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 星期一

關於一九八四的謎團:萬仞和邱素慧是誰?

2012年,遠流推出《一九八四》新譯本時,譯者徐立妍寫了一段話:

台灣最早的《一九八四》譯本出現在民國四十一年,譯者是王鶴儀先生,這個譯本目前只有在圖書館才能翻閱,後來的譯本也有如鈕先鍾、萬仞(疑為假名),及彭邦楨的版本,但是民國七十年出現邱素慧翻譯的版本後,其他版本就漸漸消失了。

這段話有點小小的問題,一是王鶴儀是女士而非先生,她是王雲五的女兒;二是邱素慧的譯本最早是民國六十三(1974)年出版,而非民國七十年。萬仞是誰,容後再敘。至於邱素慧,我在2013年五月的部落格已經指出邱是假名,抄襲香港大公書局1957年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後》(1957+27=1984),譯者是黃其禮:

《二十七年以後》是在香港出版的,對台灣的影響卻很大,因為台灣最暢銷的版本一九八四》就是抄襲此書。1974年桂冠出版了這個譯本,內文稍有修改,譯者署名「邱素慧」,之後華新,遠景,文言,書華各家出版社出的都是這個版本,桂冠和遠景都再版多次一直到2009年印刻找人修改所謂「邱素慧」版,還署名兩位譯者「邱素慧,張靖之」,殊不知其實根本沒有「邱素慧」這位譯者。曾有研究生在論文中懷疑邱素慧並無其人,還致電上述各家出版社詢問,當然都沒有結果。


黃其禮譯《二十七年以後》封面




《二十七年以後》版權頁,這是邱素慧譯本的底本

詳情請見 https://tysharon.blogspot.tw/search?q=%E4%BA%8C%E5%8D%81%E4%B8%83%E5%B9%B4%E4%BB%A5%E5%BE%8C

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引進徐立妍譯本時,胡洪俠寫了一篇很長的序,回應立妍這段話:

1. 徐立妍提到万仞时在后面加了个括号,内写“疑为假名”。当然是假名。那真名是什么呢?通过比对,我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万仞”原来就是钮先钟。

2.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华新出版公司印行邱素慧译的《一九八四》,列为“桂冠丛书”第十一种,书前附有殷海光和黄陵评价奥威尔及其作品的文章。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间,这个译本生命力顽强,不断重生。可是,对我而言,这个译本缠绕着众多谜团,迄今难解。其一,华新版《一九八四》封面署名“邱素慧译”,版权页译者的位置写的又是“林宪章”。这两个人的资料虽几经寻访,皆遍查不获。难道都是化名?

我在2013年已知邱素慧是假名,只要到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借出《二十七年以後》比對即可知。至於萬仞是不是鈕先鍾?胡洪俠的理由是鈕先鍾的著譯書目中有1967年的《一九八四》,因此兩人實為一人。這理由似乎還不太夠,但我也同意萬仞就是鈕先鍾,而且鈕先鍾用萬仞這個筆名,至少可以上溯到1948年。

全國圖書目錄上「萬仞」的譯作有三筆。最早的一本是1948年七月一日,台灣新生報發行的橋文藝叢書第一本《愛國者》,是一個劇本,譯自Sidney Kingsley 的"The Patriots"(1943)。有趣的是,古籍網可以購得這個譯本的副本,封面上有史習枚(1921-1987)贈書的字樣,送給復旦大學新聞館。史習枚是鈕先銘(1912-1996)、鈕先鍾(1913-2004)兄弟的表弟(一說堂弟),筆名歌雷,為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畢業自復旦大學新聞系。鈕先銘當時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副司令,鈕先鍾則是台灣新生報總編輯。歌雷在主編「橋副刊」時積極與台籍文人往來,後來在1949年因四六事件入獄將近一年,獲釋後仍任職於聯合報、經濟日報、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過世。當然史習枚可以因橋副刊主編的身份而贈書母校,但如果萬仞是他表哥鈕先鍾,也非常合情入理,至少他一定跟萬仞有往來。

古籍網的《愛國者》由史習枚題贈
《愛國者》版權頁,主編是歌雷(史習枚)

        萬仞這個名字第二次出現,就是1967年的《一九八四》。鈕先鍾在1953年已經出版過《一九八四年》,由大中國出版。他在〈譯者贅言〉中說:「譯者前為中國廣播公司編譯是書,供廣播之用,現在再把原稿略加刪節,請大中國圖書公司為之出版。」可見原本是為了廣播而翻譯。1967年,署名「萬仞」翻譯的《一九八四》由壬寅出版社出版,與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極為相似,而且發行人是「鈕陳漢生」,看來也是鈕家人。壬寅出版社另有一本鈕先銘的著作,看來這出版社是鈕家自家人辦的。壬寅出版社在1983年曾再版《一九八四》,由軍事譯粹社總經銷,而軍事譯粹社的發行人就是鈕先鍾。看來可能是鈕先鍾第一次交由大中國出版,後來收回來自家出版發行,用了筆名。

鈕先鍾譯《一九八四年》版權頁
      
萬仞譯《一九八四》,1967年出版
萬仞譯本版權頁

比較一下兩種譯文的開頭:

鈕先鍾《一九八四年》(1953):

     那是四月裡的一個冷晴天,時鐘剛敲著十三點。溫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為了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很快的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可是還是不夠快,一道含著灰沙的旋風也就跟著他一齊吹進了大門。
     過道裡充滿了煮熟了的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在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了,似乎不合于室內裝飾之用。那是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一個四十五歲上下的人臉,兩撇濃黑的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萬仞《一九八四》(1967):
    一個四月的冷晴天,時鐘剛敲十三點。文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但還不夠快,一道旋風含著灰沙跟著他吹進了大門。
      室內充滿了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似乎不合室內裝飾之用。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四十五歲上下,兩撇濃黑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可以看出萬仞版只是把鈕先鍾的譯本刪掉一些「那是」、「著」、「為了」、「是」、「了」等虛詞,精簡字數罷了,用詞與順序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冷晴天」、「避免寒風的襲擊」、「黃芽白菜」、「碩大無朋」這些實詞都是完全一樣的。

     第三本萬仞翻譯的書,是1967年壬寅出版社的《神鷹紅武士》,譯自The First and the Last,作者是Galland Adolf。這本書其實就是1956年鈕先鍾譯的《自始至終:德國戰術空軍興亡史》,軍事譯粹社出版。1976年軍事譯粹社再版《神鷹紅武士》,這次就直接署名「鈕先鍾譯」了。這本書1994年又改名《鐵十字戰鷹》(星光),仍署名鈕先鍾譯。至此已能確定萬仞就是鈕先鍾了。

   以這三本書來看,《愛國者》只能確定史習枚認識萬仞(不是隨便一個假名);《一九八四》顯然是根據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而且後來由軍事譯粹社發行,更可知鈕先鍾和萬仞關係密切;《神鷹紅武士》先後掛名萬仞和鈕先鍾,才是最確切的證據。

     鈕先銘、鈕先鍾、史習枚是江西九江人。鈕氏兄弟的父親鈕傳善(1875-1941)是清朝官員,曾遊學日本,歷任重慶知府、麗江知府等官職。民國後也曾任陝西財政廳長、財政次長、全國菸酒公賣局總辦等重要職位。日本佔領天津時,又出任社會局局長、教育局局長等職,三朝為官。鈕先銘是日本陸軍官校畢業,官拜少將,後來曾任職於正中書局。鈕先鍾上海金陵大學畢業,曾任台灣新生報總編,主持軍事譯粹社,當過總統譯官,也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創辦人,在淡江大學執教多年。2014年,鈕先鍾家屬曾捐贈一批史料給國史館典藏,包含他的譯作八十八種。





2018年2月3日 星期六

署名「林鬱」的《戰後》是誰譯的?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在這天陰雨濕的季節裡,偵破了一起懸宕已久的懸案:1971年署名「林鬱」翻譯的雷馬克《戰後》,到底是不是台灣譯本?我們找不到「林鬱」是誰,但我找過開明1931年的《戰後》(沈叔之譯)和另一本《退路》(開華),比對後都不是。前兩年結案報告只好不情不願地寫林鬱譯,但心中始終覺得有點介意。日前因獲贈一本雷馬克的《流亡曲》,勾起這樁心事,重新找了一輪,發現香港中大藏有一本我未見過的《戰後》,結果真的是台灣各版本的源頭: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的《戰後》,上海光華書局出版。

文壇社1971年出版的《戰後》

譯者「林鬱」為假名,此譯本實為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
   
這兩個譯本幾乎一字不差。林鬱譯本的第一句是:
     道路在遼闊的曠野裡成直線遠遠的連續著,村落在灰色的包圍當中熟睡。樹梢頭被風吹得晰晰作響,於是樹葉兒亦就脫落......脫落......脫落。

楊若思與王海波譯本的第一句是:
     道路在遼闊的曠野裡直線遠遠的連續著,村落在灰色的包圍當中熟睡。樹梢頭被風吹得晰晰作響,是樹葉兒亦就脫落......脫落......脫落。

顯然是同一個譯本。
楊若思、王海波譯本的第一頁
「林鬱」譯本的第一頁,與楊、王合譯本幾乎一字不差

原譯本有賀揚靈(1901-1947)寫於1931年的序(書上印1930年五月,應是筆誤,因為雷馬克的原作是1930年十二月才開始連載),賀揚靈當時在日本早稻田讀書,他說此作是友人楊若思、王海波以三國報紙對照譯出。他把雷馬克比做白居易:「情意失於太詳,景物失於太露,遂成淺近,略無餘韻。」是個很有趣的批評。最後一段說自己在雨天獨坐研究室讀雷馬克,

    「當此家家雨的黃梅時節,我獨坐在研究室讀雷馬克的小說,傍晚靜聽著簷下雨滴的聲音,卻有 
一種無名的恐怖暗襲著,好像書中有多少的冤鬼遊魂,麕集在窗外煩怨而嗚咽著--呵!新鬼煩怨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

1931年楊若思與王海波合譯的《戰後》(上海:光華書局)
書末有「譯後的話」,說明譯作係根據德國的Vossische Zeitung、英國的London Times和日本的朝日新聞譯出,也對英譯本和日譯本略作批評。他們說英譯本非常直譯,但日譯者黑田禮二相當自由,在風俗、文化、對話、比喻上多有「東方化」傾向,「很合我們中國人口味」,可惜黑田風格過於圓滑,讓此作近於日本的「大眾文學趣味文學」,而且「抽去了不少原著的革命性和刺激性」,譯者覺得很「可恨」。最後說這翻譯是「課餘事後偷出來的功夫」,又誌於「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雖查不到兩人生平,應該是留日學生。裝幀也是日本人。據賀揚靈說,裝幀的村山知義是日本新興藝術家,而畫插畫的是日本革命漫畫家柳瀨正夢。

特別的是此書由日人村山知義和柳瀨正夢裝幀與繪製插圖

光華書局版封底

這本小說是《西線無戰事》的續集,描寫一戰後德軍從前線撤回的故事,原作Der Weg zurück英譯為The Road Back,譯者也說「照字面講,應譯為『退路』」,但因描寫士兵返鄉情景,所以取名為《戰後》。這譯文帶有日文色彩,如第一章張名「總退卻」,就是日文「全面撤退」之意。原作在納粹期間被禁,雷馬克流亡美國,成了美國人。
文壇版沒有收錄賀揚靈的序,也沒有「譯後的話」,但另有一篇「雷馬克及本書簡介」。由於文壇社出版時雷馬克已過世,這篇導讀文章也有提到雷馬克「今年過世」,可見寫於1970年。但執筆者似乎對雷馬克頗有微詞:「大致說來,他的作品缺乏思想深度,除了一味厭戰外,並無思想背景。」又說
「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和『戰後』,有很多地方還是以德意志的民族意識出現的,這是不對的。比如『戰後』中所描寫德國在戰敗後所遭受到的痛苦,以『因果報應』來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們德國人才是戰爭的始作俑者,關於這一點,雷馬克的著作中,似乎諱之甚淨。」

既然如此,那何必要譯出這本書呢?

「所以我們不能以厭戰來看『戰後』,毋寧說,這是對破壞和平的好戰者的一種警告。尤其在今日,共匪囂張日甚,到處製造暴亂的時候,這本書更有譯出的必要,以為好戰者戒。 --譯者識」

因為文壇版的「林鬱」是假名,這篇導讀又寫於1970年,並非原譯者楊若思和王海波,執筆者是誰無從得知。但居然會說德國人因果報應、自作自受,聽起來有點恐怖。或許是害怕大家看了小說以後都太厭戰,也不想反共了?所以要告訴大家不能一味厭戰,該打的仗(譬如反共)還是要打?總之是一篇很詭異的導讀。

1978年遠行和遠景都出版了署名「林鬱」翻譯的《戰後》,當然都是楊若思和王海波的譯本。


1978年遠行出版社的《戰後》,亦署名「林鬱」譯

1978年遠行出版社的《戰後》,版權購自文壇社
1978年遠景版《戰後》封面,亦署名「林鬱」翻譯



2018年2月2日 星期五

西洋羅曼史女王維多莉亞・荷特


西洋羅曼史曾經是台灣租書市場的主力之一,大概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皇冠、好時年幾乎月月都有新書。而其中維多莉亞・荷特更是堪稱西曼女王,從第一本《米蘭夫人》開始,本本暢銷:《彭莊新娘》、《藍莊佳人》、《孟園疑雲》、《孔雀莊上》、《虎跳情仇》、《千燈屋》、《猶大之吻》,不知陪伴了多少台灣的少女。

皇冠出版社的維多利亞・荷特系列,作者都署英文Victoria Holt

上面這五本小說的書名都跟百年莊園有關:米蘭山莊、彭莊、藍莊、孟園、孔雀莊。女主角多半是知書達禮的貧家孤女,最常見的工作就是豪宅裡的家庭教師。豪宅主人總是有前妻(才會有小孩可以請家教),還有不可告人的家族秘密。家庭教師總會愛上脾氣不好的豪宅主人,但經歷某些生死關頭後,終成眷屬。這個公式從十九世紀的《簡愛》一直用到瓊瑤的《庭院深深》和《金盞花》,堪稱百年配方。維多利亞荷特(Victoria Holt,本名Eleanor Hibbert,19061993)不是第一個羅曼史作家,前面除了寫《簡愛》的布朗忒之外,還有寫《蝴蝶夢》和《瑞秋表姐》的杜莫里哀(Daphne du Maurier1907-1989) ﷽﷽﷽﷽﷽﷽﷽﷽﷽﷽﷽﷽﷽﷽﷽﷽﷽﷽已出版之論文應附出版資訊。但荷特承先啟後,把這些配方發揮到極致,從19601980年代,深深影響了台灣的羅曼史文化,尤其是她的《米蘭夫人》和《彭莊新娘》,至今仍被不少粉絲奉為經典。
   《米蘭夫人》(Mistress of Mellyn)原著於1960年連載於美國的婦女雜誌(The LadiesHome Journal),台灣譯者崔文瑜因為丈夫常帶美國雜誌回家給她看,因此看到這篇小說,十分喜愛,即在《大華晚報》副刊連載譯文,從1960年九月開始連載,次年二月全書連載完畢,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單行本。譯者還在後記中預告此書即將拍成電影,女主角是奧黛麗赫本,男主角是亞蘭德倫,可惜後來因故電影沒有拍成,否則也應該是經典名片了。根據皇冠早期版本的廣告,中廣和警察電台還曾經選播過米蘭夫人,可以想見暢銷程度。

皇冠1960年代版本封面

扉頁可見「曾經 中廣公司·警察電台 選作小說選播」字樣

1964年,《台灣日報》連載一篇仿作《古屋風雲》(作者為黃海)1965年台灣導演辛奇更把這個故事場景搬到台灣,拍成台語片《地獄新娘》,可見其影響力有多大。《地獄新娘》把場景從英國康瓦爾搬到台中梧棲,一開始的私奔意外場景從開往倫敦的火車出軌變成野柳往香港的遊艇翻覆,騎馬改為打高爾夫,小禮拜堂的死亡密室改為佛堂。其他人物設定與原作差不多,演小私生女的童星總是幽幽堅稱「頭家娘沒死!」,聽來讓人毛骨悚然。只是台灣沒有英國女家庭教師的傳統,梧棲的千金小姐也才小學一年級,硬是要請個全天候住在家裡的家庭教師十分詭異,除了每天叫小姐拿出數學課本做算術之外,也只能談戀愛了。羅曼史與女家庭教師這個職業密切相關,英國在十九世紀中期,約有兩萬五千名女家庭教師,是有錢階級家中必備,地位高於管家女傭,又低於主人。羅曼史搬到台灣,最難移植的就是這個不上不下的階級。瓊瑤的《金盞花》讓豪宅千金考大學落榜,男主人請家教來幫她準備考大學,還算說得通;其他小學生要請二十四小時的家教實在沒什麼道理。

台語片由金玫飾演女家庭教師,愛上柯俊雄飾演的豪宅主人

繼《米蘭夫人》之後,荷特1963年出版的Bride of Pendorric,也迅速出現中文譯本,由張時翻譯,名為《彭莊新娘》。書背印有「米蘭夫人作者Viotoria Holt最新傑作」等字樣,也可看出米蘭夫人多麼深入人心。荷特作品更是一部接一部出版中譯本,品牌形象明確,例如《孔雀莊上》的封面就有「米蘭夫人、彭莊新娘、孟園疑雲的作者得意新作」字樣,《藍莊佳人》的書背也有「米蘭夫人、彭莊新娘、孟園疑雲、孔雀莊上和千燈屋著者維多利亞赫特精心傑作」字樣,互相拉抬,唯恐粉絲漏掉一本。

早期皇冠出版這系列書籍時,翻譯策略非常本土化。人物的譯名原則和傅東華的《飄》如出一轍:「米蘭山莊」有主人米康南和米靄琳父女,鄰居「巍登山莊」有藍比德和藍雪丹兄妹;社交圈有蔡夫人,下人有包奶奶、老戴、小帶子小笛子等。「彭莊」也有彭樂石和彭維娜姐弟;方家有方令騰和方斐文父女;韓家有韓白玲和韓寶玲姐妹;還有白爵士、何太太、阿全、柯醫生和郝牧師一干人等。中文都極其流暢,四字成語俯拾皆是,從「風流倜儻」、「巧奪天工」到「魚雁往返」、「紅男綠女」,連「古今中外」都出現了,可以感覺譯者在下筆時是多麼行雲流水。好時年在1981年重出《米蘭夫人》(張桂越翻譯),人名策略參考舊譯,女主角還叫李瑪莎,山莊主人則改為崔康南和崔艾文。男主人原名Connan TreMellyn,因此崔文瑜依照米蘭山莊取了米字,後張桂越則依原文取了崔字。但1996年國際村文庫重出的《潘莊新娘》(石雅芳、邱敏東譯),人名譯法就完全不是如此了男主角從彭樂石變成洛克.潘,新娘從方斐文成了菲芙兒。皇冠版的開場是:「自從我到彭莊之後,時常暗嘆世事滄桑,禍福無常。」而新版則是:在去潘莊後,我驚奇的發現:人生的變化如此之迅猛、如此之猝不及防。」可以從譯文中體會時代氛圍的轉變。

《彭莊新娘》有人物簡介,可以看到方斐文、彭樂石這些歸化的人名


1990以後,一來荷特過世;二來版權法開始實施,創下30年榮景的西洋羅曼史也隨之慢慢退潮,現在租書店裡陳列的羅曼史幾乎都是華文創作的天下了。

    《米蘭夫人》的譯者文瑜,本名崔以寬,1936年生,河北昌黎人,1948年隨家人來台,台大外文系畢業。這是她第一本譯作,一砲而紅,後來繼續翻譯了不少小說,有時署名「崔文瑜」。《彭莊新娘》的譯者張時,本名張以淮(1929-2006),福建莆田人,是流亡學生,台大機械系畢業,曾因白色恐怖入獄,是相當多產的譯者。雖然兩位譯者沒有統一用詞,例如崔文瑜用「康瓦爾郡」,張時用「康華郡」,但兩位譯者的文筆一流,維多利亞荷特能夠暢銷經年,起始的兩位代言人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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