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5月28日 星期二

明星譯者:台語小生石軍

1957年,台北新生出版社的《天鵝王子》,收錄三篇安徒生童話:天鵝王子、白雪女王、賣火柴的小女孩,譯自1951年講談社的《白鳥の王子》。日文譯者大畑末吉(1901-1978),是有名的教授及安徒生譯者,插畫家是魯迅介紹過的蕗谷虹兒(1898-1979)。蕗谷虹兒曾在巴黎習畫,有點新藝術的版畫風格。

1957年新生出版社的《天鵝王子》

1951年講談社的《白鳥王子》封面是蕗谷虹兒作品,右下角有簽名

日譯者是大畑末吉

日文版的彩色插圖,也是蕗谷虹兒所繪。新生版只取局部,改為黑白印刷。
賣火柴的少女

1950年代,台灣出版社從日文版翻譯歐洲童話很平常。不過這位譯者很特別:譯者是彭晴松,宜蘭人,藝名石軍,是台語片的名小生。彭先生出生於1933年,小學唸的是台北南門小學校,同學多為日本人。成功高中畢業後,白天在東方出版社當編譯,《東方少年月刊》有幾篇他的譯作,晚上在行政專校(中興法商的前身)念夜間部。1957年因為日本導演岩澤庸德來台灣拍台語片《紅塵三女郎》,他在片場擔任翻譯,遂踏入演藝圈,1960年代拍過上百部的台語片,是重要的一線小生,應該也沒時間做翻譯了。後來台語片沒落,他也漸漸退出演藝圈,1981年曾開了家翻譯社(台北翻譯社),不過現在也已經歇業。

《天鵝王子》版權頁


彭晴松以藝名「石軍」主演過多部台語片(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

這本薄薄的《天鵝王子》在1957年出版,也就是他踏入演藝圈的前夕,一邊當編輯一邊當大學生的時期。他與鄭清茂、林文月同年,背景相似,都讀過六年的日本小學,對他們來說,翻譯日文童書是很簡單的事情。三位都在東方出版社翻譯,但林文月署名的作品比較多,鄭清茂和彭晴松的名字則只有出現在《東方少年》月刊上,沒有出現在單行本上。因此這本《天鵝王子》似乎是這位電影明星唯一署名的單行本了。

2019年5月21日 星期二

日法混血的苦兒流浪記

前幾天在找資料時看到一篇大陸論文說:
     《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的原作者是法国作家艾克多·马洛(HectorMalot),包天笑是据日译本转译的。...在包译本初版十几年以后,不断有人将此书重译,如徐蔚南译的《孤零少年》(1932,世界书局)、林雪清、章衣萍合译的《苦儿努力记》(1933,儿童书局)、何君莲的《苦儿流浪记》(1936,启明书局)及《无家儿》(1938,商务印书馆)等等。这些译本都译自法文原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林、章合译本,受到许多教育界学者如蔡元培、陈鹤琴、陶行知的推崇。
(田正平 陈桃兰 清末民初教育小说的译介与新教育思想的传播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战线 》 2009年第3期)

看了真是倒抽一口涼氣。到底「都譯自法文原作」是怎麼得到的結論?徐蔚南的《孤零少年》我還沒找到,但徐蔚南是慶應大學畢業的,不能排除日譯本的可能;林雪清確定是日文譯者;「何君蓮」是施瑛的太太,這本其實是施瑛的語內翻譯,把包天笑的譯本從文言文改譯為白話文,絕非從法文直譯;《無家兒》底本是三宅房子的日譯本,三宅房子只譯了前半部,所以《無家兒》也只有前半。也就是說,除了徐蔚南的版本未見,其他都確定是從日譯本轉譯的。所以中文世界裡的《苦兒流浪記》,基本上是日法混血的作品。
我這些年來陸續收集的苦兒流浪記中日譯本,不知不覺也有近二十種了。以下是已知的九種日譯本譜系:
1912 菊池幽芳(春陽堂)→ 包天笑《苦兒流浪記》(上海商務,1912;台灣商務,1978);何君蓮《苦兒流浪記》(上海啟明,1936);簡進發《無家的孤兒》(南方雜誌,1943);
1922 三宅房子(金の船)→ 陳秋帆《無家兒》(長沙商務, 1938;台灣商務,1972)
1947 久米元一(講談社)→ 文心《苦兒流浪記》(東方,1963)
1950 川端康成(あかね)→ 洪炎秋《苦兒流浪記》(東方,1954)
1967 小出正吾(偕成社)→ 祁淡東《苦兒流浪記》(大眾,1978)
1977 大石真(小學館)→ 黃得時《苦兒流浪記》(光復,1978)
1978 土家由岐雄(ポプラ社)→《苦兒流浪記》(聯廣,1982)
1982 今西佑行(集英社)→ 李嵐《咪咪流浪記》(陽明,1991)
1989 上地ちづ子(學研社)→ 朱佩蘭《苦兒流浪記》(光復,1991)

但有一種台灣譯本,我始終難以判定來源,就是張靜侯的《苦兒努力記》(台灣開明,1957)。譯者張靜侯是台大中文系教授,國語推行委員會成員,曾為東方出版社翻譯過《孤女努力記》(家なき少女,即小英的故事),我也確認了那一本的日文來源,可見他是會日文的。這本《苦兒努力記》插圖是模仿講談社版本,國語書店也出版過張靜侯的《苦兒努力記》,但我找不到書,只看過一張帶圖的廣告,確定圖也來自講談社版本。但這本開明的內文卻不是從久米元一翻譯的。我想了很久,決定從獨特的書名《苦兒努力記》著手調查。

張靜侯的《苦兒努力記》,書名譯法與台灣其他版本不同,
封面也不是帶著小狗彈豎琴,頗為特別。

《苦兒努力記》的書名不是張靜侯第一個使用的,1933年上海兒童書局的林雪清、章衣萍合譯本就是用《苦兒努力記》這個書名。蔡元培還稱讚了這個書名取的好:
「〈苦兒努力記〉於旅行中讀之,並為兒輩撮講,處處見努力之效,舊譯本署『流浪記』,非也。此譯雋暢,讀之甚快。」

1948年上海兒童書局二十四版,分上下冊

舊譯本當然是指包天笑的文言文譯本。這個譯本頗受矚目,書名是教育家陶知行題字,北大校長蔡元培推薦,推薦名人一堆,包括柳亞子、汪原放、劉海粟等。我前幾年從上海圖書館印過幾頁,發現台灣並沒有直接翻印這個版本的紀錄,就沒有繼續研究了。最近想找來看看張靜侯的版本是否與其有關,終於買了一本來研究。我買到的版本是1948年二十四版,可見其暢銷程度。張靜侯是外省人,當年帶著這個流行的版本來台也很自然。

陶知行(就是陶行知)題字


蔡元培推薦詞

兩種《苦兒努力記》的差異是很明顯的:上海版的和原作一樣是第一人稱敘事,張靜侯的版本卻是第三人稱敘事(路美是個窮苦的鄉下孩子...)。但有些相當特殊的名字是一樣的,例如養母叫做「寶蓮」媽媽、花匠家的大姐叫「葉琴」,義助兩個孩子脫離險境的馬戲班小丑叫做「李順」,真正的媽媽是「美麗甘」夫人等等,看來可能是從前譯改寫的語內翻譯。
至於上海版的《苦兒努力記》又是從哪個版本翻譯的呢?這個版本雖然是署名兩人合譯,但根據章衣萍的序,主譯是「林雪清小姐」。而林雪清是日文譯者,她翻譯過森鷗外的《舞姬》,德富蘆花的《不如歸》,還有從日文轉譯的《海地》(阿爾卑斯山的少女)。章衣萍是編輯和作家,他的幾種譯作都是與人合譯,看來擔任的是語言潤色工作居多。也就是說,他們兩人合譯的《苦兒努力記》,從日譯本轉譯的可能性極高。

菊池幽芳譯本

比對了1933年以前的四個日文譯本後,我覺得林雪清的譯本可能還是根據菊池幽芳的版本。主要是菊池寬的譯本緊跟著英譯本,但林雪清的分章與菊池幽芳的版本一致,與法文原文和英譯本都不同。例如第一章的結尾,菊池幽芳的版本是:
--あ、誰が、私がらこの幸福を奪ふために来たのだらうが。
林雪清、章衣萍版:
--呀!是誰呀?是誰來這裡搶奪我的這幸福呀?
這句話是謝日祭當天,母子倆在做餅時,聽見腳步聲,所以「我」在心裡這樣想。在這裡分章是菊池幽芳的決定,因為法文原作和英譯本的第一章結尾都是Jerome已經進門,養母說「這是你父親」。
原作:
– C’est ton père.
英譯本:
"Here's your father."
菊池寬的譯本:
「これがお前のお父つあんだよ。」

  1916年Florence Crewe-Jones英譯本,取自Gutenberg E-book

昭和三年(1928)菊池寬譯本,與英譯本相當接近

另外,養母準備了雞蛋和三個蘋果要做可麗餅,
原文是“ des œufs et trois pommes”,
英譯本是“eggs, and three apples”,
菊池寬是「卵と林檎が三つ」,
菊池幽芳卻強調雞蛋的數字:「四つ五つの雞卵と三つの林檎!」
林雪清、章衣萍也跟著寫「四五個雞蛋和三個蘋果!」(注意那個驚嘆號!)
但菊池幽芳的人名非常歸化,林雪清和章衣萍可能參考了原作或英譯本把名字翻譯得比較接近原作,像是主角「民」改為「路美」,養父「權藏」改為「耶路姆」。我另有證據認為他們是根據英譯本,但這篇已經寫太長了,改日再繼續寫。
章衣萍(1901-1947),安徽績溪人,讀過私塾,能寫舊詩,以小說和散文聞名。讀過北大,當過胡適的秘書,又與魯迅交好,和其妻子吳曙天都為《語絲》撰稿。

1960年台灣啟明版本,譯者署名「啟明書局編譯所」,實為1936上海啟明版本。
封面到底是畫哪一景,我還沒琢磨出來。

結論:
一、譯者的語言背景很重要。日文譯者未必能從法文翻譯。
二、根據菊池幽芳的又多了一本(即使不算張靜侯的改寫本)。
三、啟明也參考了林雪清、章衣萍譯本。寶蓮、葉琴、李順、澤民原來是從這裡來的。
四、沒有人覺得「謝肉祭」和「白鳥號」很日文嗎?

2019年5月13日 星期一

神秘的五O年代譯本:傅東華的堂吉訶德第二部

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說《堂吉訶德》有兩部。但戒嚴時期台灣流傳的版本都是第一部,而且都是傅東華的,文壇社、啟明、海燕、台南東海、北一、遠景、漢風、錦繡,無一例外,不足為奇。為什麼只有第一部呢?因為傅東華1939年出版的《吉訶德先生傳》就只有第一部。這個版本的後記寫於1938年的上海,文末說:

現在這本只是「吉訶德先生傳」的前部,它的後部較此份量略多,究竟何時可以續譯,那是連我也不知道了。
                                          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及中日戰爭爆發後一年零二十日,在上海

1939年上海商務的《吉訶德先生傳》,分上下冊,但只有第一部

因此,我前幾年在高雄茉莉初次看到「錢仁」翻譯的《堂吉訶德》,就驚覺內情並不單純。1975年這位「錢仁」先生翻譯的《堂吉訶德》,第一部一翻就知道是傅東華的,沒有疑義;但居然有第二部!只是當時兩本巨冊太重,搬不回家,只好先存疑擱在心裡。上週在台北又見到此書,立刻買下細察一番。這本的確是第二部,即堂吉訶德的第三次冒險。而且出版社還在「出版前言」故佈疑陣:

       本社新出版的《堂吉訶德》正篇和續篇兩部書,不但是國內唯一最完整的版本,也是最真實的版本,且均係由西班牙文直接翻譯而成。

1975年地球出版社的《唐・吉訶德》續篇,是台灣首見的第二部

前半說得沒錯,因為1975年台灣還沒有第二部。但由西班牙文直譯是真的嗎?從西班牙直譯堂吉訶德的第一人是楊絳,但她遇到文革,兩部堂吉訶德1978年才初版。1975年台灣的「地球出版社」如何能提早三年拿到西班牙翻譯的版本?何況比對了楊絳的目錄,就知道這並不是楊絳的。
我查了資料,發現傅東華在1959年譯出了第二部,我開始懷疑這也是傅東華的。但古籍網只有1949年以前的譯本,網上很難找到他的第二部譯本,多半討論的都是楊絳、屠孟超、董燕生這幾個版本。最後跟大陸的賣家直接買了1959年的人民文學版。昨天收到書,果然是傅東華的無誤。由於戒嚴期間大陸譯者名字不得出現在台灣,「錢仁」或許就是「前人」之意。

1959年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堂吉訶德》第二部

所以地球出版社的前言是誤導,因為傅東華是從英文轉譯的,不是從西班牙文譯的。但戒嚴時期按理說不該有1950年代的書啊,到底是怎麼進來的呢?
出版者是台北的地球出版社。印象中這家出版社很少出西方文學名著,倒是出過大部頭精裝的「世界風物誌」、「世界文明史」,而且是從日文翻譯的,還有幾位台籍政治犯出獄後參與了翻譯。但為什麼這家出版社會拿到1959年的大陸版本呢?
這幾年來陸續查到一些1950年代的譯本也在戒嚴期間流入台灣,可見管道一直都有。也許該寫篇專文來討論這些「違法」譯本:戒嚴期間,出版法只容許匿名或改名重出1948年以前的譯本,但顯然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支紅杏過牆來。

1959年人民文學版第二部的目錄


1975年地球版第二部的目錄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神甫」一詞。「神甫」是清末出現的詞彙,用來翻譯基督教的神職人員,但又不願意尊稱為「神父」時使用的。這個詞在《吉訶德先生傳》第一部也有出現,1939年傅東華的版本用的是「牧師」,如第二十七章標題:「敘述牧師和理髮師如何實行他們的計策兼及其他值得一書之事」,但在1959年版的《堂・吉訶德》則改為「敘述神甫和理髮師如何實行他們的計策兼及其他值得一書之事」。為何傅東華到了1959年反而回頭使用「神甫」這個清末詞彙?看來是中共反宗教立場導致。

又,網上看到一篇張治寫的文章,比較楊絳和董燕生譯本(2018/9/4 楊絳譯《堂吉訶德》功過申辯):
「第二部第十六章裡,桑丘替自家的瘦馬辯護,說“駑騂難得”從不對母馬耍流氓。只有一次不老實,原文是y una vez que se desmandó a hacerla la lastamos mi se?or y yo con las setenas,setenas字面是“七倍代價”,楊絳譯作“我主人和我為它吃了大苦頭”,不誤,Watts和Putnam的英譯本均如是;而董燕生卻譯作“老爺和我狠狠收拾了它一通”,意思完全不同了,只能當他是偶然沒看清了。」
我翻了傅東華的譯本,這句是:
      我們的馬是天底下最正派,最最規矩的,生平碰到這樣的機會,從來都不會頑皮,就只犯過一次事,我家主人和我就已付出七倍的代價了。

看來傅東華的譯本不但正確,而且最貼近西班牙文。傅東華不會西班牙文,他的版本參考了多種英譯版本,他手上也有西班牙文和法文版本,以便有疑慮時可以查字典釋疑。他對於使用的版本和翻譯方法有很清楚的解釋,對於譯本也有簡單的批評:

我所根據的英譯本,以牛津大學版的Jervas本為主,參之以人人叢書的Matteux本。我覺著前者較為直譯,後者較為意譯;直譯本有些看不透澈的地方,得意譯本一對照,就馬上會看透澈,然後仍據直譯本譯出來;這是我的基本方法。同時我又得到一個由Jervas本刪繁從簡而成的通俗廉價本,有時原文過於繁重,拿這本來參照一下,也不為無益。還有一個近代叢書本,則是Matteux本的改頭換面,我不曾得到它什麼幫助。Ormaby的四大冊插圖本,是公認最好的英譯本的,後來我也得到了,但我覺得比之我所依據的一本,繁重有餘,流利不足,便將它擱在一邊,只備有疑難時偶爾參考。西班牙原文本我也借到了,是一插有許多彩色圖的龐然巨冊,我又特地買了一本西班牙文的字典,不時要拿它翻翻,雖然西班牙文我是一字也不懂。還有一本Par Ch. Furne的法文譯本,也是借來的,現在這個譯本的插圖,全部由此本翻製。原圖是Yon et Perrichon的手筆。

所以傅東華翻譯的時候,手邊一共有七個版本:
1.Charles Jervas (1742) :直譯
2.Peter Anthony Matteux(1700):意譯
3.Jervas 簡本:原文過為繁重時參照用
4.Matteux 改本:無用
5.John Ormsby(1885) 英文插圖本:繁重有餘,流利不足
6.西班牙插圖本(跟鄭振鐸借的)
7. Charles Furne 法文本(1865) (跟馬宗融借的,插圖都出自這一本)

但傅東華就因為是靠英文版本轉譯,常被忽略不提,好像批評者都覺得他不值一提似的,實在很可惜。又,維基百科中有一筆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的《吉訶德先生傳》,署名「伍實」譯,也是傅東華的,「伍實」是他的筆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