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蔣棺材中的《荒漠甘泉》，跟市面上賣的不一樣

「親愛的同志，新年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迎接我們的勝利。誰也不能預知在未來的路程中，將有什麼遭遇、什麼危險、什麼需要。可是我們確信現在已踏上了勝利的邊緣。」

    

----王家棫譯《荒漠甘泉》一月二日

1975年五月悼念特版，封面題字者為書法家朱玖瑩（1898-1996）

1975年，蔣中正過世，遺孀蔣宋美齡在棺木中放了四本書：《聖經》、《三民主義》、《唐詩》和《荒漠甘泉》。這段故事流傳甚廣，也見諸於英文媒體。老蔣不諳英文，他看的《荒漠甘泉》當然是中譯本。蔣中正不只自己愛讀，他還叫張學良也要讀。奉命翻譯的王家棫版在1959年出版，隔年張學良在日記中便記載著：

    總統於昨日來西子灣。董大使（按：董顯光）告知我，今晨十時，總統將彼喚去，詢問我對於教理的感想，並特問對於《荒漠甘泉》看了否。董大使告訴總統說，《荒漠甘泉》不但天天看，而且有題注。…董說總統聽後滿意。

董顯光是奉蔣宋美齡之命，向張學良傳教的。看起來，張學良也藉著《荒漠甘泉》這本書，向老蔣夫婦表示自己很受教。張學良後來也受洗成為基督徒，《荒漠甘泉》這本書的作用顯然不小。當過經濟部長的李國鼎也說：「每天清晨起床後，我都要閱讀 蔣總統審定的《荒漠甘泉》作為靈修日課，這一版本每日的標題都是蔣總統親撰的。」問題是，一本翻譯的靈修書，為什麼每日標題都是蔣總統親撰的？其實，老蔣棺木裡那本《荒漠甘泉》，跟今天我們在書店買到的中文版完全不同，兩者差距之大，實在超乎想像。

《荒漠甘泉》原名Stream in the Desert，是美國考門夫人（Mrs. Cowman) 寫作的每日靈修書，1920年出版。每天先引一則經文，然後有一段對於經文的省思，有時也引用別人的詩文。現在中英文都有APP，可以每天把當日靈修內容傳到你的手機或平板上。以一月一日為例，首先引用的經文出自舊約申命記：

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有天上雨水滋潤之地，是耶和華你神所眷顧的；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申命記  11:11-12）

接下來，考門夫人則引申此段經文鼓舞自己：

親愛的讀者，今天我們站在一個新的境界上，前途茫然。擺在我們前面的是一個新年，等待我們經過。誰也不能預知在將來的路程中有什麼遭遇、什麼變遷、什麼需要。可是在這裡有一段從父神那裡來的信息，頂能安慰我們，頂能激勵我們----   （1939年唐醒與袁周潔民合譯本，上海福音書房）

Today, dear friends, we stand upon the verge of the unknown. There lies before us the new year and we are going forth to possess it. Who can tell what we shall find? What new experiences, what changes shall come, what new needs shall arise? But here is the cheering, comforting, gladdening message from our Heavenly Father, "The Lord thy God careth for it."

但老蔣「審定」的《荒漠甘泉》，一月一日所引的經文卻出自約翰福音：

耶穌說：「我已戰勝了世界」（約翰福音16:33）。

正文的開頭則是：

世界是一個大戰場，人生在世，就是在這戰場上，度著戰爭生活。

這也差太多了吧！約翰福音的經文雖然不是杜撰，但也未免斷章取義。原來聖經寫的是：「在世上，你們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這樣可以變成耶穌說，我已戰勝了世界？

唐醒與袁周潔民合譯本的一月一日

王家棫譯本的一月一日

這個「總統審定」的譯本，譯者是新聞局的王家棫（1908-1980），根據譯者自述，他在1956年奉總統命令翻譯、整理《荒漠甘泉》，「原稿曾蒙 總統親自核閱，對於體例、內容及文字，多所指示與匡正。」第一篇篇末有注，原來第一篇是總統親撰，硬把原作的一月一日往後擠了一天，原著一月一日的文章往後推到一月二日。王家棫版一月二日引用的經文是:

 憑信前進，收復河山。(申命記11:11-12)

出處和原作一月一日引文的確是一樣的，但把「你們要過去得為業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潤之地」改為「收復河山」，這個審定還真的很厲害，連和合本也能改來為革命服務。

 接下來的正文也有修改：

親愛的同志，新年已展開在我們的面前，迎接我們的勝利。誰也不能預知在未來的路程中，將有什麼遭遇、什麼危險、什麼需要。可是我們確信現在已踏上了勝利的邊緣。因為這裡有一段最能給我們鼓舞、安慰的信息，就是在申命記所說的：…

friends改為「同志」之外，也多了「迎接我們的勝利」、「已踏上了勝利的邊緣」等等不知哪裡冒出來的翻譯。接下來更厲害，連續幾日所引用的經文都和原作不同。王家棫版的引用經文是：

一月三日：「非經激戰，魔鬼決不肯放棄他的掌握；要獲得精神解放，必須償付血的代價。」（馬可福音9:26）

一月四日：「從戰鬥中獲得試煉，從戰鬥中增強信心和力量，使我們不僅戰敗敵人，而且得勝有餘。」（羅馬書8:37）

一月五日：「躊躇一刻，即將危害你的神聖使命。」（約書亞記1:1-2）

一月六日：「只有戰鬥才能造成光榮勝利的軍人。」（申命記32:11-12）

原作一月二日的經文出自以西結書41:7，一月三日的經文出自創世紀33:14，一月四日出自馬可福音11:24，一月五日出自歷代志下14:11，都與王家棫版不同。事實上，我一路對下去，除了一月二日譯自原作的一月一日之外，從一月三日到一月三十一日，竟沒有一篇和原文相同。就連王家棫在1975年追悼文中所提及的四月五日，引用經文也和《荒漠甘泉》原文不同。而根據引文所註的出處去翻查聖經，也沒有一句和聖經和合本的文字相同。幾乎每日所引經文都有「勝利」，「戰勝」，「仇敵」，「信心」，「戰爭」這些關鍵字，真是戰地版新編《荒漠甘泉》，既不是原來那本《荒漠甘泉》，所引聖經也非經文原貌，只能說是面目全非了。

有人說這個版本其實是蔣宋美齡翻譯的，也有人說董顯光也翻譯過一些，但最後出版的是王家棫定稿，專給老蔣靈修之用。王家棫並非基督徒，而是作家兼老蔣隨員。這本為老蔣量身定作的《荒漠甘泉》似乎是從聖經中檢出有「勝利」、「戰鬥」等關鍵字的經文，重新「翻譯」成老蔣喜歡的句子，再加上一些符合老蔣心境的小故事，包裝成一本「靈修書」。但這本書跟原來的《荒漠甘泉》真的不是同一本。既然如此，乾脆自己編就算了，為什麼還要用《荒漠甘泉》這個書名，又註明「美國高曼夫人原編」？到底是誰騙了誰？還是誰要騙誰？還是誰在騙自己？看來這本精心製作的「假」譯本內幕重重啊!

而老蔣還不只「審定」這個《荒漠甘泉》譯本，他連聖經都審定過。

1946年商務版的聖詠釋義初稿，樞機主教田耕莘題字

「聖詠」是天主教的說法，基督教稱為「詩篇」，是舊約中的歌集。這本譯本全用中文古詩翻譯，五言的、七言的、四言的、騷體都有；1946年出版之時，白話合和本已通行半世紀以上，這樣的返古現象還蠻有趣的。經文的內容，很多看來也頗符合主席心境: 「雖在重圍，何所用攝。」「雖聞凶音，無有恐怖。惟貞無畏，知敵必潰。」「何列邦之擾攘兮，何萬民之猖狂。世酋蠡起兮，跋扈飛揚。」與《荒漠甘泉》頗有輝映之妙。

附在吳經熊譯本的書信，證實蔣中正曾三閱譯稿

     商務1946年版附上老蔣的書信，雖然信上很客氣地說「惟中不識外國文字不敢為足下臂助乃為畢生之遺憾」，但這本書出版時還是在書名上冠上「蔣主席手訂」五個字，不但封面如此，連版權頁也是如此。封面題字的是第一位亞洲的樞機主教田耕莘，還有于斌總主教和江蘇海門主教朱希孟作序，面子十足。

     譯者吳經熊(1899-1986)是法學教授，1920年代當過東吳大學(大陸的)法學院院長、南京立法院立法委員、上海法院院長等要職，還是中華民國憲法的起草人之一。為什麼法院院長要翻譯聖經呢? 根據于斌總主教的序:「數年前，主席囑吳子德生重譯新經及聖詠。吳子既銜命，即毅然屏擋一切，從事翻譯。」這不是宗教之事嗎，怎麼聽起來主席比主教還大呢，跟那些奉詔翻譯的佛教大師也差不多。 不但是主席交代，而且還親自動筆:「主席於萬機之餘，三閱譯稿，予以修正，加以潤色...其改善原稿之處，不一而足。」因此，「夫以一國之元首，重之以空前之戰事，竟能深思遠慮，躬親主持譯經之事。有史以來，未之前聞。今乃目睹之矣。此不特聖教之光，亦中華之幸也。」唐太宗還是請大學士去譯場幫忙潤筆，蔣主席連大學士都不用，自己就能提筆潤色，真是比唐太宗還厲害。

       

耿濟之在大陸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重現？--空歡喜一場

 「外公怎麼也想不到的是，《罪與罰》在他去世六十五年後的今天奇蹟般地出現在台灣...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台灣國家圖書館館藏)清單上竟然清清楚楚，赫然列出了耿濟之譯的《罪與罰》!」

2009年，耿濟之的外孫陳逸，聽說外公失傳的《罪與罰》在台灣出現，特地從美國飛來台灣見證奇蹟。並在2012年，由遠景出版祖孫合譯新版，扉頁上印著：「獻給敬愛的外公 濟之先生」，署名「耿濟之原譯，陳逸重譯」。看似一段佳話，可惜不是真的。陳逸手上那本署名「耿濟之」的譯本，其實是上海啟明「汪炳坤」的版本。耿濟之在天之靈，恐怕不是陳逸所想像的「悲喜交集」，而是「啼笑皆非」吧！更尷尬的是，序還是鄭振鐸的孫子鄭源所寫，真是兩個「憨孫」。

2012年遠景出版的《罪與罰》，署名「耿濟之 原譯，陳逸重譯」，
其實是汪炳焜譯本

2012遠景版扉頁題獻耿濟之

1936年上海啟明出版的汪炳焜譯本，是遠景版的來源

耿濟之(1899-1947)，上海人，民初名譯者，北京俄文專修館出身，從俄文翻譯了許多重要作品，包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四本作品：《死屋手記》、《少年》、《兄弟們》（後來書名改譯《卡拉馬助夫兄弟們》）、《白癡》。根據耿濟之的女兒耿靜芬的說法，《罪與罰》也譯了，可惜手稿送進商務印書館排印時，被日軍炸毀了。據說耿濟之為此常感落寞，但這麼大部頭的書，要重譯談何容易。當年手稿只有一份，又沒有影印店，丟了就丟了，戰亂期間的譯者不少人有類似的經驗。戰後來台的德文譯者周學普，曾在歌德《愛力》的序中說，自己其實早就翻譯過一次，1947年把手稿寄給杭州友人準備出版，誰知兩岸隔絕，稿子拿不回來，只好硬著頭皮重譯一次。

既然稿子炸掉了，為何台灣會有「耿濟之」的《罪與罰》呢？其實很簡單：這不是耿濟之譯的，是戒嚴期間台灣翻譯社常見的張冠李戴手法。現在電子資源方便，只要比較一下就知道譯本是誰的了：

遠景所謂「耿濟之」版是這樣開頭的：

七月初的一個酷熱的晚上，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闆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個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闆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是他欠老闆娘的房錢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而1936年汪炳焜版是這樣開頭的：

是在七月開始的一個酷熱的晚上，有一個住在Ｓ城的青年，從他的寓所樓上出來，懶洋洋地一直向著康橋踱去，看去似有所思般的。當他在下樓時很敏捷地避開了老板娘的視線。他所住的房間是在一座高聳著的五層樓的房子的屋頂底下，這間房倒很像一隻飲食櫥呢。那每天供給他膳宿，和服侍的老板娘是住在下一層樓的，他每次出去時，必須經過她的廚房，廚房的門總是開著的。他每次經過這兒就要發生一種不快的，怕懼的情緒，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為的他欠老板娘的房金無法償付，委實有點怕看見她呢！

兩者差異極小，像是「七月開始」改成「七月初」，「老板娘」改成「老闆娘」，「一隻」改成「一個」、「房金」改為「房錢」。其他重要的句子主幹都沒動，甚至於像「使他皺著額似覺有點靦然的樣子」這種不自然的句子都一字未改，可見遠景版實為汪炳焜版無可置疑。那為什麼陳逸會有這樣的誤會呢？這要從這個譯本在台灣的流傳歷史談起。

1936年汪炳焜譯本由上海的啟明書局出版。上海啟明書局的老闆沈志明是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在戰後沈志明夫婦來台開設台灣啟明書局，由沈志明妻子應文嬋擔任發行人，落腳重慶南路。台灣啟明在1949年以前就帶了大批上海啟明版本的書過來販售，沒想到1949以後兩岸隔絕，回不去了，更糟的是國民黨頒布戒嚴法，宣布「附匪」及「陷匪」作家、譯者的作品通通不能賣。那豈不是等於無書可賣？所以啟明想出了一個巧妙的對策，就是把所以譯者都改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就這樣出了數百種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的書。啟明書局並不用假名，開始時也規規矩矩只出自己上海啟明的書。但後來1959年沈志明夫婦以出版匪書被捕，以叛亂罪起訴，還好他們夫婦是胡適的學生，時任中研院院長的胡適找美國施壓營救，兩人獲釋之後逃往美國，終老於斯。所以啟明在1950年代是譯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1960之後成為全台大小出版商的免費底本來源，盜印者眾，但老闆都跑了，自己也心虛，不能告別人抄襲（萬一又被人告密說在印匪書），所以成為大宗種子書來源。這本《罪與罰》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成為台灣的主流譯本。以下是按年代排列已知版本：

1960年 「啟明編譯所」譯。台北：台灣啟明書局

1968年  「甲兵」譯。台中：一善書店

1968年  未署名。台北：江南。

1974年  未署名。台北：學海。

1975年  未署名。台北：青山。

1977年  未署名。台北：遠行。

1979年  「遠景編輯部」。台北：遠景。

1980年  未署名。台北：喜美。

1981年  未署名。台北：名家。

1986年 「書華編輯部」譯。台北：書華

1986年 「耿濟之」譯。台北：遠景（八版）

1999年 「耿濟之」譯。台北：錦繡

根據陳逸的〈出版緣起〉，他在國圖看到了四個版本，分別是江南、學海、遠行三個沒有署名的版本，以及遠景署名「耿濟之」的第八版。因為這四個版本全同，又只有最後一個版本有署名，所以他就誤以為所有版本都是「耿濟之」的。其實遠景自己就是翻印大陸舊譯的大本營（遠行的發行就是遠景，書華和錦繡也都和遠景同屬一脈），江南、學海這幾家出版社也都是翻印舊譯常客，只能說國家圖書館的館員熱情有餘（陳逸有特別感謝國圖館員的熱情協助），專業不足，否則應該要警告陳逸這幾家出版社都有出版資料不實的前科，應該要更謹慎查證才是。

1977年遠行版，不著譯者。實為汪炳焜譯本。

1986年書華版，署名「書華編輯部」，也是汪炳焜譯本

1986年遠景版，首度署名「耿濟之」譯，實為汪炳焜版

1986遠景版的《白癡》，署名「耿濟之」譯，實為高滔/宜閑（胡仲持）譯本

1986年遠景版的《少年》，真的是耿濟之譯本，如實署名。

真假難辨：右邊兩本是耿濟之的，左邊兩本不是

台灣戒嚴期間用假名或不著譯者方式翻印的舊譯超過千種（我已查到1400種），作為翻印來源的種子書達600種（每本種子書平均被兩家以上的出版社翻印），其實是相當嚴重的問題，在研究上往往造成誤判。像是1986年遠景出版的六本杜斯妥也夫斯基全掛名耿濟之譯，其實只有三本是他譯的。他譯的三本是：《死屋手記》、《少年》和《卡拉馬助夫兄弟們》。而其他三本雖然都署名「耿濟之」，其實不是他譯的。原譯者是：汪炳焜的《罪與罰》(1936，上海:啟明)、紹荃麟的《被侮辱與被損害者》(1943，上海:文光)，以及高滔/宜閑合譯的《白癡》(1943，上海:文光)。

其中最奇怪的是《白癡》，明明有耿濟之的譯本（1947，上海開明），為什麼挑了別人的譯本，又要掛耿濟之的名字？說到底，還是因為戒嚴的關係，搞得大家長年不敢用真名，假名用久了也糊塗了。而耿濟之的名字被亂用也不只是遠景，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的《煙》，也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耿濟之譯的《獵人日記》曾以「江子野」、「克強」等假名翻印，而這四本汪炳焜、紹權麟、高滔、宜閑、陸蠡的譯作，通通被當作是「耿濟之」的作品。只能說，台灣書目資料真是一筆糊塗賬，千萬不可盡信。其他莫名其妙多了幾筆作品的還有朱生豪、林語堂和伍光建，這些譯者地下有知，可真是要哭笑不得。

1973年台南東海出版社的《煙》，署名「耿濟之」譯，其實是陸蠡的譯作(1940)

陳逸的修改，據說是根據俄文版和英文版。改的幅度相當大，至少比遠景的「耿濟之」改汪炳焜的幅度大很多：

七月初一個十分炎熱的晚上，一個年輕人從他租住的第七小巷的一棟公寓裡走了出來，似乎很猶豫地，慢慢地朝Ｋ橋走去。下樓的時候，他成功地避開了女房東的視線。他所住的閣樓是在一幢五層樓房的頂層，與其說那是一個房間還不如說像一個壁櫥。每天為他提供膳宿和服務的女房東就住在他的下一層。他外出必定要經過她的廚房門口，而廚房的門一直是開著的。每次經過那裡時，年經人總是有一種病態的害怕心理，使他皺著眉頭好像感到羞恥一樣。他欠了女房東的房租無法償付。他很怕撞見她。

除了修改這本張冠李戴的《罪與罰》之外，陳逸欲罷不能，2013年又修改了《死屋手記》，一樣由遠景出版，還好《死屋手記》真的是耿濟之譯的。 

也是人間悲劇？尋找譯者鍾憲民始末

上週某個黃昏，剛下課，一位老先生抱著影印資料來學校找我。他說：「我是鍾憲民的兒子。」

我們尋找鍾憲民的下落已經兩三年了。鍾憲民，1910年生（也有說1908年生），浙江崇德石門灣人。南洋中學畢業，活躍於1930、1940年代的著名譯者，翻譯的文學作品超過二十種，包括三部美國作家德萊塞的長篇小說，也曾把魯迅的《阿Ｑ正傳》翻譯成世界語。1949年來台，來台後除了重印幾本德萊塞的小說之外，也在文藝雜誌上繼續發表文章：1950年有一本譯作《英遜皇愛德華自傳》在台灣出版（A King’s Story英文版在1951年才出版，可見鍾憲民是根據1950年Life雜誌上的連載趕譯出版），這部新作足證1950年他已不在大陸。1950年代的《中國文藝》和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都有他署名的翻譯作品，如1956年《文學雜誌》就有他翻譯的〈騎士〉（Thomas Mann著）。最晚見到他署名的文章出現在1957年三卷二期《文學雜誌》附冊《匈牙利作家看匈牙利革命》，是針對1956年匈牙利革命出版的專刊。

    到這個時間點為止，看起來鍾憲民跟夏濟安、黎烈文、沈櫻、錢歌川、何容等人很像，就是典型的流亡文人，《中國文藝》和《文學雜誌》這兩份雜誌集結的也都是有名的文人。國立台灣文學館的「台灣文學期刊提要」在介紹《中國文藝》這本雜誌時，還說「我們注意一下《中國文藝》翻譯歐美名著的作家，如：錢歌川、蘇雪林、黎烈文、沉櫻、鍾憲民等，確實也是一時之選」。鍾憲民在1949年前的資料並不難找，他跟魯迅有私交，魯迅日記中有好幾則都有提到他。他會世界語，出過教材，蕭紅也曾提及跟他學世界語的事情。但大陸方面的資料都到1949年為止，因為後來他就「隨國民黨撤退到台灣」。這也很合理。奇怪的是，1957年以後，他音訊全無，宛如人間蒸發。會不會是病逝？找不到發喪紀錄。以他的文壇人脈來看，不可能一篇紀念文章都沒有。會不會被政治迫害？我們查過白色恐怖叛亂名冊、被槍斃的名冊等等，也沒有他的名字。當然，譯者常用筆名，也有些譯者並不出名，找不到下落也不稀奇；但鍾憲民並不是名不見經傳的小譯者，他從1930年代就有文名，到台灣又繼續在文壇活動。為什麼查遍各種文壇回憶錄，竟然都沒有人提過鍾憲民？

    他的譯筆流暢動人，有點傅東華的味道，很多作品都一再重印。明華書局重出的版本都有署名，也有序，他甚至在《一個亞美利加的悲劇》中提及1952年改編電影《郎心如鐵》在台北放映之事，並稱台北為「本市」，看來應該住在台北。 但後來多本作品被改名盜印，包括署名「黃蓉」，收在遠景世界文學全集中的《嘉莉妹妹》，包括後來系出同門的書華版和桂冠版；還有至少被盜印八次的《人間悲劇》，大概是電影的關係，書名被改為《郎心如鐵》、《郎心如狼》、《郎心狼心》等都有。這本德萊塞的作品An American Tragedy在台灣幾乎是獨家翻譯，不管署名的是誰，都是鍾憲民的作品。另一本獨家是波蘭小說《孤雁淚》（Marta），1930年鍾憲民初版譯為《瑪爾達》。台灣翻印多次，作家瓊瑤書架上必有一本，因為她在小說《一簾幽夢》中，女主角汪紫菱不考大學以後，男主角楚濂送她的禮物就是「一本《紅與黑》，一部《凱旋門》，一本《湖濱散記》，一本《孤雁淚》，一本《小東西》」。

     一個翻譯名家，來台後數年間還有文壇活動，忽然消失的無影無蹤，這是我們研究譯者歷史時沒有遇過的事情。夏濟安去美國、錢歌川去新加坡、英千里過世，總會有跡可循。我在部落格陸續寫過幾篇有關鍾憲民的文章，希望會有知情人士告訴我們一些蛛絲馬跡。終於等到了鍾憲民的兒子，我們起初大喜，但卻疑惑益增。

    首先，年籍不符。鍾老先生說，他們是湖南醴陵人，不是浙江崇德人。再者，他父親生於1876年，讀明德學堂，留學日本法政大學，追隨黃興，從同盟會時代就在反清搞革命。鍾老先生自己生於1926年，上面還有長姊，父親無論如何不會生於1910年。既然年籍差這麼多，為什麼鍾老先生要來找我們呢？因為我們從大陸出版的民國名人百科中查到一條資料，說鍾憲民1926年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檢查員。鍾老先生翻出這張鍾憲民的檢查員任命狀給我們看，上面還有蔣中正的大印。他指出我們的資料有問題，如果鍾憲民真是1910年生，1926年不過是16歲的少年，大概中學都還沒畢業呢，要怎麼當國民黨的軍事檢查員？

    我們十分惶惑，忙追問這位湖南鍾憲民先生的生平經歷。據說他跟隨黃興革命多年，後來在國民黨內部擔任不少職位，鍾老先生還出示好了幾張程潛簽署的證明書，證明鍾憲民的確是忠黨愛國的革命同志。但他到底有沒有來台灣呢？鍾老先生說並沒有。他本人是1949年來台的，他說臨別前父親幫他準備了入台證、船票、錢和姊姊的地址（他姐夫是埔里人，隨日本海軍去大陸作戰，戰後認識他姊姊，姊姊1947隨丈夫來台），說自己還有公務在身，叫他先來。但從此父子永別。他在解嚴後曾返鄉詢問父親下落，親戚說早在1951年就以反革命罪名槍決了。但他不平的是，父親一生忠黨愛國，也擔任過不少黨內職務，國民黨黨史館裡卻沒有任何鍾憲民的資料。我拿出幾本鍾憲民的譯作給鍾老先生看，他說毫無印象，也從不知道父親做過翻譯。只是因為看到我們部落格文章有提及「當過國民黨檢查員的鍾憲民」一事，想知道是否還有線索可查。

     我們檢視各種資料來源線索，不得不承認這大概是可怕的巧合。另有一條資訊是1929年，鍾憲民曾任職於國民黨中央黨部宣傳部國際宣傳科。也就是說，其實有兩個鍾憲民，在差不多的時間分別任職於國民黨，而且都資料奇少。湖南的鍾憲民比較年長，擔任的黨職大多是財務方面；浙江的鍾憲民比較年輕，跟左派文藝人士走得很近，他之所以這麼年輕就被找進國民黨宣傳部，其實是因為他會世界語，他1930年就把魯迅作品譯為世界語，1929去幫國民黨宣傳也不會太離譜。《嘉麗妹妹》這些譯作的白話已經很接近現在的用語，大概也不會是同盟會那個世代的文字。可能是大陸方面在編輯民國時期人物百科時，誤認為這兩個鍾憲民是同一個人了。湖南的鍾憲民是老國民黨員，並沒有來台灣；而他的同鄉程潛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台灣1950年代的刊物上提到他還要說「程逆潛」，我猜黨史不提他可能是受到程潛的連累。浙江的鍾憲民應該是來台灣了，而且住過台北，但後來不知為何失蹤了，再也沒聽過這個人。

     鍾老先生與我們談了一個小時左右，後來他也逐漸意識到我們在找的鍾憲民大概不會是他的父親，還跟我們致歉，說耽誤了我們的時間。我們起立向他道謝，看著九十歲的鍾老先生，抱著父親的證書影本風塵僕僕而來，落寞而去，愣愣地不知是什麼滋味。

以下是鍾憲民1949以前的文學譯作：

1928 《祇是一個人》。匈牙利尤利巴基著。光華書局

1928 《靈魂的一隅》。保加利亞斯泰馬托夫著。光華書局

1928 《深淵》。波蘭詹福琪著。光華書局

1930 《瑪爾達》。波蘭奧西斯歌著。北新書局

1931 《白馬底騎者》。德國斯篤姆著。光華書局

1931 《藝術家之愛》。法國巴爾札克著。

1934 《自由》。美國德萊塞著。中華書局。

1934 《犧牲者》。匈牙利尤利巴基著。現代書局

1934 《死去的火星》。俄國托爾斯泰著。文藝月刊

1935 《波蘭的故事》。育珂摩爾等著。正中書局

1943 《偽愛與真情》。波蘭詹福琪著。進文書店

1943 《人間悲劇》。美國德萊塞著。建國書店

1944 《她的幸運》。捷克黑爾曼著。萬光書局

1944 《情網》。美國德萊塞著。萬光書局

1944 《海爾敏娜》。育珂摩爾著。世界出版社

1944 《娛妻記》。英國哈代著。萬光書局

1945 《嘉麗妹妹》。美國德萊塞著。教育書店

1945 《若望・葛利斯朵夫》。法國羅曼羅蘭著。世界出版社

1945 《婚後》。美國德萊塞著。正風出版社

1947 《欽差大臣》。俄國果戈理著。教育書店

1947 《飄》。美國米契爾著。教育書店

1947 《天才夢》。美國德萊塞著。教育書店

中文譯為世界語：

1929 《王昭君》。德國報導

1931 《阿Q正傳》。出版合作社

1942 《抗戰小說選》。世界語函授社

1943 《小母親》。世界語函授社

   

     

1948年國際文化服務社版，有譯序

1948年上海教育書店版

1952年台北新興書局版，署名「顧隱」譯，為鍾憲民的「人間悲劇」。

1964年明華書局版，大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1964年明華書局版，大中國圖書公司發行

1969年北一出版社版，署名「劉明遠」譯，也是鍾憲民譯本

1975年台南新世紀版，實為鍾憲民所譯

1981年裕泰圖書公司版，為鍾憲民譯的《人間悲劇》

1981年日昇的「郎心如鐵」，署名「黃夏」，也是鍾憲民的「人間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