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 星期一

關於一九八四的謎團:萬仞和邱素慧是誰?

2012年,遠流推出《一九八四》新譯本時,譯者徐立妍寫了一段話:

台灣最早的《一九八四》譯本出現在民國四十一年,譯者是王鶴儀先生,這個譯本目前只有在圖書館才能翻閱,後來的譯本也有如鈕先鍾、萬仞(疑為假名),及彭邦楨的版本,但是民國七十年出現邱素慧翻譯的版本後,其他版本就漸漸消失了。

這段話有點小小的問題,一是王鶴儀是女士而非先生,她是王雲五的女兒;二是邱素慧的譯本最早是民國六十三(1974)年出版,而非民國七十年。萬仞是誰,容後再敘。至於邱素慧,我在2013年五月的部落格已經指出邱是假名,抄襲香港大公書局1957年出版的《二十七年以後》(1957+27=1984),譯者是黃其禮:

《二十七年以後》是在香港出版的,對台灣的影響卻很大,因為台灣最暢銷的版本一九八四》就是抄襲此書。1974年桂冠出版了這個譯本,內文稍有修改,譯者署名「邱素慧」,之後華新,遠景,文言,書華各家出版社出的都是這個版本,桂冠和遠景都再版多次一直到2009年印刻找人修改所謂「邱素慧」版,還署名兩位譯者「邱素慧,張靖之」,殊不知其實根本沒有「邱素慧」這位譯者。曾有研究生在論文中懷疑邱素慧並無其人,還致電上述各家出版社詢問,當然都沒有結果。


黃其禮譯《二十七年以後》封面




《二十七年以後》版權頁,這是邱素慧譯本的底本

詳情請見 https://tysharon.blogspot.tw/search?q=%E4%BA%8C%E5%8D%81%E4%B8%83%E5%B9%B4%E4%BB%A5%E5%BE%8C

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引進徐立妍譯本時,胡洪俠寫了一篇很長的序,回應立妍這段話:

1. 徐立妍提到万仞时在后面加了个括号,内写“疑为假名”。当然是假名。那真名是什么呢?通过比对,我已经可以断定,这个“万仞”原来就是钮先钟。

2.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日,华新出版公司印行邱素慧译的《一九八四》,列为“桂冠丛书”第十一种,书前附有殷海光和黄陵评价奥威尔及其作品的文章。在之后的四十多年间,这个译本生命力顽强,不断重生。可是,对我而言,这个译本缠绕着众多谜团,迄今难解。其一,华新版《一九八四》封面署名“邱素慧译”,版权页译者的位置写的又是“林宪章”。这两个人的资料虽几经寻访,皆遍查不获。难道都是化名?

我在2013年已知邱素慧是假名,只要到台灣的國家圖書館借出《二十七年以後》比對即可知。至於萬仞是不是鈕先鍾?胡洪俠的理由是鈕先鍾的著譯書目中有1967年的《一九八四》,因此兩人實為一人。這理由似乎還不太夠,但我也同意萬仞就是鈕先鍾,而且鈕先鍾用萬仞這個筆名,至少可以上溯到1948年。

全國圖書目錄上「萬仞」的譯作有三筆。最早的一本是1948年七月一日,台灣新生報發行的橋文藝叢書第一本《愛國者》,是一個劇本,譯自Sidney Kingsley 的"The Patriots"(1943)。有趣的是,古籍網可以購得這個譯本的副本,封面上有史習枚(1921-1987)贈書的字樣,送給復旦大學新聞館。史習枚是鈕先銘(1912-1996)、鈕先鍾(1913-2004)兄弟的表弟(一說堂弟),筆名歌雷,為台灣新生報「橋副刊」的主編,畢業自復旦大學新聞系。鈕先銘當時是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的副司令,鈕先鍾則是台灣新生報總編輯。歌雷在主編「橋副刊」時積極與台籍文人往來,後來在1949年因四六事件入獄將近一年,獲釋後仍任職於聯合報、經濟日報、美華報導等媒體,1987年過世。當然史習枚可以因橋副刊主編的身份而贈書母校,但如果萬仞是他表哥鈕先鍾,也非常合情入理,至少他一定跟萬仞有往來。

古籍網的《愛國者》由史習枚題贈
《愛國者》版權頁,主編是歌雷(史習枚)

        萬仞這個名字第二次出現,就是1967年的《一九八四》。鈕先鍾在1953年已經出版過《一九八四年》,由大中國出版。他在〈譯者贅言〉中說:「譯者前為中國廣播公司編譯是書,供廣播之用,現在再把原稿略加刪節,請大中國圖書公司為之出版。」可見原本是為了廣播而翻譯。1967年,署名「萬仞」翻譯的《一九八四》由壬寅出版社出版,與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極為相似,而且發行人是「鈕陳漢生」,看來也是鈕家人。壬寅出版社另有一本鈕先銘的著作,看來這出版社是鈕家自家人辦的。壬寅出版社在1983年曾再版《一九八四》,由軍事譯粹社總經銷,而軍事譯粹社的發行人就是鈕先鍾。看來可能是鈕先鍾第一次交由大中國出版,後來收回來自家出版發行,用了筆名。

鈕先鍾譯《一九八四年》版權頁
      
萬仞譯《一九八四》,1967年出版
萬仞譯本版權頁

比較一下兩種譯文的開頭:

鈕先鍾《一九八四年》(1953):

     那是四月裡的一個冷晴天,時鐘剛敲著十三點。溫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為了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很快的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可是還是不夠快,一道含著灰沙的旋風也就跟著他一齊吹進了大門。
     過道裡充滿了煮熟了的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在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了,似乎不合于室內裝飾之用。那是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一個四十五歲上下的人臉,兩撇濃黑的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萬仞《一九八四》(1967):
    一個四月的冷晴天,時鐘剛敲十三點。文士敦史密士(Winston Smith),避免寒風的襲擊,縮著脖子,溜進了勝利大廈的玻璃門,但還不夠快,一道旋風含著灰沙跟著他吹進了大門。
      室內充滿了黃芽白菜和破地毯的臭味,過道的盡頭掛著一張彩色的圖片,那實在太大,似乎不合室內裝飾之用。一個碩大無朋的人臉,比一公尺還寬:四十五歲上下,兩撇濃黑八字鬍,一副粗線條的輪廓。

可以看出萬仞版只是把鈕先鍾的譯本刪掉一些「那是」、「著」、「為了」、「是」、「了」等虛詞,精簡字數罷了,用詞與順序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冷晴天」、「避免寒風的襲擊」、「黃芽白菜」、「碩大無朋」這些實詞都是完全一樣的。

     第三本萬仞翻譯的書,是1967年壬寅出版社的《神鷹紅武士》,譯自The First and the Last,作者是Galland Adolf。這本書其實就是1956年鈕先鍾譯的《自始至終:德國戰術空軍興亡史》,軍事譯粹社出版。1976年軍事譯粹社再版《神鷹紅武士》,這次就直接署名「鈕先鍾譯」了。這本書1994年又改名《鐵十字戰鷹》(星光),仍署名鈕先鍾譯。至此已能確定萬仞就是鈕先鍾了。

   以這三本書來看,《愛國者》只能確定史習枚認識萬仞(不是隨便一個假名);《一九八四》顯然是根據鈕先鍾的《一九八四年》,而且後來由軍事譯粹社發行,更可知鈕先鍾和萬仞關係密切;《神鷹紅武士》先後掛名萬仞和鈕先鍾,才是最確切的證據。

     鈕先銘、鈕先鍾、史習枚是江西九江人。鈕氏兄弟的父親鈕傳善(1875-1941)是清朝官員,曾遊學日本,歷任重慶知府、麗江知府等官職。民國後也曾任陝西財政廳長、財政次長、全國菸酒公賣局總辦等重要職位。日本佔領天津時,又出任社會局局長、教育局局長等職,三朝為官。鈕先銘是日本陸軍官校畢業,官拜少將,後來曾任職於正中書局。鈕先鍾上海金陵大學畢業,曾任台灣新生報總編,主持軍事譯粹社,當過總統譯官,也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創辦人,在淡江大學執教多年。2014年,鈕先鍾家屬曾捐贈一批史料給國史館典藏,包含他的譯作八十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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