洋溢著休沐日的喜氣;......就是那些巴黎娼女們的塗滿了鉛華和脂粉的臉，也沒有使這生意欣欣的大千氣象減色。

陸蠡1940的譯本:

連日天氣晴和，周圍的萬象----蔥籠的林木，這歡樂的城市的明潔的舍宇，和蜿蜒起伏的群山----一切，曝在煦和的陽光下，洋溢著休沐日的喜氣;......就是那些巴黎娼女們的塗滿了鉛華和脂粉的臉，也沒有使這生意欣欣的大千氣象減色。

連一個標點都沒有改動。陸蠡用字偏歸化，像是「晴和」、「萬象」、「蔥籠」、「明潔」、「休沐日」、「鉛華」、「生意欣欣」、「大千氣象」，抄襲者一見便知。所以台南東海還是繼續出版假譯本: 雖然耿濟之不是假名，但他並沒有翻譯《煙》，這個譯本是陸蠡譯的。耿濟之在《罪與罰》、《白癡》、《被侮辱與被損害者》之外，又被硬加上一筆他沒有翻譯的書目。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29.html

陸蠡(1908-1942)，本名陸考源，浙江天台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編輯，1942年上海孤島時期，日軍抄查出版社，與日軍衝突而被殺。他的譯作除了《煙》以外，《葛萊齊拉》和《羅亭》也都在台灣被多次抄襲出版。台灣的洪範書局曾出版過《陸蠡散文集》(秦賢次編，1979)。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

1979大漢出版社的《煙》，署名「江子野」譯，也是陸蠡的譯作(1940)

齊瓦哥醫生原是齊伐哥醫生

小學時跟表姊去電影院看齊瓦哥醫生，只覺得故事好長好複雜，女主角好漂亮，雪景好冷。長大後才知道作者Boris Pasternak是諾貝爾獎得主，電影也是經典。

    台灣早年反共抗俄，俄國文學大多用1949年前譯本，不署譯者名字。反共文學在中國是禁書，沒有中國譯本可抄，所以反共文學總該自己譯了吧! 可惜這本反共文學名著也還是抄來的，抄的是香港版本。香港版本《齊伐哥醫生》是齊桓和許冠三合譯，1959年自由出版社出版。台灣五洲版本改書名為《齊瓦哥醫生》，封面上大字寫著「洪兆芳教授」編譯，1965年出版。雖然寫的是編譯，但除了正文以外，連「作者小傳」和「譯者的話」都照抄不誤。一開始發現這本是抄的，就是因為在「作者小傳」和「譯者的話」中出現破綻。
     作者小傳寫著:「波里斯•巴斯特納克於一八九O年在莫斯科出生，現今已屆七十高齡，看上去像一個農夫」。但五洲版本出於1965年，作者巴斯特納克已於1960年過世，顯然是沒有注意到時間問題。
     譯者的話有一段:「第一部的四章，以及附錄是齊老先生的手筆」。但一來譯者只署名洪兆芳一人，齊老先生不知何人；二來五洲版根本沒有附錄。對照香港原版，附錄是「尤利•齊伐哥的詩」。而且原版的譯者的話只說「齊桓先生」，並沒有說是「齊老先生」。到底哪個譯者年紀比較大呢?
     許冠三是史學家，曾任教台大、港大、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退休後定居美國，2004年曾因香港中文大學未經其同意，就將其著作《新史學九十年》授權湖南岳麓出版社出簡體字版而控告中文大學。當時新聞寫他「年逾八十」，推估應出生於1920年代。齊桓本名孫述憲(1930- )，廣州人，南開大學畢業，1950年後移居香港，為香港作家。他弟弟孫述宇教授(1934- )是香港中大翻譯系的創辦者。所以看起來許冠三較長，不可能稱齊桓為「齊老先生」，五洲的編輯猜錯了。倒是「洪兆芳教授」查無資料，也不意外就是了。只是為什麼要特別聲明是教授呢?令人納悶。
      1979年遠景世界文學全集所收的《齊瓦哥醫生》，署名「黃燕德」譯，其實是根據齊桓和許冠三合譯的《齊伐哥醫生》略做修改的。如下段:

齊許譯本:
季夏夫人的丈夫遺下了他的積蓄給她，本來在漲價的股票現在卻開始跌價了。為了免得坐吃山空，並且找點事情幹幹，她買下了一間小店子，就是靠近凱旋門的列費次卡雅縫衣店；她從列費次卡雅的繼承人那兒把店子接了過來，連帶那店子的名氣、顧主、縫工和學徒們一應俱全。(2-1)
......
他們的母親就是這種心理的活榜樣。季夏夫人是個三十五歲左右的金髮胖女人，她是不時心驚肉跳而且顯得很可笑的。她膽小如鼠而且特別怕男人。由於恐懼和慌亂所致，她只有不斷地從一個情夫轉移到另一個情夫那裏去。(2-2)


「黃燕德」譯本:
琪夏夫人的丈夫遺下了他的積蓄給她，但本來在漲價的股票現在卻開始跌價了。為了避免坐吃山空，並且找點事情幹幹，因此她買下了一間小店，就是靠近凱旋門的列費次卡亞的縫衣店；她從列費次卡亞的繼承人那兒把店鋪接過來，連帶那店鋪的名氣、顧主、裁剪師和學徒們一應俱全。(2-1)

......
他們的母親就是這種心理的活榜樣。琪夏夫人是一個三十五歲左右的金髮胖女人，她不時心驚肉跳，顯得很可笑。她膽小如鼠，並且特別怕男人。由於恐懼和慌亂，她只好不斷地從一個情夫轉移到另一個情夫那裏去。(2-2)

    兩個譯本的差距很小，可以明顯看到修改的都是小地方，至於「坐吃山空」、「一應俱全」、「活榜樣」、「心驚肉跳」、「膽小如鼠」這些用語都完全一致。但到了1992年遠景才改署「黃燕德校訂」。但湖南文藝2012年引進簡體字版《日戈瓦醫生》時，又變回「黃燕德譯」。書商還大打廣告:「著名翻譯家黃燕德經典譯本內地首次出版」，還有些大陸網友稱讚黃燕德的譯筆，說想多認識這位台灣譯者，真是讓我有點汗涔涔了。黃燕德(1950- )筆名林雙不， 是有名的作家。但是否當年也在遠景的利誘之下，答應了這個工作: 明明只是修改，卻當作自己的譯作發行? 就像楊澤「翻譯」的《窄門》一樣? (關於楊澤事件，請見 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10/blog-post_26.html) 這樣看來，遠景還真是壞人名節啊!(關於遠景，請見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04/blog-post_8276.html)

     1950年代的香港好熱鬧，既有左派出版社繼續引進大陸作品，又有反共文學。台灣1970年代流行的《一九八四》是香港譯者手筆(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3/05/195727.html)，《齊瓦哥醫生》也靠香港譯者。原來香港才是真正的反共重鎮啊!

1959年香港自由出版社的齊伐哥醫生

1965年台北五洲的齊瓦哥醫生是抄襲齊桓和許冠三合譯本

1979年遠景署名黃燕德譯的《齊瓦哥醫生》，是根據齊桓和許冠三合譯本稍作修改

連耿濟之的外孫都被騙了

      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在台灣流傳的不少，耿濟之(1899-1947)大概是杜氏在台灣最有名的譯者。其實耿濟之病逝於1949之前，本不在戒嚴時期的禁書名單之內，但早年有好幾本他的譯本並沒有署名。後來出版社陸續署名他的作品出版之後，卻更加詭異，把不是他翻譯的作品也算做是他的。遠景1986年的杜斯妥也夫斯基全集中一共收了六本署名「耿濟之」翻譯的作品，但其中只有三本是耿濟之翻譯的。這六本的譯者是:

1. 《死屋手記》:耿濟之(1947，上海:開明)
2. 《被侮辱與被損害者》: 邵荃麟(1943，上海:文光)
3. 《罪與罰》:汪炳焜(1936，上海:啟明)
4. 《白癡》:高滔/宜閑(1943，上海:文光)
5. 《少年》:耿濟之(1948，上海:開明)
6.《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耿濟之(1947，上海:晨光)

遠景的作法，也許是因為名人效應吧，反正聽過耿濟之的人多，又沒什麼人聽過邵荃麟、汪炳焜、高滔、宜閑等人，那就全都署名耿濟之吧。(朱生豪也被糊里糊塗多塞了好幾本譯本，另文再談)
       可憐對岸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台灣有耿濟之失傳多年的《罪與罰》，特地在2009年飛到台北來親眼見證奇蹟，見到他外公的四個《罪與罰》版本: 1968年江南出版社；1974年學海書局；1977年遠行出版社；1979年遠景出版社。以上這四個版本都沒有署名譯者，陳逸之所以斷定這四個版本是他外公所譯 (耿濟之的確有翻譯過《罪與罰》，但原稿在戰亂中失傳)，是因為1986年遠景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和這四個版本相同；殊不知1986遠景版根本不是耿濟之的譯本，而是汪炳焜譯本。如果陳逸多看一下啟明版的《罪與罰》，就知那四個未署名版本的源頭。只是汪炳焜並非名譯者，汪譯本在大陸並非流行版本，相當少見，以致於陳逸根本不知有此版本，才誤以為是他外公失傳多年的版本。感動之餘，還把這個譯本捧回美國，重新潤飾後於2012年出版(還是遠景!)，還找了鄭振鐸的孫子鄭源作序。殊不知學海、遠行、遠景都出過許多偽譯，出版資料並不可靠。事實上，汪炳焜譯本還不只這四種版本，還有台灣啟明版和青山版本。

2012年遠景出版陳逸譯本，封面有「耿濟之原譯」字樣，但其實陳逸看到的是汪炳焜譯本

這四本遠景版(1986)都署名耿濟之翻譯，其實只有兩本是耿濟之的譯本

遠景系列還有兩本署名「鍾文」翻譯，即《淑女》和《窮人》，也是大陸舊譯。《淑女》是王維鎬譯本(1947，上海:文光)，《窮人》則是文穎譯本(1949，上海:文化生活)。文穎是名譯者汝龍的妻子，這本《窮人》是根據英譯本譯出的，還曾出現在台灣1958年的禁書名單上。

署名鍾文翻譯的《淑女》，是王維鎬譯本

署名鍾文翻譯的《窮人》，是文穎的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罪與罰》，是汪炳焜譯本

署名耿濟之翻譯的《白癡》，是高滔，宜閑(胡仲持)合譯

這本才真的是耿濟之翻譯的

        至於志文出版社在1985年署名「劉根旺」的《罪與罰》，其實是1979年的岳麟譯本(上海譯文)。也就是說，戒嚴期間台灣通行的兩種《罪與罰》，真正譯者是汪炳焜和岳麟，卻被標示成耿濟之和劉根旺。

志文署名劉根旺(1985)的譯本，是岳麟的譯本(1979上海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