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30日 星期二

一個譯本,三個書名--李青崖的四騎士

1964新興書局版本,譯者未署名


這三本書雖書名不同,卻是同一個譯本,即李青崖(1886-1969)翻譯的《啟示錄的四騎士》(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 ,原作者為伊巴涅茲(Vicente Blasco Ibáñez),20世紀西班牙小說家。原文是西班牙文,李青崖根據法文譯本翻譯。出過兩版,第一版是1929年上海北新書局的版本,第二版是1936年上海商務的版本,台灣出版的這三種版本都是1936年的第二版。兩版差距甚大,譯者在商務版的譯序中詳細說明自己翻譯觀念的轉變:

那時候(初譯時)對於譯書正主張逐字對譯,並且主張在可能範圍之內,務求譯文的字句的位置構造,應和原文的字句的位置構造相近,以為如此纔可以使讀者領略原書的風格....

但後來改變看法,發現:

1958新興書局版本,譯者未署名
要想把漢文的這兩種組織(心理上和文法上的)同時都和法文的,用一樣的形式並列出來,當然是無法可想的,或者竟可以說是不必想這種可笑的方法。所以初譯本那種主張不變原文風格的譯法,每每遷就文法上的近似的並列式組織,而丟開心理那一層不談。」意思就是以前的譯法只求形似,而忽略讀者的心理;後來則盡可能求明白曉暢而不再妄求形式上的對應。

    李青崖在這篇譯序中還比較了自己兩種譯本的幾個例子,非常有趣。如初譯:

「身在那受著海波搖蕩的小輪船中的舒爾,正朝著那郵船仰視...

再譯版本改為:

「舒爾跳上了一隻被海波動盪的小輪船,抬頭再向那郵船仰視...

1962台灣商務版本
譯者為自己翻譯策略的轉變留下詳細的紀錄,對於研究者極為有用。

    李青崖於1969年過世,台灣商務版本1962年出版時,依照戒嚴法,李青崖屬陷匪文人,不能出現名字。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商務封面上譯者名字作「李清厓」,版權頁寫「李青厓」,都不全對,其實清應作青,厓應作崖。

    李青崖在台灣流通的譯本不少,除本書外,還有莫泊桑的多本小說及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等。李青厓在文革期間過世,三個火槍手》為其遺作。

李青崖原作
台灣流通版本
霍多父子集(1929,上海:北新)
啟明編譯所(1958),霍多父子集,台北:啟明
遺產集(1929,上海:北新)
葉娟雯(1973),遺產,台南:東海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1935,上海:商務)
啟明編譯所(1958),拔荔士夫人集,台北:啟明
溫泉(1955,上海:新文藝)
未署名(1966),溫泉,台北:宏業
溫泉(1955,上海:新文藝)
梁駒(1980),溫泉鄉之戀,台北:志文
俊友(1955,上海:新文藝)
未署名(1966),俊友,台北:宏業
三個火槍手(1978,上海:上海譯文)
許智仁(1986),三劍客,台北:志文

2013年4月25日 星期四

又見齊霞飛--荷馬史詩的故事起底


來源是兩本1950年代的大陸譯本
今天繼續查志文出版社,又新破一件案子。這本是1983年志文出版的《荷馬史詩的故事》,譯者署名「齊霞飛」。由於同樣署名「齊霞飛」的《魯濱遜漂流記》是徐霞村的譯本,《雙城記》是許天虹的譯本,而且上述二書都是1984年志文出版;因此年代差不多,同樣署名「齊霞飛」的譯本就頗有可疑之處。由於志文版的「代序」中有說明《奧德賽的故事》是蘭姆(Charles Lamb)的作品,而《伊利亞特的故事》是邱爾基(Alfred Church)所作,因此我猜志文版可能是把兩本書放在一起出版。
      果然我的直覺沒錯,源頭的確是兩本書。雖然志文版把《伊利亞特的故事》放在前面,但其實比較早出版的卻是《奧德賽的故事》。譯者是黃建辛和榮開玨,1956年由北京的中國青年出版社出版。《伊利亞特的故事》則是由水建馥翻譯,1957年同樣由中國青年出版。這兩本書是同一系列的,叫做中國青年版故事集。志文版的改動不多,主要是人名地名稍改,像是「特洛亞」改成「特洛伊」,「赫克托」改成「赫克特」,「俄底修斯」改成「歐第修斯」等。這兩本中國青年的原譯本在舊書網上數量很多,也很便宜,是很常見的版本。
本書書衣附有譯者簡介:
「齊霞飛,台灣省花蓮縣人,一九五七年生,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系,留學日本,獲岡山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可見即使有譯者簡介也未必可信。

2013年4月24日 星期三

排列組合--三本跟托爾斯泰有關的書


傅雷的托爾斯泰傳(1935)
羅曼羅蘭,托爾斯泰自己和托爾斯泰太太寫了三本關於托爾斯泰的書。下面這三本台灣出版的傳記,卻各有排列組合。

(1)署名李文譯的托爾斯泰傳》(1958,台北:鸚鵡譯粹),是傅雷譯的托爾斯泰傳(1935,上海:商務)

(2)署名瑾璋」譯托爾斯泰自白--附結婚生活之告白》(1973,高雄:三信),來源是兩本書,分別是丘瑾璋和徐百齊合譯的托爾斯泰自白(1935,上海:商務),加上索夫譯的結婚生活之告白(1946,國際文化)。結婚生活之告白》是托爾斯泰夫人所寫,夫婦倆的自白並列,讀來十分有趣。三信在版權頁以瑾璋」代丘瑾璋,算是很有誠意,索夫(韓雲浦)雖然沒有出現在版權頁,但內文留有索夫」字樣。

(3)署名傅烈托爾斯泰傳--附托翁自傳(1978,台北:大漢),來源也是兩本書,即上述(1)傅雷譯的托爾斯泰傳,加上(2)丘瑾璋和徐百齊合譯的托爾斯泰自白。大漢以傅烈」代傅雷,頗具誠意,但後半托翁自傳」卻署名江楓」譯,不知從何想來。

丘瑾璋/徐百齊的托爾斯泰自白》(1935)
+索夫的結婚生活之告白(1946)
傅雷的托爾斯泰傳》(1935)
+丘瑾璋/徐百齊的托爾斯泰自白(1935)























又,傅雷的托爾斯泰傳》已知還有下列兩種翻印本:

署名「品美」的托爾斯泰傳》(1965,台北:天人)

署名「儲寧」的托爾斯泰的一生》(1970,台北:正文)

譯者比作者還重要--殷海光的《到奴役之路》


1953年初譯,此為1970年版本,收有1965年的自序
身為台大學生,殷海光的名字不可能沒聽過,也有好幾次經過殷海光故居。但最近在舊書店買到殷海光譯的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才第一次從譯者角度來看他的作品。這本翻譯作品非常有意思,封面只有譯者名字而無作者名字,相當少見,足見殷海光在台灣的地位。裡面譯者的話幾乎比作者還多,不但每一章前面都有一節譯者的話,長可數頁,內文也有一大堆按語,像是此處吃緊! ;妙!;一語中的!這是真知灼見。這是經驗之談等等,就跟現在按的意思差不多;還有些按語長達數百字,簡直比內文還長。
        這本書的作者是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原著1944年出版。殷海光初譯是1953-4年間,在自由中國半月刊上連載。胡適還曾以這件事向紐約時報記者表示在台灣的言論自由,遠超過很多人的想像。這段話收錄在1965年版的到奴役之路自序,寫作此序時已在1960雷震事件之後,自由中國也已遭到停刊,難怪殷海光寫來語多激憤,頻頻質疑胡適很多人是多少人?超過又是超過多少。
        1965年殷海光處境已經越來越艱難。他想重新修訂十一年前的初譯也有困難。他在自序裡說,我借來的到奴役之路原書因早已歸還原主,以致無法將原文和譯文查對。不禁讓人好奇,殷海光到底是跟誰借的?不能再借一次嗎?不能再跟海耶克買一本嗎? 這樣的理由現在看來真是匪夷所思。
       裡面不少地方,明著是批評共產黨,但說要批評國民黨好像也說得通,難怪國民黨對殷海光如芒刺在背。像是迷妄的平等一章中,下文的按語就比正文還長:

       在自由社會,一個雇主,除非肯出比任何人較多的價錢,否則沒有人願意跟著他幹一輩子。(但是,在現代極權統治之下,政府是唯一的雇主。於是,你只有兩條路可走:跟著他幹一輩子;或者,死亡。 ---譯者)

        想到殷海光跟政府作對的下場,這段話簡直是自我預言了。又在論思想國有一章中,譯文寫道:

    極權政府要使每個人為它底極權制度努力,重要的辦法,就是使得一般人把政府所要達到的目標看作是自己底目標。(此畫龍點睛之筆也!...一旦人眾受宣傳麻醉,覺得極權政府所要達到的目的正是自己所要達到的目的,則甘心供其驅策,甚至萬死而不辭矣!----譯者)

想像老蔣看到這裡,應該氣的臉都綠了吧。殷海光的這本翻譯,讀來就像是看譯者與作者對談語錄一般,惺惺相惜,相見恨晚。可惜海耶克1967年訪台時,殷海光已得罪當局,幽居在家,竟不得與作者相見。在翻譯史上按語這麼多的譯者不多,大概從嚴復和伍光建師生之後,就很少看到了。看完此書,下次一定要進去殷海光故居致意一番。
     



                 

2013年4月23日 星期二

欣見楊照的老人與海新譯本,可是...


         前幾天在書店看到小說家楊照翻譯的老人與海,十分欣喜,立刻買回家拜讀。以學術語言來說,作家是否從事翻譯,可以看出翻譯在一個文化系統中的位置。若很多作家翻譯,表示翻譯位於文化系統的中心位置;反之,則表示翻譯位於邊陲。舉例來說,五四作家幾乎個個都有翻譯作品,表示翻譯在當時相當重要。我的欣喜,自然是因為看到作家參與翻譯。
       但這份欣喜之情,在看到譯後記時,卻轉為錯愕了。楊照先說了翻譯這第一本譯作的因緣,是因為出版社希望出版海明威講堂時,可以一併出版新譯。楊照說:

我的第一個反應是,在張愛玲和余光中之後重譯老人與海?給自己找麻煩!但如此想過之後,冷靜下來的第二個反應是:老人與海需要有,可以有一個新譯本嗎? 客觀地評估,答案絕對是肯定的。(頁153)

這段話頗令人意外,意思是老人與海在張愛玲和余光中之後,就沒有其他譯本了嗎? 其實這本書名氣大,篇幅不長,語言並不特別困難,譯本眾多。比較有名的,台灣至少有宋碧雲和羅珞珈譯本,大陸則有海觀,吳勞等。難道是楊照不知道有其他譯本的存在嗎?
非也,因為楊照在下一段就說:

理由很簡單:目前在書市流通,一般讀者會讀到的中譯老人與海,都不是張愛玲或余光中翻譯的。

可見楊照也知道書市上有很多譯本。那上段的"可以有一個新譯本嗎"是怎麼回事?還是說,楊照的意思是"可以有一個好的新譯本嗎?"  所以這是說別的譯本都不值一顧嗎? 而且,市面上的很多譯本真的不是張愛玲的嗎?張愛玲的版本至少有下列25種翻印本:


1956       「凌雲」《老人與海》(臺北:旋風出版社)
1957       「凌雲」《老人與海》(臺北:臺北書局)             
1958       「陳中平」《老人與海》(臺南:大夏出版社)                  
1959       「凌雲」《老人與海》(臺南:經緯書局)             
1961       「呂津惠」《老人與海》(高雄:大眾書局)
1962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大東出版社)           
1968       萬因愷《老人與海》(臺北:文友書局           
1970       萬因愷《老人與海》(臺北:臺北出版社)             
1970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一善出版社)
1972       「蔡美美」《老人與海》(桃園:雷鳴書局)          
1972       「蔣伯川」《老人與海》(臺北:國際文化事業公司)      
1973       施品山」《老人與海》(臺南:北一出版社)         
1973       尚適」《老人與海》(臺中:義士書局)                
1974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青山出版社)
1975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普天出版社)
1975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正文書局)           
1978       「張太希」《老人與海》(臺北:正文書局)       
1978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莊家出版社)
1979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利大出版社)         
1979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偉文圖書公司)
1980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喜美出版社)
1981       「周庭立」《老人與海》(臺北:輔心書局)    
1986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自華書店)
1987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彩虹出版社)
N.D.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標準書局)
N.D.         「凌雲」《老人與海》(臺北:文光圖書公司)



(研究生何明憲整理)


   楊照就這麼有把握,書市上的譯本不是張愛玲的?我們目前譯本只收集到戒嚴時期,說不定還有更多張版在外流傳。楊照接著說他有把握"應該譯得比市面上其他版本來得好些",也許正是跟張愛玲比較呢。他的理由是:他研究過海明威(這是譯者的基本責任吧);多年來持續看球,看拳,而絕大部分譯者不看球,不看拳(請問楊照有問過宋碧雲或吳勞或海觀看不看球,看不看拳嗎?真是躺著也中槍。)
    最後楊照說,半個世紀來(從張愛玲和余光中譯本出現以來),台灣中文變化很大,使得張余二人的"部分詞語及句式,會產生並非源自原文的距離感。"說白話一點,就是這兩個譯本過時了。這段話有兩個問題。第一,台灣在張余兩人之後一直有新譯本。難道宋碧雲用的不是台灣的中文? 第二,張余譯本之所以過時,主要是因為翻譯規範轉變的關係。從一九四零年代開始,中國翻譯界盛行直譯,張余兩人都偏於直譯。現在沒有人那麼直譯了,就覺得看不習慣,倒不完全是語言的關係。
     寫了這麼多,其實心情很複雜。既高興多一個作家來翻譯(表示翻譯稍稍從邊陲往中央移動),又發現台灣這麼重要的文人對於翻譯的認識其實相當粗疏空泛,行文間有許多印象式的評論,對其他譯者的貢獻有失公允,令人失望。


2013年4月22日 星期一

志文的新潮世界名著--真假參半

志文在1980年代中期改名出版多本大陸譯作
   
 志文出版社也是國內知名的重要出版社。跟遠景一樣,志文也出版過不少大陸譯本。但遠景世界文學全集相當一致,尤其是前期,只要掛名"編輯部"的就知是大陸譯本,按著作品查去便是;相較之下,志文就比較難查。一來真假參雜,不少譯者的確是台灣譯者;二來志文用的假名往往只用一次,不像遠景的"鍾斯"或"鍾文"那麼容易辨認。所以可能還有一些未爆彈待查。
        遠景基本上是集舊譯大成,許多選用的譯本都是從1950或1960年代就在台灣有過翻印版本,而且很多是主流版本;志文卻有意與遠景區隔,傾向於用較新的大陸譯本,許多是文革後譯本,因此出版地也有所不同:遠景的來源以上海為主,志文的來源就有不少來自北京或其他城市。
       志文的抄襲本特別難查,因此每一本的破案經過都印象深刻。志文的抄襲情況集中在1980年代中期,也就是解嚴前後。1990以後志文仍出大陸譯本,但多半已經如實署名了,只是1980年代這批賣得很好,再版時也沒看到志文把原譯者的名字更正過來。以下是目前已知的39種抄襲本及來源:


志文
來源
1
陸琪(1968)《盧騷傳》
俞慶賚(1944) 《盧騷》(改進)
2
秋鴻(1974)《白牙》
蘇橋(1947)《白牙》(上海:國際文化)
3
陳文瑞(1976)《普希金小說選》
戈寶權(1947)《普希金文集》(上海:時代)/蕭珊(1954)《別爾金小說集》(上海:平明)
4
趙震(1976)《卡爾曼的故事》
葉君健(1955)《卡爾曼》(上海:新文藝)
5
王驥(1978)《坎特伯利故事集》
方重(1946)《康特波雷故事》(上海:雲海)
6
林岳(1978)《高加索故事》
草嬰(未知)《一個地主的早晨》(上海:上海譯文)
7
徐文達(1978)《海明威小說選》
馬彥祥(1949)《在我們的時代裡》(上海:晨光)
8
徐文達(1978)《女人的一生》
盛澄華(1963) 《一生》(北京:人民文學)
9
梁駒(1980)《溫泉鄉之戀》
李青厓(1955)《溫泉》(上海:新文藝)
10
魏良雄(1983)《十日譚》
方平,王科一(1958)《十日談》(上海:上海文藝)
11
夏穎慧(1983)《傲慢與偏見》
王科一(1956)《傲慢與偏見》(上海:新文藝)
12
羅玉蕙(1983)《咆哮山莊》
梁實秋(1942)《咆哮山莊》(上海:商務)
13
劉淑琴(1983)《歐琴妮葛蘭德》
傅雷(1951)《歐也妮葛朗台》(上海:平明)
14
齊霞飛(1983)《荷馬史詩的故事》
水建馥(1957)《伊利亞特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 黃建辛和榮開玨(1956)《奧德賽的故事》(北京:中國青年)
15
余鴻榮(1983)《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雷白韋(1940) 《查拉杜斯屈拉如是說》(昆明:中華)
16
齊霞飛(1984)《魯賓遜飄流記》
徐霞村(1930)《魯賓遜飄流記》(上海:商務)
17
歐陽裕(1984)《白鯨記》
曹庸(1957)《白鯨》(上海:新文藝)
18
齊霞飛(1984)《雙城記》
許天虹(1950)《雙城記》(上海:神州國光社)
19
紀彩讓(1985)《戰爭與和平》
高植(1951)《戰爭與和平》(上海:上海譯文)
20
劉謙益(1985)《塊肉餘生錄》
許天虹(1943)《大衛高柏菲爾自述》(桂林:生活)
21
陳必嘉(1985)《黛絲姑娘》
張穀若(1936) 《德伯家的苔絲》(上海:商務)
22
徐玉芹(1985)《奧古斯丁懺悔錄》
周士良(1963) 《懺悔錄》(北京:商務)
23
賴以立(1985)《撒克遜英雄傳--艾凡赫》
劉尊棋,章益(1978)《艾凡赫》(北京:人民文學)
24
齊霞飛(1986)《希臘羅馬神話與傳說》
楚圖南(1958) 《希臘的神話與傳說》(北京:人民文學)
25
夏穎慧(1986)《理智與情感》
吳力勵(1984) 《理智與情感》(長沙:湖南人民)
26
許智仁(1986)《三劍客》
李青厓(1978)《三個火槍手》(上海:上海譯文)
27
曹資翰(1986)《安娜卡列妮娜》
周揚,謝素台(1956)《安娜卡列妮娜》(北京:人民文學)
28
紀彩讓(1986)《復活》
草櫻(1983) 《復活》(上海:上海譯文)
29
蔡爾宏(1986)《布頓柏魯克世家》
傅維慈(1962)《布登勃洛克一家》(北京:人民文學)
30
秦懷祖(1986)《一位女士的畫像》
項星耀(1984)《一位女士的畫像》(北京:人民文學)
31
黃書津(1987)《血字的研究/四個簽名》
丁鍾華、袁力(1979) 《血字的研究》(北京:群眾)/ 嚴仁曾(1979)《四個簽名》(北京:群眾)
32
徐信岳(1987)《瀛海奇案》
李家雲(1979) 《瀛海奇案》(北京:群眾)
33
歐陽裕(1987)《歸來記》
李廣成、歐陽達(1979)《歸來記》(北京:群眾)
34
王驥(1987)《魔鬼的腳》
雨久(1979)《最後致意》(北京:群眾)
35
黃書津(1987)《冒險史》
陳羽綸(1979)《銀色馬》(北京:群眾)
36
歐陽裕(1987)《蒙面房客》
劉緋(1979)《新探案》(北京:群眾)
37
王驥(1987)《巴斯克維爾的獵犬/恐怖谷》
劉樹瀛(1979) 《巴斯克維爾的獵犬》(北京:群眾)/ 李家雲(1979)《恐怖谷》(北京:群眾)
38
梁緒婷(1988)《簡愛》
祝慶英(1980) 《簡愛》(上海:譯文)
39
夏穎慧(1988)《愛瑪》
劉重德(1982) 《愛瑪》(南寧:漓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