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看到令人吃驚的譯筆--陳汝衡的凡爾泰

        這本未署名的《福祿特爾小說集》，1968年台北海燕出版社版本，實為陳汝衡1935年上海商務的同名作品。原作收有民初名教授吳宓寫的〈福祿特爾評傳〉，譯者陳汝衡的序，以及三篇 Voltaire的小說，包括最有名的Candide，陳汝衡譯為〈坦白少年〉。海燕版本拿掉了譯者序，卻留下吳宓的〈評傳〉，包括文末署名，因此循線破案並不困難，在香港見過商務版的實書，很早就確認是陳汝衡所譯。這篇〈坦白少年〉是陳汝衡大學時所譯，1923年起在《學衡》連載，只是1935年才出單行本；而徐志摩的《贛第德》1927年就出單行本了，所以陳汝衡雖是這篇小說最早的譯者，最早出單行本的卻是徐志摩。這兩個譯本都在台灣印過，陳汝衡的就是這本1968年的海燕版本，徐志摩的《贛第德》有1969年的正文版本。台灣也有兩個譯本，一個是方瑜和李映萩合譯的《贛第德》(1976，志文)；一個是孟祥森的《憨第德》(1980，遠景)。自從後兩個譯本出現之後，前兩個譯本就幾乎絕跡了。

1968年台北海燕出版社的《福祿特爾小說集》，
未署名，實為陳汝衡1935年的同名譯作(上海:商務)

    日前正好翻看了徐志摩譯的《贛第德》，覺得十分有趣；又在舊書店偶然見到《福祿特爾小說集》，翻閱之下，竟是出奇的好看；連忙買下把整篇看完。像女主角的形容，陳汝衡說:「巧妮梗德芳齡一十七歲，溫柔賢淑，豐碩如花」。徐志摩說:「句妮宮德才十七歲年紀，膚色鮮豔，嬌柔，肥滿，討人歡喜」；方瑜則說:「克妮岡蒂，是一位年方十七，柔美豐潤，有著鮮豔玫瑰色面頰的少女，全身都散發出誘惑力。」陳譯簡潔可喜，徐譯也頗有意趣，方譯則翻譯腔明顯，不及前兩位譯者甚遠。

    這段尤其精采:

陳汝衡譯本(1924):
有一天，巧梗在鄰近園裡散步，從小樹林裡瞧見班格羅先生，正在和他母親的丫頭，講論實驗物理學。ㄚ頭性情柔順，容貌極其姣好。巧梗小姐本來性喜科學，便屏著氣息，凝目細看那接二連三的實驗，心中恍然大悟，班格羅先生自有充分的理由。小姐參透其中因果，回家來一路沉思，心中十分慌亂，只想去研究科學，盼望坦白少年和自己，彼此各覺得有充分理由，同來研究便好了。(170字)

徐志摩譯本(1927):
有一天句妮宮德在府外散步的時候，那是一個小林子他們叫花園的，無意在草堆裡發見潘葛洛斯大博士正在教授他那實驗自然哲學的課程，這回他的學生是她媽的一個下女，稀小的黃薑薑的一個女人，頂好看也頂好脾氣的。句妮宮德姑娘天生就愛各種的科學，所以她屏著氣偷看他們一次又一次的試驗，她這回看清楚了那博士先生的理論，他的果，他的因的力量；她回頭走的時候心裡異常的亂，愁著的樣子，充滿了求學的衝勁；私下盤算她何嘗不可作年輕的贛第德的「充分的理由」，他一樣也可以做她的「充分的理由」。(231字)

方瑜譯本(1976):
有一天，克妮岡蒂小姐在離宅邸不遠的小樹叢中散步，這小樹叢名叫「庭園」，忽然看見潘格羅斯博士正在一叢灌木後面教她母親的侍女「實驗物理學」，這位侍女是一個長著美麗褐髮，褐眸的少女，她看起來似乎是儒子可教。因克妮岡蒂小姐對科學有很大的興趣，遂屏氣凝神興奮地注視著這個重複不斷的實驗。克妮岡蒂清清楚楚地看見了博士的「充分理由」，也看見了他的因和果。在一種既煩亂又深思的心境之下，她向歸途走去，全身充滿著一試的慾望，同時，也幻想著自己很可以成為年輕贛第德的「充分理由」，而贛第德也可以成為她的。(242字)

One day when Miss Cunegund went to take a walk in a little neighboring wood which was called a park, she saw, through the bushes, the sage Doctor Pangloss giving a lecture in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to her mother's chambermaid, a little brown wench, very pretty, and very tractable. As Miss Cunegund had a great disposition for the sciences, she observed with the utmost attention the experiments which were repeated before her eyes; she perfectly well understood the force of the doctor's reasoning upon causes and effects. She retired greatly flurried, quite pensive and filled with the desire of knowledge, imagining that she might be a sufficing reason for young Candide, and he for her.


翻譯字數越來越長，翻譯腔也越來越重。像陳譯「屏著氣息，凝目細看」，到方譯就變成「屏氣凝神興奮地注視著」了。這跟轉譯版本關係不大，三個譯本正好都是由英文轉譯的(方瑜版本是和她先生李映萩合譯的，序中說明方瑜透過英譯本翻前半，李映萩透過日譯本翻後半)。難怪我大學修歐洲文學史上到Candide時，總覺中譯本看不下去。如果當日看的是陳汝衡譯本，應該看的眉飛色舞吧。實在好看，再錄一段，以饗讀者:

    可巧那日巧梗小姐回家，路上卻遇見坦白少年。小姐忽然紅暈雙頰，少年也覺羞愧難當。小姐勉強喚了聲早安，少年胡亂回答了一句，口裡講著，心裡還不知說的什麼。第二天午飯才用過，兩人一同到了屏風後面，小姐把手帕墜地，少年就一把拾起。小姐握住少年的手，少年得意洋洋的吻了他一下。...不料這時男爵從屏風邊經過，看見這番因果，不禁大怒...


陳汝衡(1900-1989)，江蘇揚州人，吳宓的學生，余秋雨的老師。以戲曲學家知名，譯作不多。徐志摩(1897-1931)大名鼎鼎，當然不必介紹了，但大家皆知他是詩人，很少討論他的翻譯。其實他的翻譯是相當不錯的。他的序也寫得很好:

不知道凡爾太就比是讀二十四史不看史記，不知道贛第德就比是讀史記忘了看項羽本紀。...這是一部西洋來的鏡花緣，這鏡裡照出的卻不止是西洋人的醜態，我們也一樣分得著體面。

陳徐兩個譯本都是1920年代出版，兩個譯本都很傑出，再次證實我一向的說法: 1920年代是白話翻譯的黃金年代。陳汝衡曾在1980年代初期，詢問上海譯文重新出版〈坦白少年〉的可能性，理由是此譯本曾由恩師吳宓以法文本校讀作注；但上海譯文認為已有徐志摩譯本而婉拒，實在可惜。徐志摩也許名氣比較大，但Candide還是陳汝衡的好。

1959年正文出版社的《贛第德》，署名徐志摩譯，
的確是徐志摩所譯，1927年上海北新初版

1976年志文版本，由方瑜和李映萩(李永熾)合譯，但封面只有寫方瑜等譯

愛的酷刑是什麼?

1951年文藝出版社的《她接受了愛的酷刑》，署名劉士敏譯，
實為1946年趙瑞霟的《愛的毀滅》

在舊書店看到這本書名前所未見的翻譯小說，又是1950年代初期的版本，雖然一時看不出是斯丹達爾(司湯達爾)哪一部作品，先買下再說。今天尋了空檔，細細研究一番。這本裝禎簡單，內文更簡，連目錄頁都沒有，一翻開就是第一章:

這是一八二---年春天的一個晚上。整個羅馬都在蠢動；貝公爵，聲譽蜚著的銀行家，在威尼斯廣場他新建的府第，舉行一個跳舞會。

心裡有點打鼓:十九世紀的歐洲小說，以舞會開場的有多少篇哪! 上哪去找原文呢? 還好翻到第二頁，女主角的名字出現了: 藩妮娜 藩妮妮。太好了，這篇小說我見過! 回頭查資料庫，果然搜出一本新陸的《愛的毀滅》，1958年版本，署名「謝珍玲」譯，正是此書，收兩個斯丹達爾短篇: 〈藩妮娜•藩妮妮〉(Vanina Vanini)和〈嘉思德樂的女主持〉(The Abbess of Castro)。上次去香港時已破案，先找到趙瑞霟譯的《嘉思德樂的女主持》，1949年上海正風版；後來又找到1946年的版本，書名正是《愛的毀滅》，可知新陸的源頭當是1946年版本。不過1946年的也不是初版，而是三版，前附編者前言，說明這書名是編輯根據兩篇小說內容新擬的:

譯筆的信美流暢，也用不著我們再來介紹，請讀者慢慢去欣賞。在這裡我們只對譯者表示更名的歉意與遲至今天才和讀者見面的歉意了。

看來正風編輯更改書名並未事先獲得譯者同意。藩妮娜•藩妮妮是描寫一個羅馬公主，意外結識負傷的革命黨青年，日久生情之後，知道愛人即將舉事革命，竟突發奇想纏住愛人，差丫頭去跟教皇告密，讓一夥革命黨人全被抓，以為這樣就能永遠把愛人留在身邊(因為他一離開就會被抓去殺頭)。誰知不知情的愛人居然跑去自首，自願與同黨一起就死。最後公主探監時仍想營救愛人出獄，透漏出賣革命黨人的就是自己，結果愛人恨極，聲稱寧死也永遠不原諒她。所以這就是愛的毀滅；文藝出版社又更進一步，把書名改為她接受了愛的酷刑，殆指愛人一輩子都不原諒她吧。劇情高潮迭起，曾拍成電影。

又此書有很長的後記，於1944年寫於北碚:

…可惜我在課室粉筆之餘，青燈黃卷之下，流光易逝，為日無多；況且我還被斯丹達耳的兩大名著『紅與黑』和『芭穆外史』糾纏得早已喘不過氣來，一時實在沒勁兒做別的了。但願來日，太平盛世的時候，從『篷牅茅椽，繩床瓦灶』的異鄉走回那『晨風夕月，階柳庭花』的故園，坐在我那幽靜的西窗畔，一邊兒反芻巴山夜雨的情景，一邊兒我一定快快樂樂地好好將它們全譯過來，以貢獻給中國的讀書界。

戰亂中文人的無奈溢於言表。末段感謝華聯出版社在戰亂間出版，看來初版可能是在重慶印行，戰後才回上海出版。

趙瑞霟(1915-1999)，浙江溫州人，詩人，譯過《紅與黑》；太太是以翻譯《呼嘯山莊》出名的楊苡(1919- )，楊苡又是翻譯家楊憲益的妹妹，所以趙瑞霟是楊憲益的妹夫。一家子個個都是名譯者。

西方金瓶梅--查泰萊夫人的情人

1982年德華出版社的《查泰理夫人》，署名蔡明哲翻譯，
實為饒述一1936年的《查太萊夫人的情人》(上海:北新)

D.H. Lawrence 最「誨淫」的作品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知名度非常高，但命運多舛，作者生前只能在義大利出版，無法在他本國英國出版，死後多年也只能出「淨本」，1960才在英國首度出版全本，出版商還得上法庭辯護，還好陪審團判決無罪；在澳洲被禁，日本1950年代的譯本也被罰款。以台灣的情況來看，早期連武俠小說神怪小說都被禁了，這種有礙風化的書大概也不容易面世。台灣比較為人所知的版本是1981年遠景的湯新楣譯本《康斯坦絲的戀人》(後來改名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我手上這本是1982年德華版，署名蔡明哲翻譯，上網一看就知又是一個假名，1982同一年就出版了雨果的《一七九三年》、大仲馬的《三劍客》、司湯達爾的《帕爾瑪宮闈密史》、史坦貝克的《前進列車》，每一本都大有來頭，而且前人就已經抄過了。所以應該是抄襲本無誤。但一對照就知道，這本並不是抄湯新楣版。那麼源頭是哪裡來的呢?
        線索居然來自林語堂。德華版不但在封面上寫著「林語堂鄭重推薦『西方金瓶梅』」的字樣，內文也收錄了一篇林語堂的〈談勞倫斯〉作為前言。查泰萊夫人和金瓶梅的比較就是出自於這篇文章。上網搜尋的結果，發現1936年饒述一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上海:北新)就收錄了這篇文章。網上有全文可看，確定這本就是以饒述一譯本為底本稍加修改而成。後來發現國家圖書館有1949年渝版:

1949年重慶出版的饒述一譯本

饒述一譯本:

我們根本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因此我們不願驚惶自擾。大災難已經來臨，我們處於廢墟之中，我們開始樹立一些新的小建築，懷抱一些新的微小的希望。這是一種艱難的工作。現在沒有一條康莊的到未來的路了，但是我們卻迂迴地前進，或攀援障礙而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卻不得不生活。 
　　這大概就是康士丹斯·查泰萊夫人的處境了。她曾親嘗世界大戰的災難，因此她瞭解了一個人必要生活，必要求知。 

Ours is essentially a tragic age, so we refuse to take it tragically.
The cataclysm has happened, we are among the ruins, we start to build
up new little habitats, to have new little hopes. It is rather hard
work: there is now no smooth road into the future: but we go round, or
scramble over the obstacles. We've got to live, no matter how many
skies have fallen.

This was more or less Constance Chatterley's position. The war had
brought the roof down over her head. And she had realized that one must
live and learn.

「蔡明哲」譯本:

我們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我們不願驚惶自擾大災難已經來臨，或在廢墟之中，我們開始樹立一些新的小建築，懷抱一些新的小希望。這是一種艱難的工作。現在沒有一條到將來去的康莊之路了，但是我們卻迂迴地前進，或攀援障礙而過。不管天翻地覆，我們卻不得不生活。 
　　這大概就是康士丹斯·查泰理夫人的處境了。她曾親嘗世界大戰的災禍，她瞭解一個人必要生活，必要求知。 

改動不大，也不高明。「我們不願驚惶自擾大災難已經來臨」少了一個標點符號，簡直不知所云。看了國圖的饒譯本才知道可能的原因: 因為渝版紙張極差，有許多小破洞；那個標點符號的位置正好有一個破洞。所以抄襲者以為那裏沒有標點符號，就造成這個難以理解的句子。

1949版本，第二行「自擾」後面紙張破損，句點不見了，
導致眾多抄襲本斷句錯誤

書背的書名用的是原著第一版的 The First Lady Chatterley，而不是大家熟知的Lady Chatterley's Lover。有趣的是內頁還附了32頁的彩圖，全都是名家作品。包括雷諾爾、竇加、畢卡索、馬蒂斯等人的畫作，題材全都是裸女。這些裸女圖跟小說有什麼關係? 大概就像封面上聳動的『西方金瓶梅』，想吸引動了色心的讀者?

原譯者饒述一有1936年在北平寫的譯序，說明他1934年就翻譯了大半，本來無意出版，後來看到劣譯，覺得不出不行:

最近偶閱上海出版的某半月刊，連續登載某君的本書譯文，便趕快從該刊第一期起購來閱讀。不讀猶可，讀了不覺令人氣短！原來該刊所登的澤文，競沒有一頁沒有錯的(有好多頁競差不多沒有一段沒有錯的！)而且錯得令人啼笑皆非。不待言，許多難譯的地方，該譯者連下筆都不敢，便只好漏譯了，把一本名著這樣胡亂翻譯，不單對不住讀者，也太對不住作者了。

這個某半月刊就是徐訏主編的《天地人》(1936)，譯者是王孔嘉，他的《賈泰來夫人》從第一期連載到第九期。三月開始連載，七月饒述一的譯本就出現了，果真是氣得厲害。由於1936年英國還只能發行「淨本」，饒述一特地去找法國印行的全本，再用法譯本輔助:

本書係根據未經刪節過的法國印行的大眾版本(英文本)翻譯的，兼以Roger Cornaz氏的法文譯本做參考。Cornaz氏是勞倫斯指定的法文翻譯者，他的譯文是可靠而且非常優美的。有許多原文晦澀的地方，都是靠這本法譯本的幫助解決的。 

至於饒述一是誰? 這本是譯者自費出版，北新是經銷商。而這個譯本在中共建國之後，不見容於當局，從此銷聲匿跡；而饒述一也沒有其他作品。只是根據林語堂寫的那篇文章看來，譯者應該就是文中虛擬的「朱先生」，許多人懷疑饒述一就是朱光潛。從譯序和譯文看來，能有這樣的見識文采，也必是名家才對。

書背的英文書名是原著第一版書名

1953年署名「李耳」譯的《查理夫人》(台北:紐司周刊社)，
就是饒述一抄襲本 

德華版書內附有32張全彩的裸女圖

     接下來就順藤摸瓜，連德華版一共發現了至少五種版本大同小異，分別是

1953  「李耳」譯的《查理夫人》(台北:紐司周刊社) ，分三冊出版
1982   「蔡明哲」譯的《查泰理夫人》(台北:德華)
1982   「潘天健」譯的《康妮的戀人》(台北:金陵圖書)
1982   「本局編譯室」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台南:魯南)
1992   「編輯部」譯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台南:漢風)  

《查理夫人》這個早期版本很有趣，後面附有各種廣告，包括一個腎毒專科中醫師的廣告，還註明「本醫師專治腎病梅毒其他謝絕請原諒」。(是說讀這本書的讀者容易腎虧或得梅毒嗎?)

德華版是1982年4月初版，同年8月金陵圖書就出版了另一個封面更火辣的版本，名為《康妮的戀人》，上下兩冊，署名「潘天健」翻譯，當然也是個查無資料的譯者，還註明「五十年來中國唯一全部重新翻譯的版本」，但看來是根據坊間版本一修再修的結果:

我們本來就生活在一個悲劇的時代裡，因此我們不會庸人自擾地認為大禍臨頭，我們本來就出生在廢墟中，於是我們建造了新的小房子，懷抱著新的小希望。這是艱難的工作:前面沒有康莊大道，我們只能迂迴前進，或攀援障礙而過。就算天塌下來，我們也必須生活下去。 
　　這大概就是康斯坦絲·查泰萊夫人的處境了。她經歷過世界大戰的災禍，因此她瞭解一個人必需生活，必需學乖、求知。

斷句還是錯誤，令人生氣，金陵版也跟著亂斷句，還自圓其說。看來編輯也很急，想要快點進入戲肉部分，這種哲學思考的部分就隨便刪刪改改，能省則省。所以「這是一種艱難的工作」就變成「這是艱難的工作」。「天翻地覆」改成「天塌下來」也不能算是全部重新翻譯。這種改法，大概不用一個月就能出一本新譯本吧! 金陵圖書的其他出版品也讓人頗為傻眼，包括《中國帝王回春術》、《中國百家氣功圖解》、《中國民俗搜奇》等等，《康妮的戀人》看來是他們唯一的一本翻譯小說。

金陵圖書1982版本，封面露點，北市圖貼上18限標籤。
署名潘天健，也是根據饒述一版修改。

金陵版的上冊原來是綠底的，下冊則是粉紅底色。

1992年漢風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也還是饒述一版

這次真的是林語堂翻的! 偏偏沒有署名

上次寫過三一劇藝社的《淘金記》是香港予同譯本，今天把其他幾本的源頭一併交代。這幾本都是1930-1940間上海出版的，俱為名家手筆。第一本蕭伯納的《賣花女》(Pygmalion)，就是奧黛麗赫本那部電影《窈窕淑女》(My Fair Lady)的劇本，是林語堂翻譯的。林語堂英譯中的作品真的不多，市面上很多都是假冒的，這本真是他譯的，卻可惜沒有署名。 名家手筆，果然不同凡響。女主角的無賴父親去教授家裡找人那段就十分精采:

郝先生: 是你唆使她來的不是?
杜立達: 天地良心，相公，我沒有。我敢賭咒，我這兩個月來就不曾看見我的女兒。
郝先生: 那麼，你怎知道她在這兒的?
杜立達: (音調鏗鏘，而有悲楚之致)我要告訴你，相公，倘使你准我說一句。我情願告訴你。我正要告訴你。我等著告訴你。

DOOLITTLE ["most musical, most melancholy"] I'll tell you, Governor, if you'll only let me get a word in. I'm willing to tell you. I'm wanting to tell you. I'm waiting to tell you.

雖   電影版的這段對話我印象很深。雖然我不太確定這裡林語堂為什麼用了「相公」一詞，但其他都翻得活靈活現，聲調鏗鏘，是相當成功到味的劇本翻譯。

1964年三一劇藝社的《賣花女》是林語堂所譯(1931上海開明)

其他幾個劇本的譯者也都大有來頭。涂序瑄是江西人，九州帝大畢業，1947年來台灣大學擔任第一任史學系(歷史系)系主任。徐霞村(1907-1986)是名譯者，他翻譯的《魯賓遜漂流記》和《菊子夫人》都在台灣有被抄襲的紀錄。羅念生(1904-1990)是著名的希臘文學者，台灣解嚴後有幾家出版社合法出版過他的《伊利亞特》和《古希臘戲劇選》等作品，沒想到1960年代就已經引進他1936年的翻譯了。《奇異的插曲》 (Strange Interlude)是美國劇作家Eugene O'Neill的作品，譯者張夢麟(1901-1985)曾留學京都大學，另有一本《志賀直哉小說選》有被匿名出版紀錄；王實味(1906-1947)是左派作家，但共產黨認為他是國民黨特務而將他處決。但他的名字在台灣也是禁忌，當真兩面不是人。

《愛爾蘭名劇選》是涂序瑄所譯(1937上海中華)

這本選集有五個劇本:
莘谷的〈海葬〉Synge's Rider to the Sea
格來哥麗夫人的〈麥克唐諾的老婆〉
野芝(今譯葉慈)的〈沙鐘〉
丹森尼的〈亞爾濟美尼斯皇帝與無名戰士〉
麥茵的〈誓約〉

《皮藍德婁戲曲集》是徐霞村所譯(1936上海商務)

這本選集有兩個劇本:〈六個尋找作家的劇中:人物〉和〈亨利第四〉

《波斯人》是羅念生所譯(1936上海商務)

《奇異的插曲》是張夢麟和王實味合譯(1940上海中華)

又見今日世界:《野性的呼喚》案外案

      今年二月已經寫過一篇《野性的呼喚》，當時找到七個版本抄襲谷風和歐陽山合譯的舊譯《野性底呼聲》。(http://tysharon.blogspot.tw/2014/02/blog-post_8.html) 最近又找到一本，是1987年金楓出版的口袋書系列，內文也還是谷風和歐陽山譯本。會查這個譯本，主要是因為上次發現「俞辰」譯的《茵夢湖》是抄襲的，所以知道這個譯者名字有問題，遂去找來翻翻。雖然年代晚於遠景，但遠景還有經過編輯，金楓版卻是照抄，以致於譯文中還保留著「推事」和「水門汀」這種頗有古風的1930年代詞彙。其實這套書小巧可愛，售價便宜，一本只賣49.5元，號稱495系列，印刷排版都很悅目，所以我大學時也買過不少，沒想到竟是1930年代的譯本。
       更有趣的是案外案。《野性的呼喚》只能算是中篇小說，所以出版社往往有篇幅不夠的壓力。遠景版第一次出版時，就是把另一篇宋碧雲譯的〈海上歷險記〉收在一起出版。這本金楓版雖然是口袋書，但《野性的呼喚》正文只有百來頁，可能為了怕讀者覺得不划算(畢竟這套書是統一售價)，所以又多收了兩篇傑克倫敦的短篇:〈生火〉和〈異教徒〉。但問題是，既然《野性的呼喚》是抄來的，難道這兩篇是「俞辰」譯的嗎?
       說來也很巧，前陣子逛舊書店時，正好買了幾本今日世界的譯本。到書架前拿出\《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選》，一對照就賓果了。

「俞辰」譯本:

我是在颶風中遇見他的，雖然我們同在一艘帆船上經歷那一次颶風，但直到那帆船變成碎片沉沒了，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當然，我見過他和一群卡拿卡水手在一起，但「小珍妮」號實在太擠了，我沒有特別注意到他。


吳玉音譯本:

我是在颶風中遇見他的，雖然我們同在一艘帆船上經歷那一次颶風，但直到那帆船變成碎片沉沒了，我才第一次注意到他。當然，我見過他和一群卡拿卡水手在一起，但「小珍妮」號實在太擠了，我沒有特別注意到他。

一個字都沒改。

1987年金楓出版的隨身書系列，署名「俞辰」，實為谷風及歐陽山譯本。另收兩篇短篇小說，係抄襲吳玉音譯的《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選》(1967)。

1967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的《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選》，收兩篇小說〈生火〉和〈異教徒〉，中英對照，譯者為吳玉音。

今日世界是台灣盜印譯本的一大來源。目前已知被抄襲的今日世界譯本有下列16本:

1.惟為(1954)《人面石:霍桑小說選》 à「陳永麟」(1966)《青春之泉》(台北:正文)
2.黃正清(1955)《富蘭克林自傳》 à「賈伯鴻」(1970)《富蘭克林自傳》(台北:文化)
3.張愛玲(1962)《愛默森文選》 à「林置天」(1971)《愛默森選集》(台南:王家)
4.張愛玲(1962)《鹿苑長春》 à「王珍」(1969)《小鹿》(台南:華明)
5.黎裕漢(1963)《頑童流浪記》 à「周天德」(1983)《頑童流浪記》(台北:久大)
6.方馨(1963) 《黛絲.密勒》 à「葉蕧馨」(1981)《玉女情懷》(台北:名家)
7.湯新楣(1964)《原野長霄》 à「湯心明」(1981)《我的安東妮亞》(台北:正文)
8.蔡洛生(1964)《湯姆歷險記》 à「世界少年名著編譯委員會」(1981)《湯姆歷險記》(台中:書佑)
9.吳玉音(1967)《傑克.倫敦短篇小說選》 à「俞辰」(1987)《野性的呼喚》(台北:金楓)
10.劉紹銘(1971)《夥計》 à「涵琳」(1982)《玉女情懷》(台南:文言)
11.喬志高(1971)《大亨小傳》 à「朱曼秋」(1990)《大亨小傳》(台南:文祥)
12.湯新楣(1972)《戰地春夢》 à「陳煥來」(1981)《戰地春夢》(台北:逸群)
13.張愛玲(1972)《老人與海》 à「張太希」(1978)《老人與海》(台北:正文)
14.湯新楣(1976)《野性的呼喚》 à「鄭振宇」(1982)《野性的呼喚》(台北:輔新)
15.先信(1976)《大街》 à「編輯委員會」(1981)《大街》(台北:書華)
16.湯新楣(1977)《人鼠之間》 à「諾貝爾獎全集編譯委員會」(1980)《人鼠之間》(台北:九華)

     其中有幾本並非由今日世界初版，如張愛玲的《鹿苑長春》在1953年即以《小鹿》之名由天風出版社出版，因此署名「王珍」的抄襲本究竟是抄天風版(所以也叫小鹿)或是今日世界版就不得而知。湯新楣的《原野長霄》也在1955年即以《我的安東妮亞》之名由天風發行，所以也不知正文版抄的是天風版或今日世界版。張愛玲的《老人與海》更是在今日世界1972年版之前就已經被抄過不知多少次了。但收在今日世界系列中，還是在流通上面更佔優勢，更容易取得。

     其實港台往來頻繁，又都在美國羽翼之下，今日世界在台灣也有代理商，竟然還是抄襲者眾。也許以美國的利益來看，要推廣美國文學的文化霸權，這些認真抄襲的小出版社也有些貢獻吧，畢竟抄的可都是名家手筆。

好大的面子! 皇帝來寫序--紫禁城的黃昏

「譯書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至低限度在我本人如此)，我尤其討厭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

秦仲龢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在香港

1965年香港出版的秦仲龢譯本

    這本書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1934) 原本就是奇書:   作者是清遜帝宣統的洋師傅

Sir Reginold Johnston (1874-1938，中文名字為莊士敦，但與香港的莊士敦道無關，那是另一個莊士敦Alexander Johnston)，書前有宣統寫的御製序文，面子真大。譯者也很奇: 一開始就先聲明「我討厭外國人寫的有關中國的書」，又批評此書「第一章到第七章所記多為國人所知之事，平平無奇...現在譯者試從第八章開始翻譯」。也就是說，全書二十五章，譯者大筆一揮先砍掉七章再說。接下來，譯者又一路議論，不時批評作者莊士敦這裡寫錯，那裏不懂，簡直不知道是作者的書還是譯者的書了。譯者還會加上與作者意思相反的小標。例如原著在The Dragon Unfledged一章中提及溥儀對英文書寫體的興趣:

"His proficiency in Chinese calligraphy, however, gave him an interest in penmanship, and he soon wrote English in a good formed hand..."(P233)

中文先加了個小標: 「遜帝『御筆』不敢恭維」，內文則先譯再駁:

遜帝精通書法，因此他對寫字極有興趣，他學習英文不久，已寫得一手很好的英文書法...(譯註: 溥儀的英文字寫得如何，因為我不是英文書法家，未便評論，但莊士敦說他精於中國書法，寫得一手好字云云，簡直是笑掉人家的大牙。...我見他遺留在故宮的『御筆』作文稿本，字體極壞。...)

原文並無小標，而且對御筆也甚為恭維；譯者先下了與原作意思相反的小標，又長文駁斥作者此說「簡直笑掉人家的大牙」，大膽程度也真是令人嘆為觀止。雖然原書附的御製序文書法甚好，但譯者也告訴我們那並非溥儀親筆，而是鄭孝胥代筆的。(鄭孝胥是滿州國的總理大臣，原本就是書法名家)。

類似的駁斥處處可見。例如同一節中，作者盛讚溥儀的知識和人品:

他不只對中國一切事情很有熱心去知道，就是世界大勢也很留心。他待人以寬恕，不念舊惡，對貧苦的人很有同情心，又樂於為善，並且也有幽默感。(譯註: 莊士敦這些話，未盡可信。...他的『皇帝脾氣』很壞，動不動就打太監，對中國與世界大勢，一無所知。)

他的師傅個個都是詩人，(譯註:這是不大正確的，舊日的中國讀書人大都會哼兩句詩，尤其是科舉出身的人，他們必定要學做詩以便考試。但這些會做詩的讀書人，並不能說是詩人。...)所以他從小受到影響，對詩的知識很是豐富，不久後，他也能做的很純熟了。

對於莊士敦的無知，譯者簡直要跳腳了，下面不惜以六頁半的篇幅，舉了一大堆例子，說明溥儀和他的夫人們如何文辭不通，極為可笑。還引了數首溥儀做的新詩:

 燈閃著，風吹著，蟋蟀叫著，我坐在床上看書。月亮出了，風息了，我坐在椅上唱歌。 

這也能叫做會做詩嗎? 果真只能騙老外了。莊士敦不知是否自知被騙，但他對皇上一片忠心毫無疑問，也難怪皇帝在序言中大讚他: 『莊士敦雄文高行，為中國儒者所不及』了。

莊士敦與皇后婉容合照

     李敖在1988年引進此書出版， 序中說譯者「雖然議論之中，不無黨見；然查證引據，頗具功夫，令人佩服」。 

     秦仲龢本名高伯雨(1906-1992)，廣東人，生於香港，熟悉掌故，為香港著名的文人。另譯有《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雖然也發揮史家本色，加了許多註腳，但並沒有像此書這樣一路譏評作者。秦仲龢譯《紫禁城的黃昏》一書之時，溥儀自傳《我的前半生》(1960)已出版，因此譯者可參考的資源遠勝於作者莊士敦；加上莊士敦畢竟是老外，對於官場文化遠不如秦仲龢熟悉(他父親是舉人)，只有一路挨打的份。譯者把作者貶成這樣，也是翻譯史上比較少見的例子。不過，對於外國人寫中國事，中文譯者很想說話的也還有幾位，我想到的另一個例子就是伍蠡甫翻譯賽珍珠的《述福地》(The Good Earth，通常譯為《大地》)。可惜台灣沒有引進過伍蠡甫的譯本，不易見到。

小劇場導師李曼瑰也得靠抄襲譯本

1964年三一劇藝社的《淘金夢》，未署名，即予同譯本

     日前在舊書店看到一套多冊劇本，看起來好像是劇場內部用的講義似的，裝訂簡單，每冊封面都只有劇名和 「三一劇藝社」發行，出版時間都是民國53年。三一劇藝社是李曼瑰(1907-1975)創立的。李曼瑰號稱是1970年代台灣小劇場教母，曾任教於南京戲劇專科學校，隨國民黨來台後，還當過國大代表和立法委員。1958年赴耶魯戲劇系研究，1960年回台創三一劇藝社，又擔任文化大學戲劇系主任，大力推動小劇場運動。那麼，他們用些誰翻譯的劇本呢? 其實這幾本沒有署名的譯本，都不是在台灣翻譯的。這本《淘金夢》是美國劇作家Arthur Miller的名作The Death of a Salesman，1949年首演，年代尷尬，似乎不會是大陸譯本。果然一查之下，是香港1951年的譯本，譯者為予同。

香港大公書局1951年出版的《淘金夢》，為予同所譯

    這個譯本的封面與英文首版一致，書名和譯者名是用毛筆字體書寫。 正文前有譯序，除介紹作品和作者之外，還有對於演出語言的建議:

...在中國，語言和文字儼然分庭抗禮，文字只是少數人傳達意思的工具，廣大的民眾只懂        得他們自己的方言。因此譯者認為本劇如要在中國演出，將全部對白改為各地方言，由編        導的人稍加斟酌，那末效果一定比國語來得大。這並不是說要遷就不懂國語的人，因為唯        有這樣，最能表達本書和作者的特性。

我查不到予同的背景，但有可能是南來文人，即1940年代從大陸避居香港人士。裡面只有少數用詞如「三文治」可以看出香港粵語特色。從譯序看來，應該是建議此劇若要在香港演出，得改為粵語才行，國語劇本只能讀不能演。對照1950年代的台灣，若要在台灣演出，豈不是得用台語才行?但這又犯了當局的語言大忌(戒嚴期間對於台語的控制很嚴格)，因此這篇譯序當然是留不得的。
    這個譯本錯誤頗多，很多地方都連不起來，品質不佳。但李曼瑰在1964年也只能採用這個譯本，別無選擇。因為下一個譯本要到1970年才出現，即淡江現代戲劇譯叢的版本。這個系列由顏元叔和黃美序策畫，大多找研究生和講師來翻譯。這個譯本名為《推銷商之死》，譯者高徵榮即為淡江講師，未見其他譯作。這個譯本末頁有「本劇譯文承顏元叔先生審閱」字樣，不像《淘金夢》訛誤那麼多，但也頗多意義不明的地方。再過一年，1971年姚克的名譯本《推銷員之死》一出，高下立見。

予同譯本:

他是一個生存在幻境裡，穿漂亮的衣服，笑著周遊各地的人。但當人家開始不笑的時候，那可不得了，到了頭上出現幾點白斑，便宣告完結。沒有人會說他不好，一個售貨員總會做夢，孩子。這和他的職業一起俱來的。

高徵榮:

他是一個生活在半空中的人，靠著一個微笑與一雙擦亮的皮鞋謀生。當買主不回報一個微笑的時候--那麼地震要來了。然後你的帽子上沾上幾點汙泥，你就完了。誰也不能責備這個人的，一個推銷必須要有夢想，孩子。這種夢想是旅行旅出來的。

姚克:
他是個遠在天邊，仗著滿面春風和鞋兒光光的人。等到人家不把笑臉兒回敬你的時候--那就是天崩地塌的大禍來了。到那時候，你的帽子舊了，上面有了兩點油漬，你就算玩兒完了。誰都不會怪他。推銷員是非得要做夢的，孩子。這是跟著他的地盤兒來的。

1970年淡江大學出版高徵榮譯本

1971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的姚克譯本

   前兩個譯者沒什麼名氣，姚克卻是鼎鼎大名的劇作家。姚克(1905-1991)原名姚志伊，浙江人，有洋才子稱號，曾把魯迅小說譯成英文，也創作許多劇本，曾在耶魯戲劇系研究，又編劇又導演又教書。1949年避居香港，也教書，也編劇，也幫邵氏電影編劇。1968赴夏威夷，這個劇本的序就是寫於夏威夷。姚克還寫了頗長的序，說明他考慮的許多翻譯問題。如劇名:

(「推銷員之死」)五個字硬硼硼的不夠雅馴，其癥結當然全在推銷員三個字的粗俗和生硬。可是，如果將它譯的雅馴些，改為「行商之死」，或抽象些用一句現成的「醉生夢死」，和原劇名總覺得不很相稱。...這個劇本的英文原名本就不求高雅，作者似乎有意要用拙樸鄙俚的字面，這樣才能與劇本的內容契合無間。如果劇名取得典雅，它就顯得與針貶「美國的大幻夢」的主題太不調和了。所以，經過再三的考慮，我決意屏棄「醉生夢死」和「淘金夢」之類的劇名，寧可選取不雅馴的「推銷員之死」。

1983英若誠翻譯的推銷員之死在北京演出，由英若誠本人飾演主角威利

姚克譯本一出，這齣劇就定名了，以後的譯本都叫做《推銷員之死》。下一個中文譯本來頭更大。譯者是英若誠，台大外文系名師英千里之子，劇作家和演員，曾官拜對岸的文化部副部長。1983年的演出，Arthur Miller本人還指定由英若誠演出主角威利。所以1983年在北京首都劇場的演出，是Arthur Miller親自導演，英若誠翻譯劇本，英若誠主演。真是無法超越的明星組合。這一段英若誠的翻譯是這樣的:

他得一個人出去闖蕩，靠的是臉上的笑容和皮鞋擦得倍兒亮。可是只要人們對他沒有笑臉了--那就災難臨頭了。等到他帽子上再沾上油泥，那就完蛋了。可不敢怪罪這個人。推銷員就得靠做夢活著，孩子。幹這一行就得這樣。

1983年，英若誠到香港演出《推銷員之死》，香港話劇團的名導楊世彭曾在台大受教於英千里，於是到後台探望英若誠。英千里與英若誠父子1949年匆匆一別，竟從此不得相見，1993年英若誠才到台灣來掃墓，令人感慨。1992年楊世彭執導《推銷員之死》在台北國家戲劇院演出，就是用英若誠的譯本，由李立群演出主角威利。

台灣還有一個譯本，是1989年台大外文系的張靜二教授所譯，附在他的《亞瑟米勒的戲劇研究》一書中。他這段是這樣翻譯的:

他這種人生活在半空中，靠著的是笑容和光亮的皮鞋。只要人家不報以笑容--那就天崩地裂了。然後，一旦帽子上頭沾了幾點污漬，就完了。誰也不好怪罪這個人。推銷員本來就是非做夢不可的，孩子。他的夢是跟著地盤來的。

中規中矩，四平八穩。但看起來最口語而宜於演出的，還是姚克和英若誠這兩個劇場中人的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