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小荳荳在窗邊做什麼?

近日2017年日劇トットちゃん!將在台灣播出,中文劇名採用最流行的書名「窗邊的小荳荳」。這本藝人黑柳徹子的自傳,1980年代曾在台灣掀起一陣搶譯風潮,相信很多讀者對那個率真可愛的小荳荳、睿智的校長、電車改裝的巴學園教室都頗有印象。
    但小荳荳在窗邊做什麼?看人還是看風景?其實真相還蠻心酸的。根據黑柳徹子的說法,書名「窗邊」出自日語「窓際族」一詞,指的是職場上不受重視,坐冷板凳的員工。小荳荳因為好奇心強又好動,一年級老師受不了,把她退學了,所以她自稱是校園裡的窗邊族。只是這個日文詞似乎是日本獨有的文化,在其他文化中,「有窗的辦公室」聽起來都還蠻愜意的,頗難聯想到「受冷落」的意思。有一位譯者邱利貞說「窗邊」類似台灣的「放牛班」,但放牛班和升學的關係比較強烈,其實也不是很貼切。以現在的用語來說,應該比較像「被放生」吧?
    這本日文書在19813月出版,當時台日間還沒有版權協定,因此譯本頗多。書名和主角的名字也並不一致,最早的譯本在198112月就出版了,叫做《窗邊的小華》。「トット」其實就是徹子(Tetsuko)本人,「徹」(Tetsu) 是常見的男生名字,她父母本來以為會生下男生,所以取好了名字,結果生下來是女生,就把徹加上一個「子」,變成她的名字「徹子」。她的父母並沒有替她取一個常見的女生名字,可以看出他們也多少有點特立獨行的味道吧。由於徹子小時候口齒不清,總把自己的名字說成「トット」,所以後來就成了她的外號トットちゃん。「小華」看起來是個歸化的譯法,畢竟國立編譯館時代的課本,男生常常叫小明,女生常常叫小華。

最早出版的中譯本

     第二本是兒文作家李雀美的《冬冬的學校生活》,198210月出版,李雀美當時正好在東京攻讀兒童教育,目睹日文原作的流行風潮,又與她所學相關,因此譯了本書,書前有作家桂文亞的序。李雀美採用了音譯「冬冬」來翻譯徹子的小名,不過後來並沒有人仿效。同一年,名譯者朱佩蘭的譯本《愛的教育:小徹的學校生活》,先在自立晚報「婦女與家庭」版連載,11月出單行本,與李雀美的譯本差不多同時間問世。朱佩蘭的譯本直接用「小徹」當作「徹子」的小名,內文裡也刪掉了徹子口齒不清的描述。朱譯本非常流暢好讀,但把許多日本元素都省略了,像是書裏有幾章與日本文化相關的,如「小林一茶」(孩子們學做俳句)、「表演會」(演出日本傳統歌舞劇「勸進帳」)等,都不見蹤影。       

這兩本都採用日文原作插圖,也都音譯,一個稱為冬冬,一個稱為荳荳

    1983年力爭(即邱利貞)的譯本《窗口邊的荳荳》,第一次用了後來成為主流譯法的「荳荳」,還有國語日報社長薇薇夫人的序。譯者邱利貞是台大教授的太太,當家庭主婦之餘,也替國語日報翻譯一些兒童教育相關的文章,因此對這本書頗有感情。台大宿舍的鄰居中有位日籍太太萩原保子,常與她討論書中翻譯的問題,也許因為這樣,這本書的日本元素保留最多。朱佩蘭譯本刪掉的章節,她都完全保留,也譯出了黑柳徹子的後記。力爭譯本出現之後,後來的譯本書名變化不大,像是《窗邊的小荳荳》、《窗口邊的豆豆》、《窗邊的小豆荳》等等,有人喜歡草字頭的荳,有人用豆子的豆,也有兩個都用上的「豆荳」。《窗邊的小豆荳》是1992年出版的,據譯者李朝熙說,當時市面上至少有十種中譯本。但他的譯本是中日對照本,所以還能別樹一格。不過,現在已有版權規範,未授權的版本都已經不能再銷售了,現在市面上合法出版的是親子天下的《窗邊的小荳荳》三十週年紀念版和繪本版。

朱佩蘭的譯本《愛的教育:小徹的學校生活》

    除了書名和主角的名字之外,トモエ學園的譯法也很多,後來的譯本多採用「巴學園」或「巴氏學園」。但其實校長姓小林,並不姓巴,巴氏學園有點奇怪。原來トモエ這個字是一種黑白花紋,有點像太極,校長意思是要以身心調和作為教育目標,也與他提倡的兒童律動課程相符。漢字寫作「巴」,但與中文的「巴」字毫無關係,如何翻譯這個校名有點棘手,所以早期譯本有出現「友愛學園」、「友江學園」、「友緣學園」多種譯法。


トモエ紋

這本書原書的插圖是知名女畫家岩崎知弘所繪,但黑柳徹子出書是在1981年,岩崎1976年就過世了,所以這本書的插圖其實是黑柳徹子和岩崎的家人,從她眾多的作品中挑選出情境合適的作品,而不是畫家特意為本書所繪。但岩崎的畫風甜美可愛,實在與小荳荳的情境非常搭配,很難想像是插畫家過世後才挑選的呢。

1986年世茂版,蕭曉翻譯,人名採用豆子的「豆」


小暢書房的譯本相當暢銷,書名也成為定譯

也有中日對照版本,由鴻儒堂發行



2015年,獲得講談社授權的譯本,由名譯者王蘊潔翻譯(親子天下出版)
2015年也出了繪本版,由知名童書譯者林真美翻譯


繪本文字簡潔,適合親子共讀


     小時候看《窗邊的小荳荳》,只覺得輕鬆溫馨有趣;但當了媽媽之後,就有點驚心動魄了:如果徹子是自己的孩子,該怎麼辦?在我們的教育體制裡,能夠這麼溫柔地守護這樣特別的孩子嗎?可能學校老師會要求家長帶去看過動兒門診吧!我還記得兒子一年級時在安親班,因為寫字太醜,被老師用橡皮擦把整頁作業擦掉叫他重寫,他因此忿忿不平嘮叨了好幾天:「字醜又怎樣?她看不懂嗎?老師有規定不能寫醜字嗎?」想來如果他在巴學園,老師就一定不會把他的作業擦掉了。連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還很難有老師像小林校長那樣溫柔包容,難怪黑柳徹子長大後很感激母親,當年不但隱瞞了她被退學這件事,還幫她找到體制外的巴學園,改變了她的人生。現在台灣已有森林小學、種籽小學、華德福、自學等各種體制外教育,但想想巴學園是在二戰前就開始實踐體制外教育,小林校長還真是非常有遠見的教育家。

本文刊登於想想論壇:http://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6933

2018年3月29日 星期四

萬牲園、百獸圖和動物農莊


歐威爾的諷刺小說Animal Farm,從1948年就有中譯本《動物農莊》,至今台灣仍以《動物農莊》為主流書名。但在1950年,還有一本出現在新加坡的譯本《萬牲園》,南洋印刷社出版的,譯者王紹康,生平不詳。這個譯本有多幅插圖,十分生動,譯筆也很流暢。因為書名就叫「萬牲園」,書裡到處都是「牲畜」,例如「牲畜主義」、「牲畜同志」、「牲畜英雄」、「所有牲畜是平等的」,真是罵慘了共產黨。裡面寫到牲畜們對主席拿破崙的擁護:「假使是拿破崙的意見,那一定是沒有錯的。」「拿破崙是不會有錯的。」聽起來好像很熟悉?七誡的改變尤其有趣:一開始是

「牲畜們不得飲酒」,
後來拿破崙開始喝酒以後,就變成
「牲畜們不得飲酒過度」;

一開始是
「牲畜們不得互相殘殺」,
後來拿破崙殺了雪球黨羽之後,就變成
「牲畜們不得無故互相殘殺」;
本來是
「所有的牲畜是平等的」,
後來豬開始拿鞭子之後,就變成
「所有的牲畜是平等的,但是,有的牲畜比其他牲畜更平等。」

1950年新加坡南洋印刷社的《萬牲園》
新加坡當時還寫成「新嘉坡」

《萬牲園》有插圖多幅。這是雪球一開始發明的七大戒律。

故事結尾,人豬不分


不過這個譯本並沒有在台灣流傳。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在1974年也出過一次《萬牲園》,但只是取同樣書名而已,內文雖也留下不少「畜牲」,如「一等畜牲英雄勳章」、「畜牲共和國」等,但並不是王紹康的譯文。黎明文化在1972年也出過一次《百獸圖》,但內文也不是梁實秋1956年翻譯的《百壽圖》,而是和1974年的《萬牲園》一模一樣。國防部這兩版譯者都是「耕雨」,顯然是個筆名,但兩次都只是借用書名而已,也頗值得玩味。這個版本加油添醋,比起原文還增加不少情節。原文結束在人豬共同飲宴,窗外動物從豬看到人,從人看到豬,覺得人豬越來越像,無法分辨;但國防部的《萬牲園》還多加了一個驢子憤而發起「反革命」戰爭,但不幸被豬和狗擊敗,驢子垂死時說:「拿波里,你殺了這些畜牲,你不能殺了整個畜牲們。真理一定是永遠存在的。」這段是原文沒有的,也許國防部認為這本「共黨問題研究叢書」如果只結束在人豬不分,好像有點消極,所以特地多加一段「你們總有一天會滅亡」的希望?




1972年黎明文化的《百獸圖》,耕雨譯,

1974年國防部的《萬牲園》,耕雨譯

台灣70年代的仙人掌、大林、水牛等譯本,都是任穉羽的,不過大林和水牛都沒有署名。

水牛書店1998年版,沒有署譯者名,實為任穉羽譯本(1948)。
封面走可愛可通風格,與內文的陰森恐怖大異其趣。
1948年上海商務的《動物農莊》是第一個中譯本,在台灣被翻印多次
1971年仙人掌版本,有如實署任穉羽名字。
書背文字寫「動物農莊是文學的萬牲園,是政治的百獸圖」,把各個書名都寫進去了。


2018年2月5日 星期一

關於一九八四的謎團:萬仞和邱素慧是誰?

2012年,遠流推出《一九八四》新譯本時,譯者徐立妍寫了一段話:

台灣最早的《一九八四》譯本出現在民國四十一年,譯者是王鶴儀先生,這個譯本目前只有在圖書館才能翻閱,後來的譯本也有如鈕先鍾、萬仞(疑為假名),及彭邦楨的版本,但是民國七十年出現邱素慧翻譯的版本後,其他版本就漸漸消失了。

這段話有點小小的問題,一是王鶴儀是女士而非先生,她是王雲五的女兒;二是邱素慧的譯本最早是民國六十三(1974)年出版,而非民國七十年。萬仞是誰,容後再敘。至於邱素慧,我在2013年五月的部落格已經指出邱是假名,抄襲香港大公書局1957年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後》(1957+27=1984),譯者是黃其禮:

《二十七年以後》是在香港出版的,對台灣的影響卻很大,因為台灣最暢銷的版本一九八四》就是抄襲此書。1974年桂冠出版了這個譯本,內文稍有修改,譯者署名「邱素慧」,之後華新,遠景,文言,書華各家出版社出的都是這個版本,桂冠和遠景都再版多次一直到2009年印刻找人修改所謂「邱素慧」版,還署名兩位譯者「邱素慧,張靖之」,殊不知其實根本沒有「邱素慧」這位譯者。曾有研究生在論文中懷疑邱素慧並無其人,還致電上述各家出版社詢問,當然都沒有結果。


黃其禮譯《二十七年以後》封面




《二十七年以後》版權頁,這是邱素慧譯本的底本

詳情請見 https://tysharon.blogspot.tw/search?q=%E4%BA%8C%E5%8D%81%E4%B8%83%E5%B9%B4%E4%BB%A5%E5%BE%8C

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引進徐立妍譯本時,胡洪俠寫了一篇很長的序,回應立妍這段話:

1. 徐立妍提到万仞时在后面加了个括号,内写“疑为假名”。当然是假名。那真名是什么呢?通过比对,我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万仞”原来就是钮先钟。

2.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华新出版公司印行邱素慧译的《一九八四》,列为“桂冠丛书”第十一种,书前附有殷海光和黄陵评价奥威尔及其作品的文章。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间,这个译本生命力顽强,不断重生。可是,对我而言,这个译本缠绕着众多谜团,迄今难解。其一,华新版《一九八四》封面署名“邱素慧译”,版权页译者的位置写的又是“林宪章”。这两个人的资料虽几经寻访,皆遍查不获。难道都是化名?

我在2013年已知邱素慧是假名,只要到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借出《二十七年以後》比對即可知。至於萬仞是不是鈕先鍾?胡洪俠的理由是鈕先鍾的著譯書目中有1967年的《一九八四》,因此兩人實為一人。這理由似乎還不太夠,但我也同意萬仞就是鈕先鍾,而且鈕先鍾用萬仞這個筆名,至少可以上溯到1948年。

全國圖書目錄上「萬仞」的譯作有三筆。最早的一本是1948年七月一日,台灣新生報發行的橋文藝叢書第一本《愛國者》,是一個劇本,譯自Sidney Kingsley 的"The Patriots"(1943)。有趣的是,古籍網可以購得這個譯本的副本,封面上有史習枚(1921-1987)贈書的字樣,送給復旦大學新聞館。史習枚是鈕先銘(1912-1996)、鈕先鍾(1913-2004)兄弟的表弟(一說堂弟),筆名歌雷,為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畢業自復旦大學新聞系。鈕先銘當時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副司令,鈕先鍾則是台灣新生報總編輯。歌雷在主編「橋副刊」時積極與台籍文人往來,後來在1949年因四六事件入獄將近一年,獲釋後仍任職於聯合報、經濟日報、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過世。當然史習枚可以因橋副刊主編的身份而贈書母校,但如果萬仞是他表哥鈕先鍾,也非常合情入理,至少他一定跟萬仞有往來。

古籍網的《愛國者》由史習枚題贈
《愛國者》版權頁,主編是歌雷(史習枚)

        萬仞這個名字第二次出現,就是1967年的《一九八四》。鈕先鍾在1953年已經出版過《一九八四年》,由大中國出版。他在〈譯者贅言〉中說:「譯者前為中國廣播公司編譯是書,供廣播之用,現在再把原稿略加刪節,請大中國圖書公司為之出版。」可見原本是為了廣播而翻譯。1967年,署名「萬仞」翻譯的《一九八四》由壬寅出版社出版,與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極為相似,而且發行人是「鈕陳漢生」,看來也是鈕家人。壬寅出版社另有一本鈕先銘的著作,看來這出版社是鈕家自家人辦的。壬寅出版社在1983年曾再版《一九八四》,由軍事譯粹社總經銷,而軍事譯粹社的發行人就是鈕先鍾。看來可能是鈕先鍾第一次交由大中國出版,後來收回來自家出版發行,用了筆名。

鈕先鍾譯《一九八四年》版權頁
      
萬仞譯《一九八四》,1967年出版
萬仞譯本版權頁

比較一下兩種譯文的開頭:

鈕先鍾《一九八四年》(1953):

     那是四月裡的一個冷晴天,時鐘剛敲著十三點。溫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為了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很快的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可是還是不夠快,一道含著灰沙的旋風也就跟著他一齊吹進了大門。
     過道裡充滿了煮熟了的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在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了,似乎不合于室內裝飾之用。那是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一個四十五歲上下的人臉,兩撇濃黑的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萬仞《一九八四》(1967):
    一個四月的冷晴天,時鐘剛敲十三點。文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但還不夠快,一道旋風含著灰沙跟著他吹進了大門。
      室內充滿了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似乎不合室內裝飾之用。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四十五歲上下,兩撇濃黑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可以看出萬仞版只是把鈕先鍾的譯本刪掉一些「那是」、「著」、「為了」、「是」、「了」等虛詞,精簡字數罷了,用詞與順序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冷晴天」、「避免寒風的襲擊」、「黃芽白菜」、「碩大無朋」這些實詞都是完全一樣的。

     第三本萬仞翻譯的書,是1967年壬寅出版社的《神鷹紅武士》,譯自The First and the Last,作者是Galland Adolf。這本書其實就是1956年鈕先鍾譯的《自始至終:德國戰術空軍興亡史》,軍事譯粹社出版。1976年軍事譯粹社再版《神鷹紅武士》,這次就直接署名「鈕先鍾譯」了。這本書1994年又改名《鐵十字戰鷹》(星光),仍署名鈕先鍾譯。至此已能確定萬仞就是鈕先鍾了。

   以這三本書來看,《愛國者》只能確定史習枚認識萬仞(不是隨便一個假名);《一九八四》顯然是根據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而且後來由軍事譯粹社發行,更可知鈕先鍾和萬仞關係密切;《神鷹紅武士》先後掛名萬仞和鈕先鍾,才是最確切的證據。

     鈕先銘、鈕先鍾、史習枚是江西九江人。鈕氏兄弟的父親鈕傳善(1875-1941)是清朝官員,曾遊學日本,歷任重慶知府、麗江知府等官職。民國後也曾任陝西財政廳長、財政次長、全國菸酒公賣局總辦等重要職位。日本佔領天津時,又出任社會局局長、教育局局長等職,三朝為官。鈕先銘是日本陸軍官校畢業,官拜少將,後來曾任職於正中書局。鈕先鍾上海金陵大學畢業,曾任台灣新生報總編,主持軍事譯粹社,當過總統譯官,也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創辦人,在淡江大學執教多年。2014年,鈕先鍾家屬曾捐贈一批史料給國史館典藏,包含他的譯作八十八種。





2018年2月3日 星期六

署名「林鬱」的《戰後》是誰譯的?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這天陰雨濕的季節裡,偵破了一起懸宕已久的懸案:1971年署名「林鬱」翻譯的雷馬克《戰後》,到底是不是台灣譯本?我們找不到「林鬱」是誰,但我找過開明1931年的《戰後》(沈叔之譯)和另一本《退路》(開華),比對後都不是。前兩年結案報告只好不情不願地寫林鬱譯,但心中始終覺得有點介意。日前因獲贈一本雷馬克的《流亡曲》,勾起這樁心事,重新找了一輪,發現香港中大藏有一本我未見過的《戰後》,結果真的是台灣各版本的源頭: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的《戰後》,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文壇社1971年出版的《戰後》

譯者「林鬱」為假名,此譯本實為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
   
這兩個譯本幾乎一字不差。林鬱譯本的第一句是:
     道路在遼闊的曠野裡成直線遠遠的連續著,村落在灰色的包圍當中熟睡。樹梢頭被風吹得晰晰作響,於是樹葉兒亦就脫落......脫落......脫落。

楊若思與王海波譯本的第一句是:
     道路在遼闊的曠野裡直線遠遠的連續著,村落在灰色的包圍當中熟睡。樹梢頭被風吹得晰晰作響,是樹葉兒亦就脫落......脫落......脫落。

顯然是同一個譯本。
楊若思、王海波譯本的第一頁
「林鬱」譯本的第一頁,與楊、王合譯本幾乎一字不差

原譯本有賀揚靈(1901-1947)寫於1931年的序(書上印1930年五月,應是筆誤,因為雷馬克的原作是1930年十二月才開始連載),賀揚靈當時在日本早稻田讀書,他說此作是友人楊若思、王海波以三國報紙對照譯出。他把雷馬克比做白居易:「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韻。」是個很有趣的批評。最後一段說自己在雨天獨坐研究室讀雷馬克,

    「當此家家雨的黃梅時節,我獨坐在研究室讀雷馬克的小說,傍晚靜聽著簷下雨滴的聲音,卻有 
一種無名的恐怖暗襲著,好像書中有多少的冤鬼遊魂,麕集在窗外煩怨而嗚咽著--呵!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1931年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的《戰後》(上海:光華書局)
書末有「譯後的話」,說明譯作係根據德國的Vossische Zeitung、英國的London Times和日本的朝日新聞譯出,也對英譯本和日譯本略作批評。他們說英譯本非常直譯,但日譯者黑田禮二相當自由,在風俗、文化、對話、比喻上多有「東方化」傾向,「很合我們中國人口味」,可惜黑田風格過於圓滑,讓此作近於日本的「大眾文學趣味文學」,而且「抽去了不少原著的革命性和刺激性」,譯者覺得很「可恨」。最後說這翻譯是「課餘事後偷出來的功夫」,又誌於「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雖查不到兩人生平,應該是留日學生。裝幀也是日本人。據賀揚靈說,裝幀的村山知義是日本新興藝術家,而畫插畫的是日本革命漫畫家柳瀨正夢。

特別的是此書由日人村山知義和柳瀨正夢裝幀與繪製插圖

光華書局版封底

這本小說是《西線無戰事》的續集,描寫一戰後德軍從前線撤回的故事,原作Der Weg zurück英譯為The Road Back,譯者也說「照字面講,應譯為『退路』」,但因描寫士兵返鄉情景,所以取名為《戰後》。這譯文帶有日文色彩,如第一章張名「總退卻」,就是日文「全面撤退」之意。原作在納粹期間被禁,雷馬克流亡美國,成了美國人。
文壇版沒有收錄賀揚靈的序,也沒有「譯後的話」,但另有一篇「雷馬克及本書簡介」。由於文壇社出版時雷馬克已過世,這篇導讀文章也有提到雷馬克「今年過世」,可見寫於1970年。但執筆者似乎對雷馬克頗有微詞:「大致說來,他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除了一味厭戰外,並無思想背景。」又說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和『戰後』,有很多地方還是以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出現的,這是不對的。比如『戰後』中所描寫德國在戰敗後所遭受到的痛苦,以『因果報應』來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們德國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關於這一點,雷馬克的著作中,似乎諱之甚淨。」

既然如此,那何必要譯出這本書呢?

「所以我們不能以厭戰來看『戰後』,毋寧說,這是對破壞和平的好戰者的一種警告。尤其在今日,共匪囂張日甚,到處製造暴亂的時候,這本書更有譯出的必要,以為好戰者戒。 --譯者識」

因為文壇版的「林鬱」是假名,這篇導讀又寫於1970年,並非原譯者楊若思和王海波,執筆者是誰無從得知。但居然會說德國人因果報應、自作自受,聽起來有點恐怖。或許是害怕大家看了小說以後都太厭戰,也不想反共了?所以要告訴大家不能一味厭戰,該打的仗(譬如反共)還是要打?總之是一篇很詭異的導讀。

1978年遠行和遠景都出版了署名「林鬱」翻譯的《戰後》,當然都是楊若思和王海波的譯本。


1978年遠行出版社的《戰後》,亦署名「林鬱」譯

1978年遠行出版社的《戰後》,版權購自文壇社
1978年遠景版《戰後》封面,亦署名「林鬱」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