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和年間的克莉絲蒂

1982年，遠景出版社推出阿嘉莎・克莉斯蒂全集，主編三毛在總序中說：

    我極樂意將這位偉大奇情作家的全套書籍介紹到中國來，這位風靡了全世界數十年的傑出女性，在任何地方都已得到了一致的欣賞、崇拜與最高的尊敬，而在中國，她的作品遲遲沒有出版，實是愛書人極大的損失與遺憾。......遠景出版公司有計劃地出版阿嘉莎・克莉斯蒂小說全集，正好彌補了這項缺憾，也是中國出版界的一件盛事。

   

    這段話聽起來怪怪的，因為當時台灣還自稱「自由中國」，所以請自動把這段話裡的「中國」都代換成「台灣」。三毛的意思是說，克莉絲蒂的作品在台灣遲遲沒有出版。真是如此嗎？到了2003年，遠流請吳念真策劃，重新出版克莉絲蒂全集，吳念真在序中也呼應三毛的說法：

    十幾二十年前，臺灣剛剛出現她的推理系列中譯本。那時是我結婚前，常有個同齡的文藝青年來我租住的地方借宿。瞄到我在看克莉絲蒂，他表情詭異地說：「啊？你在看三毛促銷的這個喔？」

      似乎也認同三毛的說法，就是遠景之前台灣沒有克莉絲蒂。其實，鄉親啊，台灣在昭和十四年就已經見過克莉絲蒂了。昭和十四年，《台灣警察時報》上就有一篇〈國際列車內の殺人〉，從一月號開始連載到年底，總共連載九次（六、七、八月未刊），作者是クリステー。咦，不就是《東方快車謀殺案》嗎？那個「小柄な身體、卵形の頭、儼めしいカイゼル髭」的探偵ポワロ，個子小小的、頭圓圓的、留著莊重的八字鬍，不就是親愛的白羅先生嗎？沒錯，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是克莉絲蒂1934年的作品，1935年即有第一個日譯本。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1939年出現日文譯本，也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尤其刊在《台灣警察時報》這份月刊上，對象是在台日籍警務人員。譯者署名「布引 丕」，可能是在台日人。

1939年《台灣警察時報》連載的〈國際列車內の殺人〉，即《東方快車謀殺案》

     如果不算日文版，就是中文版本也不像三毛或吳念真說得那麼遲。1953年，台北的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了好幾本「克利斯蒂」選集，至少有《聖誕夕血案》（白羅的聖誕假期）、《孤女含冤》（悲傷的絲柏）、《未亡人》（十三人的晚宴）、《謀殺悲劇》（三幕悲劇）等四冊，譯者是袁安。1959年，高雄的大陸出版社也推出至少六本「柯莉絲蒂」的作品，包括《天網恢恢》（一個都不留）、《死亡舞會》（謀殺啟事）、《步步疑雲》（殺人不難）、《復仇記》（東方快車謀殺案）、《翻雲覆雨》（史岱爾莊謀殺案）、《孽債情屍》（艷陽下的謀殺案），譯者是李蕪、白香燈、祝西等三人。也就是說，1950年代，台灣至少出過十種克莉絲蒂作品。因為1950年代台灣還相當依賴香港出版的中文書籍，大中國出版社又與香港關係密切，或許這些都是香港譯本。香港當時是英國殖民地，英國流行的通俗小說在香港出現翻譯也很自然，香港的勵力出版社也有一本《格艾洛探案選集》（應該是柏艾洛之誤，因為大中國這套書裡的「白羅」就譯為「柏艾洛」），內文與《未亡人》完全相同，譯者也一樣署名袁安。大中國這套書的用詞頗有香港味道，如「亞茀萊」、「佐治」、「瑪嘉蓮」、「台維」等人名；封面設計也頗有香港小報風情。

1953年《聖誕夕血案》，譯自Hercule Poirot's Christmas，今譯《白羅的聖誕假期》

1953年版的《孤女含冤》，譯自Sad Cypress，今譯《悲傷的絲柏》或《絲柏的哀歌》

1953年的《未亡人》，譯自Thirteen Dinner，今譯《十三人的晚宴》

    

1953年的《謀殺悲劇》，譯自Three act tragedy，今譯《三幕悲劇》

1970年代，純文學出版社的《折翼之鳥》、四季的《絕響》、時報的《東方特快車謀殺案》、林白的《密敵》和《棕衣客》、遠行的《逍遙賓館之謎》也都是克莉絲蒂作品，這些就能確定是台灣的譯本了。《折翼之鳥》的譯者孫成煜、《絕響》的譯者王家成、《逍遙賓館之謎》的譯者陳紹鵬，都在台灣出版過其他譯作。陳紹鵬(1914- )畢業自北平師範大學外文系，1945年來台，曾教過李敖，後來遠景的克莉絲蒂系列中也有好幾本是他譯的。遠行和遠景本是一家，所以遠景在1982年推出「全集」之時，自家已經出過陳紹鵬的譯本了，不知何以三毛會誤以為「遲遲沒有出版」，最多只能說「遲遲沒有出版全集」罷了。

     但話說回來，遠景的貢獻當然是很大的，尤其是統一譯名。「克利斯蒂」、「克里斯蒂」、「柯麗斯蒂」、「克莉絲蒂」還算容易辨認；白羅若稱為「柏艾洛」、「卜洛特」、「浦若」、「包亞洛」，還認得出是同一人嗎？尤其早年書名取的相當自由，《孤女含冤》、《孽債情屍》與原來書名毫無關係，也都讓讀者不易有完整的印象。遠景找了名作家三毛代言，找了宋碧雲、楊月蓀、陳紹鵬、黃文範這批遠景的主力譯者來翻譯，又找了徐秀美設計封面，的確是成功打響名號，讓克莉絲蒂深入人心。可惜遠景終究未能出完「全集」，「只」出了五十種，要到本世紀初的遠流才真正完成了全集的中譯。

遠景版的第一冊，由遠景的主力譯者宋碧雲翻譯，徐秀美設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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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點檔的祖師奶奶：冰點

提到六Ｏ年代的翻譯暢銷書，不可不提三浦綾子的《冰點》。這部小說在1964年奪得朝日新聞小說首獎，三浦綾子當時還是旭川一家雜貨店老闆娘，這是她的第一部小說。1965年出單行本，極為暢銷，又拍成電視劇和電影，盛極一時。1966年，台灣兩大報聯合、中時（當時還叫徵信新聞）同日開始連載，徵信新聞由徐白執筆，聯合報由朱佩蘭執筆，兩大報同時搶譯，十分熱鬧。徐白成名已久，朱佩蘭則是新手，但她已經譯完全書才投稿到聯副，聯副總編平鑫濤聽說徵信新聞即日要推出徐白翻譯的《冰點》，立刻同日開始連載，並同時排版單行本，連載十三天就推出單行本。徵信新聞措手不及，找了五個人合譯，包括廖清秀在內，但還是掛名徐白翻譯。搶先推出中譯單行本的聯副大賣二十萬冊，徐白五人組的譯本僅僅晚了兩週出版，雖然當時也在一個月內賣到十九刷，不過後來讀者多半熟悉的還是朱佩蘭的譯本。朱佩蘭不但跟三浦綾子一樣都是家庭主婦，而且兩人都一役成名，之後三浦凌子的多部作品都由朱佩蘭翻譯，朱也多次到北海道拜訪三浦綾子，甚至因為三浦綾子而成為基督徒。

    《冰點》的劇情超虐心：醫院院長夫人因為忙著跟小醫生調情，讓三歲女兒獨自離開家門，沒想到女兒竟然遇上死劫，被剛喪妻的工人勒死。工人在獄中自殺，留下剛出生的女嬰送到孤兒院。院長夫人喪女後精神耗弱，想要收養一個女兒，懷疑自己戴綠帽的院長突發奇想，故意收養殺女兇手的女兒，以報復自己的太太。七年後院長夫人發現真相，開始虐女。偏偏自己的兒子愛上了這個收養的妹妹，甚至連院長本人都對養女產生不倫情愫。最後養女交了男友，院長夫人居然還跟女兒搶男友，為了阻撓她的幸福，不惜揭發她的身世，最後養女自盡（不過並沒有身亡，所以才有續集）。所以這部小說集合了婚外情、殺童案、養母虐待養女、兄妹苦戀、母女相爭、身世之謎種種八點檔元素，要不賣座都難。

日文版《冰點》

    朱佩蘭譯本的策略很有趣：故事背景維持在北海道，但人名都中國化。朱佩蘭在「前言」中特地說明，「為了便利國人閱讀習慣，文中姓名盡量中國化，...請讀者諒察。」因此，位在旭川神樂町的醫院叫做賴綜合醫院，院長賴啟造，院長太太姓夏名芝，小醫生叫林靖夫，但養女還叫做陽子。台日混搭，現在看起來有點詭異，但其實1960年代的羅曼史大都採用這種策略，如《米蘭夫人》裡面的米康南、米藹琳、藍雪丹，也都是採用中文化人名。相較之下，徐白的譯文保留較多的日本風味。除了人名悉照原文，如辻口啟造、辻口夏枝、村井靖夫、辻口陽子之外，村井對夏枝都用「您」，符合敬語原則。又，書中提到的「外國樹種見本林」，徐白譯為「樣本林」，朱佩蘭譯為「植物園」；多種松樹的名稱，朱佩蘭也都只寫松樹，徐白則一一譯岀，如「斯托洛布松」（北美喬松）、「盤古夏松」、「歐洲赤松」等等，詳盡許多。原書中人物心裡想的旁白以括號表示，徐白也依樣以括號表示OS，朱佩蘭則沒有採用這種方式。整體來說，朱佩蘭採取通俗路線，人名中文化、敘事流暢，讀起來幾乎覺得是用中文寫的小說；徐白則採取一般翻譯文學作品的手法，人名維持日文之外，細節、敬語、內心獨白都盡量翻譯出來，日本風味比較強。

朱佩蘭譯本

    徐白(1910-1973)是江蘇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退伍後翻譯了不少日文小說，偏愛源氏雞太、柴田鍊三郎等的作品。他在《冰點》序中坦承自己很少看日本女作家的小說，是震於《冰點》的聲勢才買來看的。朱佩蘭(1935- )是嘉義人，上過幾年的日本小學，是語言轉換的一代。由於夫婿游禮毅在嘉義商工日報工作，每天都可看到日本空運來的當日報紙，所以《冰點》還在朝日新聞連載的時候，身為家庭主婦的朱佩蘭就看一篇翻譯一篇，連載完也全書翻譯完畢，才搶得先機。

    

徐白等五人合譯本

這部作品在日本多次改編成電影、電視劇，日本已經有「陽子九代目」（第九個演出陽子的女星），在韓國也從1967年就有改編電影上映。台語片導演辛奇在1966年導演了他的第一部國語片，就是「冰點」，由金玫主演；導演郭南宏也在同年推出台語電影，但片名受到新聞局刁難，最後改為「零下之點」，副標「即冰點」。台視在1967年也推出由冰點改編的台語劇集，院長賴啟造改名廖啟造，由侯世宏演出。但最為人知的是1988年華視的國語八點檔連續劇《冰點》。根據編劇汪碧君的說法，書裏的亂倫味道（養父對養女的情愫、養母和養女搶男友等）讓長官很為難，她只好盡量淡化處理。劇裡人名比朱佩蘭的譯法更中文化，賴院長啟造變成賴祖浩，賴陽子改成賴陽芷。討人厭的美艷養母由谷音演出，傅娟則演出超苦命又可愛的養女。現在回頭看，五十年前的家庭主婦三浦綾子，就能寫出這麼糾結虐心的情節，真不愧是八點檔、韓劇、鄉土劇的祖師奶奶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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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譯傳情的風流才子--徐志摩的《渦堤孩》

徐志摩能詩能文，浪漫多情，眾所周知。他的翻譯作品不多，但都很有他自己的味道，這本《渦堤孩》尤其生動。這是1923年出版的，徐志摩在〈引子〉中說：

我一年前看了“Undine”（渦堤孩）那段故事以後，非但狠感動，並覺其結構文筆並極精妙，當時就想可惜我和母親不在一起，否則若然我隨看隨講，她一定很樂意聽。此次偶然興動，一口氣將牠翻了出來，如此母親雖在萬里外不能當面聽我講，也可以看我的譯文。…因為我原意是給母親看的，所以動筆的時候，就以她看得懂與否做標準，結果南腔北調雜格得狠，但是她看我知道恰好。如其這故事能有幸福傳出我家庭以外，我不得不為譯筆之蕪雜道歉。

徐志摩自己說是在英國念書時，思念母親所譯。但根據夏志清的說法，「徐志摩讀小說時，把他自己和林徽因比作是黑爾勃郎和渦堤孩，把張幼儀比作了培托兒達，這個假定我想是可以成立的。他把《渦堤孩》譯成中文，明說是譯給母親看，其實是借他人之筆，寫了他自己和林徽因的一段宿緣…。譯文引子裡好多次提到『母親』，我敢斷定是影射了林徽因本人。」1922年徐志摩在英國翻譯之時，林徽因已經先回中國，的確也是「在萬里外」，所以還真不知道是為譯的。

   美國經典小說《小婦人》一開場，四個姐妹在講自己想要的聖誕禮物時，二姊喬就說自己想要去買一本Undine。到底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故事呢？ Undine是四大元素（風火水土）中的水靈，原是德國傳說：水靈總是以美少女的形象出現，若與凡人婚配會失去永生，但若這個娶了水靈的男人變心，則水族必取其性命。徐志摩翻譯的是德國作家Friedrich de le Motte Fouguel(1777-1843)所寫的版本，敘述騎士黑爾勃郎因追求公爵的養女培托兒達，打賭到森林冒險，卻在湖邊的漁翁家中遇見了漁家養女渦堤孩，一見鍾情，兩人成婚，婚後才知渦堤孩並非人類。在湖邊過了幾天神仙般的生活後，騎士帶著新娘回城，培托兒達後悔莫及。後來騎士在雙美間猶豫不定，渦堤孩傷心投河，騎士決定再娶培托兒達。但騎士既然變心，按照規矩就得死，婚禮硬生生變成喪禮。故事相當曲折淒美。

1907年英文重述本，重述者為Mary MacGregor，插圖繪者為Katharine Cameron     

徐志摩的譯筆極有感染力，他筆下的渦堤孩絕美而頑皮，靈動萬分，好像金庸筆下的蓉兒。騎士說到培托兒達如何如何時，忽覺手指奇痛，原來竟被渦堤孩咬了一口，這裡又像蛛兒了。兩人成婚後進城，在培托兒達的生日宴上，渦堤孩說好要告訴她一個大秘密做為賀禮：

  

黑爾勃郎和培托兒達都急於要知這渦提孩答應報告的消息，老是望著她。但是她不加理睬，獨自迷迷笑著只當沒有那會事。和她熟悉的人，見得出她歡容滿面，兩葉櫻唇，喜矜矜好像時常要吐露她忍著的秘密，但是她盤馬彎弓故意不發，好比小孩難得吃到一塊甜食，捨不得一起嚥下，含含舐舐，還要摸出來看看。

徐志摩譯本的版權頁

著名的譯者沉櫻也翻譯過同一本作品，書名為《婀婷》，也是音譯女主角的名字Undine，1956年大業書店出版。相較之下，沉櫻的翻譯就比較平淡些：

哈勃蘭和琵達在暗暗忍耐著等候那樁秘密的宣布，一直在望著婀婷。但婀婷還在保持著緘默，只非常滿意地獨自微笑著。所有知道她的諾言的人，都看得出她時刻都在想宣布她那秘密的快樂，同時又盡量拖延著，就像小孩對於特別喜愛的食物，不捨得立刻去吃似的。

沉櫻1956年譯的《婀婷》由大業初版，此為1967年純文學版，附英文。

  結果這個大秘密就是：培托兒達的親生父母，正是渦堤孩的養父母。這時漁人夫婦進了城堡認親，

『是她，』渦堤孩喜得氣都喘不過來，這一對老夫婦就餓虎奔羊似地趕上去抱住了培托兒達，眼淚鼻涕，上帝天父，鬪個不休。但是培托兒達又駭又怒，洒開了他們向後倒退。她正在那裡盼望發現出一對天潢貴冑的父母，來增加她的榮耀，她又生性高傲，哪裡能承認這一雙老憊低微的賤民。（徐志摩）

沉櫻的譯文則是：「這樣的一種相認，太損傷她的驕傲了，尤其在她想像中以為親生父母會更增加她的光榮，把她帶往更高貴的情況中的時候。」

後來培托兒達覺得自己處處居於下風，憤而留書出走。徐志摩的信是這樣譯的：

漁家賤婢，安敢忘形。孟浪之罪，無可禱也。

逕去窮舍，懺悔餘生。夫人美慧，君福無涯。

I feel with shame that I am nothing but a fisher-wench. In the wretched cottage of my parents I will expiate having forgotten this fact. Live happily with your pretty wife!

這信寫的也有幾分金庸味道。沉櫻則貼近英文：

I feel with shame that I am only a poor fisher-girl. I will expiate my fault in having forgotten this for a moment by going to the miserable cottage of my parents. Farewell to you and your beautiful wife.

我羞愧地感到自己不過是一個孤苦漁家女，我很後悔沒有回到我父母的地方。現在我要對你和你那美麗的妻子說再見了。

結果騎士去找培托兒達，逐漸變心，渦堤孩投水，騎士再娶。新婚之日，新娘培托兒達想要用噴泉水化妝去斑，命人搬開花園中堵住噴泉的石頭（上面有渦提孩的封印，意在保護他們），結果：

泉眼裡逬出一個極高的白水柱。工人們在旁邊正在驚異，忽然覺察這水柱變成了一個素衣縞服白網蓋面的婦人。她涕泗交流的悲泣，舉起雙手搖著表示哀痛，慢慢兒，慢慢兒下了噴泉台，望城堡正屋走去。一霎時堡裡的人嚇得狂奔的狂奔，狂叫的狂叫，新娘在窗內也嚇得硬挺挺站著，面無人色，她身旁的侍女也都向觸了電一般，動彈不得。等得這形象走近了她房，培托兒達猛然覺得那白網下的眉目彷彿是渦堤孩。

   渦堤孩就這樣一路哀哀地走到騎士房間，抱著他哭，淚水橫流，騎士就死了。後來從墳墓旁「湧起一柱珠泉，潔白如銀，將騎士的新墳澆灑一遍，然後平流到墓地旁邊，積成一個美麗的小潭。」

 

 

素衣縞服的渦堤孩從水井中現身（Katharine Cameron繪）

   從譯文中可以感覺到徐志摩極愛這個故事，他甚至還在1925年把《渦堤孩》改寫成劇本，增加了幾個水靈姐妹「波兒」、「漣兒」、「沫兒」、「溪兒」，還會唱歌跳舞，勸渦堤孩不要嫁人：「水靈與人婚，靈魂即有主；但有靈魂時，病苦來與俱。流淚如春雨，短嘆復長吁；更不如汝我，終日常歡愉。」可惜這個劇本未完，只寫到第一幕第二景，也就是渦堤孩新婚為止。

徐志摩譯序的最後一段讀來很酸：

「現今國內思想進步各事維新，…在這樣一日萬里情形之下，忽然出現了一篇稀奇荒謬的浪漫事，人家不要笑話嗎？但是我聲明在前，我譯這篇東西本來也不敢妄想高明文學先生寓目，我想世界上不見得全是聰明人，像我這樣舊式腐敗的脾胃，也不見得獨一無二，所以膽敢將這段譯文付印—至少我母親總會領情的。」

還好他不管當時風行的直譯「進步」風潮，用了「舊式腐敗」的歸化譯法，留下這麼生動的譯文。依照夏志清的說法，這段話是說給林徽因聽的。可不知道林徽因有沒有領他的情？

（本文刊登於Okapi「遇見美好的老譯本」專欄 http://okapi.books.com.tw/article/10246)

台日混搭的《千面女郎》

《千面女郎》(ガラスの仮面)是日本漫畫家美內鈴惠的作品，與《尼羅河女兒》、《玉女英豪》並列五、六年級生小時候風行的少女漫畫經典。日文本從1976年開始連載，至今未完，2012年9月發行日文版第49集，50集說了好久還是只聞樓梯響，讓眾多漫畫迷從少女等到熟女，還是不知道最後紅天女要由譚寶蓮還是白莎莉來演出。

日本漫畫《ガラスの仮面》與台灣大上版《千面女郎》。

這部漫畫描寫純樸的橫濱女孩譚寶蓮熱愛表演，偏偏遇上明星世家，又美又有錢又天資過人的對手白莎莉；兩人競爭多次，勝負未定，還要等重病纏身又毀容的天才老師阮玉冰做最後的裁決。加上已有完美多金未婚妻的高富帥情人秋俊傑，到底情定何方…但明明是日本故事，為何會出現「譚寶蓮」、「白莎莉」、「阮玉冰」和「秋俊傑」這種中文人名呢？

這是因為當初引進這部漫畫的時候，還沒有版權約束，「千面女郎」是台灣的出版社自行取的書名。早期的大上版本，連作者的名字都不見蹤跡，內文也完全抹去日本痕跡。例如女主角出身橫濱的中華料理店，大上版本只說是Ａ市的小飯館。人名一律本土化，「秋俊傑」好像瓊瑤小說裡的名字，「白莎莉」讓人想到七O年代的美麗主持人白嘉麗（而且白莎莉的媽媽正好叫作白嘉芳），「阮玉冰」的悲劇色彩是不是有點像阮玲玉？地名全變成Ａ市、Ｆ市，電影看板「伊豆的舞孃」字樣也變成一片空白。由於戒嚴時期漫畫皆須經過國立編譯館審定，審查辦法又很空泛，全憑審查人主觀認定，東洋味過重說不定會有風險，因此書名改為「千面女郎」，作者改署「曾麗錦」編（不知是否為譯者的名字），盡可能抹去日文痕跡。就像七Ｏ年代的日本卡通「科學忍者隊」在台灣也硬生生變成「科學小飛俠」，以避開「忍者」這種可能惹議的東洋詞彙。

大上版本比較薄，每冊內容較少，冊數比日文原作多，封面也未必與日文版一致。

1979年大上版《千面女郎》的封底是國立編譯館審定執照，編者署名「曾麗錦」。

1987年解嚴之後，「編印連環圖畫輔導辦法」失效，不再有抹去日文痕跡的必要。裕泰出版社在這段期間還出版過名為《千面舞星》的版本，書名上就有標註作者美內すずえ。1992年版權法通過之後，未授權的版本不得再出售。大然出版社取得日本白泉社的授權，1993年開始出版合法版本，封面、分冊與日版完全一致，也有清楚標明作者為美內すずえ，摺頁也說明這是「昭和51年」開始連載的作品，但可能是顧及龐大粉絲的習慣，書名仍然沿用《千面女郎》，也沿用盜版時代的人名、劇團名稱等，形成奇妙的台日混搭。像是譚寶蓮出身橫濱，她到東京去參加阮劇團時，團員紛紛自我介紹，包括來自長野的葉瓊瑩、來自北海道的田玉霞，來自福岡的駱秀娟，還有東京人賴玉菁。日本地名混搭中文人名，比Ａ市、Ｆ市還奇怪。1994年大然版出到40集未完，又遇到另一個問題：漫畫家美內鈴惠畫太慢，隔了好幾年才出41集。42集還沒出，大然就倒閉了。

大然出版社獲得日本授權，但書名和人名沿用舊譯，形成台日混搭風格。書名「千面女郎」四個字由左到右，與大上版相異。這是還叫做「千面女郎」的最後一冊。

2004年，出版這套漫畫的白泉社改授權東立出版，書名改為直譯的《玻璃假面》，裡面的角色名字也全變了:「譚寶蓮」變成「北島麻亞」；對手「白莎莉」變成「姬川亞弓」；老師「阮玉冰」變成「月影千草」；情人「秋俊傑」變成「速水真澄」。大然版41集結尾秋俊傑叫了一聲「寶蓮」，東立版42集的首頁他改口叫「麻亞」，讀者還得自行配對轉換。會造成這樣的混亂局面，其實還是因為漫畫家實在畫太久了，以至於翻譯規範都改變了。人名也都一一恢復日文人名，讓讀者可以想像他們其實是日本人。

劇場也是這部少女漫畫之所以特殊的原因之一。貧富差距、俊男美女、勵志向上這些通俗成份之外，兩位女主角對表演藝術的執著和體悟，也在少女漫畫中少見。從漫畫裡面的各種話劇劇目，還可以看到日本如何深受歐洲文學影響：第一部出現在漫畫中的話劇是《茶花女》，這部話劇很早就進入日本，不但在日本相當重要，也是第一場公開演出的中文話劇，即1907年春柳社在日本東京的演出，由李叔同擔任主角瑪格麗特。譚寶蓮到東京後，看到學員正在排演《哈姆雷特》。她自己第一次擔綱演出的劇目是《小婦人》，後來又演出過《仲夏夜之夢》、《乞丐王子》、《咆哮山莊》、《海倫凱勒》等等，可見這些作品如何深入日本文化，已經變成日本人的文化資產了。不過大上版本的譯者似乎不熟悉世界名著，《茶花女》譯成《茶花姑娘》；《哈姆雷特》譯成《雷德》，根本不知道是誰；《小婦人》譯成《手足情深》，似乎以為這些名劇都是作者自己編出來的，完全喪失原作與世界名著互文的效果，頗為可惜。

書中關於演員的訓練，雖然未免有誇大的成分，但從呼吸訓練、咬字、為每一個角色構想生平背景細節、潛台詞的表現等等，都相當符合現代劇場的精神。事實上，書中阮劇團的描述，頗為類似寶塚歌劇團：寶塚成立於1913年，是歷史悠久的全女性話劇團，跟阮劇團一樣；《千面女郎》中帥氣的賴玉菁，就是團中的首席男役（男主角）。在台灣相當受歡迎的日本演員天海祐希，正是寶塚出身的男役；而實力派女演員黑木瞳則是寶塚出身的首席娘役（女主角），可見得寶塚劇團仍是培養演員的重鎮之一。我小時候看《千面女郎》，只是看愛情糾葛和兩位女主角的激烈競賽，還不懂其中的話劇、世界名作、表演等文化意涵；現在回頭重看，發覺其中處處透露出日本對西方文化的熟悉，以及劇場表演的專業性，令人肅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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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星星的小王子

《小王子》紅遍全球，歷久不衰，在台灣是中譯版本最多的法國著作。許多論者都認為台灣第一個譯本是留法畫家陳錦芳的《小王子》（1969，水牛），其實不確，第一個譯本應該是孫小南的《小王子》（1967，民間知識）。孫小南的譯本雖無出版年，但譯序寫於1967年8月，更重要的是中央圖書館的藏書章明明白白蓋上「民國伍拾陸年十一月二十日 繳」，印刷時間一定介於兩者之間，無疑是第一個譯本。只是孫小南生平不詳（題詞「獻給摯友高儸」，高儸似乎是1967左右留學魯汶大學的學生），民間知識出版社也很少聽過，研究者大多沒有很注意這個版本。內文多處附上法文原文，我猜是從法文翻譯的。

台灣第一個譯本，無出版年，譯序署1967年8月

孫小南譯本無出版年，但內頁有56年11月20日的圖書館章

陳千武的《星星的王子》比陳錦芳的譯本晚一個月出版，1969年九月出版，因此是第三個譯本。這個譯本特別之處，當然在於陳千武的文名最盛，還有他是從日文版轉譯的。但研究者也很少，我只找到蘇奐羽的一篇會議論文討論這個譯本。雖然他在文中提及他曾致電陳千武先生，確知他是從日譯本轉譯的，文中卻說未能取得日譯本，所以直接拿法文原作和陳千武譯本比較。這事頗令我不解，因為到2005年以前，小王子的日譯本是岩波書店獨佔的，根本不必查，就只有一個日文版本。

1969年 陳千武的譯本《星星的王子》

版權頁有陳千武的介紹，但沒有提到日譯者

岩波書店的版本《星の王子さま》，1953年出版，譯者是法國文學教授內藤濯（1883-1977），跟《ドリトル先生アフリカ行き》一樣都是屬於岩波少年文庫。陳千武有說過日本朋友應該寄了幾本少年的書送他，引起他翻譯的興趣，看來就是岩波少年文庫的。早期岩波封面非常樸素，每一本都一樣。現在的版本則都加上全世界一致的彩圖封面了。

蘇奐羽在文中比較了狐狸說的話：”Ma vie est monotone"，說直譯應為「我的生活是單調的」，但陳千武採取意譯，把這句翻譯成「我每天是做相同的事」。其實日文版這句是「每日同じことしているよ。」也就是說，採意譯的是日譯者內藤濯，而不是陳千武。蘇文中提到一些比較特殊的譯詞，如把sujet譯成「家臣」，其實也是因為日文版用了「家来」（家臣）的緣故。

1953年 內藤濯譯本

新版改用彩色封面

「如果有一個人，喜愛一朵花是開在幾百萬個星星裡的一顆星星的土地上僅有的一朵花，那麼，那個人只要看望那些眾多的星星，就會感到幸福的。他會想（我的花，在哪兒？）。然而，綿羊若吃掉了花，便意味著他那些所有的星星，忽然消逝了一樣。這種事你也認為不重要嗎？」

雖然有些地方帶有一點日本味，但可愛的小王子還是那麼動人。

戒嚴記憶：苦海餘生

「如果中國打開門，每個人都會走，都會去美國。」

  這是1982年暢銷書《苦海餘生》的最後一句話。我小時候看的是好時年版本，封面是林布蘭的「加利利海上暴風雨中的基督」，還以為是寫船難的書，沒想到居然是描寫共產中國的。

  張桂越譯本，由好時年出版（1982）。

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甫(Fox Butterfield)，原作書名為China: Alive in the Bitter Sea, 1982年出版，1983就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非文學類）。中美在1979年元旦建交，當年六月包德甫就派駐北京，1981年返回美國，隔年出版《苦海餘生》，描述鎖國多年的中國情形。此書四月在美出版，相當轟動；揭發中共醜惡內幕，對台灣的國民黨政府而言，更是求之不得的大禮，《台灣日報》社長謝天衢立刻請駐美記者續伯雄翻譯，在報上連載，七月就出版單行本，八月已經三版。當時台灣日報是屬於國防部的，謝天衢也是軍系的，原為三軍大學政戰主任。

續伯雄譯本，台灣日報發行(1982)。

   

  不過當時沒有版權約束，拿到書就能翻譯，所以市面上也出現了另外幾本《苦海餘生》，像是我小時候看的就是張桂越的譯本，又是另一位名記者。也有出版社把《苦海餘生》和另一本姐妹作《來自地心》放在一起出合訂本，像是名遠出版社的蕭長風譯本，還有啄木鳥出版社的楊炳男譯本都是如此。《來自地心》是另一位美國駐北京記者白禮博(Richard Berbstein)所寫，書名From the Center of the Earth: The Search of the Truth about China，也在1982年出版，作者背景、出版時間、內容都很相似，也有幾個譯本同時出現，但《苦海餘生》比較暢銷，還拍成電視劇，而且中視華視還搶著拍。所有中譯本的書名都一樣，也都沒有把原書名的China譯出來。《苦海餘生》書名看起來像船難小說，《來自地心》更像科幻小說的書名，要翻了書才知道是談中國的。

好時年版本的封底有英文書名  

  《苦海餘生》寫的是作者見聞，當然文革、清算、迫害的故事不少，但也有很多奇妙的小故事。像是提到命名：有家三姐妹，大姐叫愛國，二姊叫愛民，三妹叫愛黨，老爸以為這麼忠誠應該萬無一失了吧，沒想到紅衛兵說三個姊妹名字合起來看，就是愛國民黨，照樣抓去關。還有一次作者去參加宴席，聽說約翰藍儂被刺身亡。中共幹部彼此詢問：「唱歌的，很有名的」。另一人說，「一定替英國賺了不少外匯吧！」這樣的評論還真是天外飛來一筆。還有紅衛兵建議以後紅綠燈要改成紅燈行，因為紅軍不能停下來。如果真這麼做了，還真是大災難！

 

 包德甫雖在台灣學過中文，但畢竟是老外，有些地方看起來有點讓人存疑。他有一章叫做「同志，你哪兒？」（”Where are you?”），描述他去飯店櫃檯問房間，人家開口就問「你哪兒？」讓他覺得不合情理，莫名其妙。後來發現接電話時，大家也開口就是「你哪兒？」他解釋說這是因為中國只重視單位，不重視個人的，所以都這樣問。這裡我有點不確定，會不會北京民眾習慣就是問「您哪兒」呢？我想到用台語接電話的時候，也是開口就問「咱兜位？」兜位不也可以說是哪兒嗎？或許這沒有包德甫想的那麼「重單位不重個人」的意思。

   

這本書的中譯本，還是會遇到回譯的問題，也就是原來是中國的事物，包德甫用英文描述，中譯者必須還原成中文。這雖然不是文學作品，但有時候太囉唆的翻譯還是讓人失笑。像是作者的太太有次去西安的一家餐館，結果「什麼都賣光了，只剩下包子，一種蒸麵饅頭內包著剁碎的白菜跟少得可憐的一點肉的食品。」（續譯）我猜這是小籠包吧，因為下文說她們後來不吃了，旁邊乞丐湧上來搶，第一個就搶了三個包子，「手力之緊把包子都擠出水來了。」其實「一種蒸麵饅頭內包著剁碎的白菜跟少得可憐的一點肉的食品」是為美國人寫的，還原成中文的時候大可不必跟著譯。

   

 裡面還有一段提到他在重慶吃到一道菜，是美國的川菜館都沒見過的，名字讓人誤解，叫做「川燙肉片」（張譯）或「水煮肉絲」（續譯）。兩種譯名都有小問題，其實這道菜應該要做「水煮」而不是「川燙」，「肉片」而不是「肉絲」。「這道菜外表難看，幾乎有一吋厚的紅棕色調味料中摻雜紅辣椒和花椒，仍然起著泡覆蓋在表面上，遮住了下面的肉片和青菜」（張譯）。「紅棕色調味料」太翻譯腔了，我比較喜歡續譯：「一眼看去就令人怵目驚心，幾乎有一寸厚的紅油混合著炸透的紅辣椒，面上的花椒粉還在滾油上冒泡，下面才是切好的肉片和蔬菜。」

   

不過，這畢竟是一本嚴肅的書，裡面提到許多讓人瞠目結舌，匪夷所思的怪事，像是許多工廠為了消化預算拼命擴建，卻因為缺電、缺原料，蓋好了也開不了工，有工人二十年來天天報到聊天，直到退休都無事可做。還有中共某年宣稱心理學是「資產階級的假科學」，取消整個學科，心理學家通通去勞改。真想學香港人說句：「咁都得？」

好時年版本的附圖。

   這樣一本戒嚴期間揭露中共的書，當然很受台灣當局歡迎。台灣日報的續伯雄譯本，自是代表軍系力量，印量最大，現在二手書市場多半都是這個譯本；但好時年、啄木鳥這些出版通俗小說的出版社也搶出，可見他們也看好這個市場。我的小學課本中有一課描述人民公社的課文「天堂與地獄」，說台灣有個蘇小海，江蘇也有個蘇小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陸的蘇小海肚子疼要拉肚子，但家裡沒廁所，要去全街共用的公廁那段。我膽子小，天黑不敢出門，看到那段課文很是害怕。除此之外，對大陸苦難同胞到底有多苦難，其實也無從想像。《天讎》出版的時候我還是小學生，毫無印象，只有靠電視上的「寒流」來想像中國，又怕又想看。後來《苦海餘生》這一波出版的時候，我已經是初中生，就比較有印象了。我想，《苦海餘生》也算是我們這一代共同的戒嚴記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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