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一九八四的謎團：萬仞和邱素慧是誰？

2012年，遠流推出《一九八四》新譯本時，譯者徐立妍寫了一段話：

台灣最早的《一九八四》譯本出現在民國四十一年，譯者是王鶴儀先生，這個譯本目前只有在圖書館才能翻閱，後來的譯本也有如鈕先鍾、萬仞（疑為假名），及彭邦楨的版本，但是民國七十年出現邱素慧翻譯的版本後，其他版本就漸漸消失了。

這段話有點小小的問題，一是王鶴儀是女士而非先生，她是王雲五的女兒；二是邱素慧的譯本最早是民國六十三(1974)年出版，而非民國七十年。萬仞是誰，容後再敘。至於邱素慧，我在2013年五月的部落格已經指出邱是假名，抄襲香港大公書局1957年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後》（1957+27=1984)，譯者是黃其禮：

《二十七年以後》是在香港出版的，對台灣的影響卻很大，因為台灣最暢銷的版本《一九八四》就是抄襲此書。1974年桂冠出版了這個譯本，內文稍有修改，譯者署名「邱素慧」，之後華新，遠景，文言，書華各家出版社出的都是這個版本，桂冠和遠景都再版多次；一直到2009年印刻找人修改所謂「邱素慧」版，還署名兩位譯者「邱素慧，張靖之」，殊不知其實根本沒有「邱素慧」這位譯者。曾有研究生在論文中懷疑邱素慧並無其人，還致電上述各家出版社詢問，當然都沒有結果。

黃其禮譯《二十七年以後》封面

《二十七年以後》版權頁，這是邱素慧譯本的底本

詳情請見 https://tysharon.blogspot.tw/search?q=%E4%BA%8C%E5%8D%81%E4%B8%83%E5%B9%B4%E4%BB%A5%E5%BE%8C

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引進徐立妍譯本時，胡洪俠寫了一篇很長的序，回應立妍這段話：

1. 徐立妍提到万仞时在后面加了个括号，内写“疑为假名”。当然是假名。那真名是什么呢？通过比对，我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万仞”原来就是钮先钟。

2.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华新出版公司印行邱素慧译的《一九八四》，列为“桂冠丛书”第十一种，书前附有殷海光和黄陵评价奥威尔及其作品的文章。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间，这个译本生命力顽强，不断重生。可是，对我而言，这个译本缠绕着众多谜团，迄今难解。其一，华新版《一九八四》封面署名“邱素慧译”，版权页译者的位置写的又是“林宪章”。这两个人的资料虽几经寻访，皆遍查不获。难道都是化名？

我在2013年已知邱素慧是假名，只要到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借出《二十七年以後》比對即可知。至於萬仞是不是鈕先鍾？胡洪俠的理由是鈕先鍾的著譯書目中有1967年的《一九八四》，因此兩人實為一人。這理由似乎還不太夠，但我也同意萬仞就是鈕先鍾，而且鈕先鍾用萬仞這個筆名，至少可以上溯到1948年。

全國圖書目錄上「萬仞」的譯作有三筆。最早的一本是1948年七月一日，台灣新生報發行的橋文藝叢書第一本《愛國者》，是一個劇本，譯自Sidney Kingsley 的"The Patriots"（1943)。有趣的是，古籍網可以購得這個譯本的副本，封面上有史習枚(1921-1987)贈書的字樣，送給復旦大學新聞館。史習枚是鈕先銘(1912-1996)、鈕先鍾（1913-2004)兄弟的表弟（一說堂弟），筆名歌雷，為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畢業自復旦大學新聞系。鈕先銘當時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副司令，鈕先鍾則是台灣新生報總編輯。歌雷在主編「橋副刊」時積極與台籍文人往來，後來在1949年因四六事件入獄將近一年，獲釋後仍任職於聯合報、經濟日報、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過世。當然史習枚可以因橋副刊主編的身份而贈書母校，但如果萬仞是他表哥鈕先鍾，也非常合情入理，至少他一定跟萬仞有往來。

古籍網的《愛國者》由史習枚題贈

《愛國者》版權頁，主編是歌雷（史習枚）

        萬仞這個名字第二次出現，就是1967年的《一九八四》。鈕先鍾在1953年已經出版過《一九八四年》，由大中國出版。他在〈譯者贅言〉中說：「譯者前為中國廣播公司編譯是書，供廣播之用，現在再把原稿略加刪節，請大中國圖書公司為之出版。」可見原本是為了廣播而翻譯。1967年，署名「萬仞」翻譯的《一九八四》由壬寅出版社出版，與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極為相似，而且發行人是「鈕陳漢生」，看來也是鈕家人。壬寅出版社另有一本鈕先銘的著作，看來這出版社是鈕家自家人辦的。壬寅出版社在1983年曾再版《一九八四》，由軍事譯粹社總經銷，而軍事譯粹社的發行人就是鈕先鍾。看來可能是鈕先鍾第一次交由大中國出版，後來收回來自家出版發行，用了筆名。

鈕先鍾譯《一九八四年》版權頁

      

萬仞譯《一九八四》，1967年出版

萬仞譯本版權頁

比較一下兩種譯文的開頭：

鈕先鍾《一九八四年》(1953)：

     那是四月裡的一個冷晴天，時鐘剛敲著十三點。溫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為了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很快的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可是還是不夠快，一道含著灰沙的旋風也就跟著他一齊吹進了大門。

     過道裡充滿了煮熟了的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在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了，似乎不合于室內裝飾之用。那是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一個四十五歲上下的人臉，兩撇濃黑的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萬仞《一九八四》（1967)：

    一個四月的冷晴天，時鐘剛敲十三點。文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但還不夠快，一道旋風含著灰沙跟著他吹進了大門。

      室內充滿了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似乎不合室內裝飾之用。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四十五歲上下，兩撇濃黑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可以看出萬仞版只是把鈕先鍾的譯本刪掉一些「那是」、「著」、「為了」、「是」、「了」等虛詞，精簡字數罷了，用詞與順序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冷晴天」、「避免寒風的襲擊」、「黃芽白菜」、「碩大無朋」這些實詞都是完全一樣的。

     第三本萬仞翻譯的書，是1967年壬寅出版社的《神鷹紅武士》，譯自The First and the Last，作者是Galland Adolf。這本書其實就是1956年鈕先鍾譯的《自始至終：德國戰術空軍興亡史》，軍事譯粹社出版。1976年軍事譯粹社再版《神鷹紅武士》，這次就直接署名「鈕先鍾譯」了。這本書1994年又改名《鐵十字戰鷹》（星光），仍署名鈕先鍾譯。至此已能確定萬仞就是鈕先鍾了。

   以這三本書來看，《愛國者》只能確定史習枚認識萬仞（不是隨便一個假名）；《一九八四》顯然是根據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而且後來由軍事譯粹社發行，更可知鈕先鍾和萬仞關係密切；《神鷹紅武士》先後掛名萬仞和鈕先鍾，才是最確切的證據。

     鈕先銘、鈕先鍾、史習枚是江西九江人。鈕氏兄弟的父親鈕傳善(1875-1941)是清朝官員，曾遊學日本，歷任重慶知府、麗江知府等官職。民國後也曾任陝西財政廳長、財政次長、全國菸酒公賣局總辦等重要職位。日本佔領天津時，又出任社會局局長、教育局局長等職，三朝為官。鈕先銘是日本陸軍官校畢業，官拜少將，後來曾任職於正中書局。鈕先鍾上海金陵大學畢業，曾任台灣新生報總編，主持軍事譯粹社，當過總統譯官，也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創辦人，在淡江大學執教多年。2014年，鈕先鍾家屬曾捐贈一批史料給國史館典藏，包含他的譯作八十八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