沾血的譯本之一：被黨國隔海追殺的書店老闆陳冠英

近日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和員工五人「被失蹤」之事引起關注，其實國民黨追殺書店老闆、文人也不只一樁。1953年6月，春明書店老闆陳冠英因叛亂罪被槍決；1959年，啟明書店老闆沈志明應文嬋夫婦因代匪宣傳罪被起訴，就是兩個著名的例子。而這兩個例子，都跟譯者有點關係。隔海害死陳冠英的是福爾摩斯譯者胡濟濤，差點害死沈志明的是斯諾（Edgar Snow）的《長征25000里》（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由六個譯者合譯，譯者包括趙一平、王念龍、祝鳳池、顧水筆、史家康、張其韋。

  
  這兩家書店原來都開在上海，兩個來台的老闆都是少東。陳冠英是上海春明書店老闆陳兆椿之子，沈志明是上海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上海春明書店創於1932年，出版言情小說、工具書、暢銷書之類的，也出版過不少偵探小說。沈知方出身中華書局，1922年創了世界書局，兒子沈志明的啟明書局則創於1936年，出版大量給中學生看的白話翻譯文學。戰後一些上海書店紛紛來台設立分公司，如商務、世界、中華、正中等都是。沈志明夫婦也來台展店，台灣啟明書局就設於重慶南路一段60號，台北春明書店則設於重慶南路一段49號。

    比較早出事的是春明。春明這個案子十分冤枉：陳冠英1949年8月就離開上海舉家來台，東家落跑之後，員工接手，1949年9月出版了一本《新名詞辭典》，由胡濟濤、陶萍天主編，分門別類解釋「解放後的新名詞」，其中「人物之部」分為四節，為「政治人物」、「專家學者聞人」、「軍事人物」、「文藝人物」。這本書從初版就與陳冠英無涉，問題是這本《新名詞辭典》在大陸十分暢銷，1952年的版本經過大幅加料，「人物之部」多出一節「反動人物」，把老蔣夫婦、胡適等人都罵得一塌糊塗。關於這本《新名詞辭典》版本的演進已有人研究，以台灣讀者熟悉的「胡適」為例：

1949年12月版：「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新文學運動的最初發動者。…」

1950年6月版：「胡適，偽自由主義的無恥文人。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新文學運動的最初發動者。…」

1952年6月版：「胡適，頭等戰犯之一，偽自由主義的無恥文人。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表現得相當集中和典型。…」

可見這本《新名詞辭典》已逐步成為中共的發聲筒。結果倒霉的陳冠英在1951年被人密告他「蓄意編印」此書，為匪宣傳。陳冠英當時人在香港，覺得此書在他離滬後才出版，與己無關，理直氣壯，遂回台解釋。誰知自投羅網，審判經年，1953年，根據軍法局42 安度字第 0756 號「陳冠英叛亂案」記載，春明書店店東兼經理陳冠英「早在上海經營書店時，該書店特約編輯胡濟濤編著『名詞辭典』一書，內容荒謬，極盡詆毀 元首侮蔑政府軍政首要，極力為匪張目，......實達於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程度，罪無可逭，應依法科處死刑。」1953年6月執行死刑，陳冠英死時只有35歲，台北春明書店及家產全被沒收。

1949年上海春明書店的《新名詞辭典》（圖片取自古籍網）

    隔海害死老闆的主編胡濟濤，生於1914年，浙江永康人，有一說解放後在青海師大中文系教書。他在1938年曾翻譯了一套白話福爾摩斯，而且顯然假想敵就是中華書局。他在前言中說福爾摩斯歷來的譯本「 ... 都是艱澀難懂的文言，既不分段落，又不加標點，在閱讀上說來，也是感覺的諸多不便的。這部書就是針對著以上幾點兒選譯的。....為求譯文流暢起見，極力避免直譯，並且以白話翻譯，所以尚還曉暢流利。」（中華書局版就是文言的。不過1927年世界書局已經請程小青把他們文言的那套譯成白話了，所以胡濟濤並不是第一位譯出白話福爾摩斯的。）又說「本選集完全由鄙人一手翻譯，所以各集的筆調都能保持一致。」（中華書局版一共有十位譯者參與，包括程小青、周瘦鵑等，所以胡濟濤特別強調由一人所譯。）內文的確相當白話，也省略不少細節。有些地方看來似乎有日文痕跡，如「施丹福君」、「華聲君」、「福君」（華生稱福爾摩斯）等稱呼，還有「病院」等詞彙，有可能是轉譯自日文。

        陳冠英死後，台南有一家文良出版社出了一本《血書》（今譯《血字的研究》），版權頁署名「胡濤」翻譯，其實就是胡濟濤的譯本，內文第一頁大辣辣署名「庫川胡濟濤編譯」（庫川是永康胡家的一支），讓人直捏一把冷汗。不過這套書在台灣只看到第一本，譯者聲稱譯了八冊，其他七冊未見。大陸此套書也很罕見，不知是否根本沒有出齊。

1938年上海春明版的《血書》，胡濟濤譯。（圖片取自孔夫子網）

台南文良出版社的《血書》，就是胡濟濤譯本。但封面設計者似乎誤以為血書是指用血寫的信，其實「血字」只是指牆壁上用血寫的Rache一個字而已。

文良版的版權頁署名「胡濤」，內文卻寫出全名「胡濟濤」編譯

文良版封底。內頁寫一九五五年，封底寫民國五十五年，令人困惑。譯述者名字似乎是手寫的。

版權頁出版日期寫一九五五年，無譯者名

上海春明的《紅寶石》，林俊千譯述，台南文良出版社有翻印，譯者改署「鴻聲」。

        台北春明書店還來不及站穩腳跟就倒了，出的書很少，圖書館和舊書店偶爾能見到幾本上海春明的書，大概都是1949年以前就在台灣流傳的。春明書店被翻印最多次的是林俊千的《小婦人》，至少被翻印十四次，包括遠景、書華署名「編輯部」、「鍾斯」、「鍾文」的各版本都是春明版本，另外章鐸聲的《好妻子》和林綠叢的《愛的教育》也都被翻印多次。但《血書》只見過這家台南文良出版社翻印。文良還翻印過春明版林俊千的《紅寶石》，譯者改署名「鴻聲」；以及吳鶴聲譯的《兩雄決鬥記》（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改名為《雙雄決鬥記》。看來文良出版社應該收了一批春明的書，拿出來翻印。但這家出版社也經營不善，圖書館及舊書店都很少看到。

上海春明版本，黃魯不譯述。這個版本沒有被翻印的紀錄，在兩岸都是罕見版本。

在台灣流傳的譯本中，啟明書局的書比春明多很多，幾乎可說是1950年代的主力出版社之一。沈志明夫婦在台灣的時間比陳冠英長，大量翻印上海啟明的書。1950年代初期還有署譯者名字，後來大概風聲不對，乾脆全數掛名「啟明編譯所」。由於台灣啟明基本上就是出版上海啟明的書，只要找到上海版就可以知道原譯者是誰，我已還原116本譯者名字，數量驚人。

台灣啟明的書很多，一律署名「啟明編譯所」，都是上海啟明的書

     

       1950年代，新興、大中國這些新成立的出版社，都用假名翻印大陸舊譯，來源很雜，有文化生活的、世界的、商務的，還有春明、春江、雨絲等一大堆，只有啟明始終規規矩矩，沒有用過假名。但據說啟明當年在大陸出版《長征25000里》(Red Star Over China)，已經被盯上了（雖然他們沒有在台灣翻印這本書）；1958年台灣啟明翻印了1932年陸侃如和馮沅君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簡編》（開明），雖然啟明把書名改為《中國文學史》，作者僅署「馮沅君」一人，但從目錄就知道是同一本書，第二十講「文學與革命」也有提到無產文學運動。
      這一講從晚清開始敘述，但認為：「梁啟超們的時代，是個新舊交替，青黃不接的時代，還夠不上談文學的革命。」
      真正能稱為文學革命的是白話文運動和無產文學運動：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的革命軍爆發了。無論從哪一點上看來，這總是件中國史上劃時代的大事。過了五年，便有白話文學運動。又過了十年，便有無產文學運動。前者革了文學形式之命，後者革了文學內容之命。......
       以下，我們依次敘述這兩個運動的基本理論及提倡經過情形。
       ＊    ＊     ＊
       我們先述白話文學運動。    
       
但談完白話文運動的成功，引用了陳獨秀的一段話作為結論之後，整本書就嘎然而止，

     這（白話運動）成功的原因，陳獨秀在「答適之論科學與人生觀」裏說得最正確：
     常有人說，白話文的局面是胡適之陳獨秀一班人鬧出來的。其實這是我們的不虞之譽。 
     中國近來產業發達人口集中，白話文完全適應這個需要而發生的而存在的。適之等若在三
     十年前提倡白話文，祇需章行嚴（章士釗）一篇文章便駁得煙消灰滅。此時章行嚴的崇論
      宏議有誰肯聽？

「無產文學運動」那一節整節被刪掉了。對照開明版的原書，最後一段是：

作為這個運動中心的團體有左翼作家聯盟，藝術劇社等，雜誌有萌芽，拓荒者，創造月刊，太陽雜誌等。從這個中心出發，幾乎震撼了全國。但不久便招了當局之忌，書店封閉了，團體解散了，雜誌停刊了，書籍禁售了，整個運動就壓到地下去了。但我們瞻望前途，卻抱著無限的樂觀!

即使刪掉了最後一節，1959年2月28日，沈志明夫婦還是被捕，罪名是「歌頌共產文學」，以叛亂罪起訴。以當日的氛圍來說，這個案子也許是啟明不夠小心，沒有把「無產文學運動」、「陳獨秀」、「章士釗」這些犯禁的字刪乾淨。此案重判也不無可能，還好兩位人脈夠力，沈志明的女婿黃克蓀（就是用絕句翻譯魯拜集那位譯者）是麻省理工教授，在美奔走，驚動多位黨國大老營救，包括胡適、葉公超、黃少谷等，並因美國介入，終於有驚無險，3月兩人交保，6月獲判無罪，兩人隨即赴美避難。但這本《中國文學史》還是在當年六月16日被列入《查禁圖書目錄》，不准販售，查禁理由是「為匪宣傳」。

1949年上海啓明版《長征25000里》（圖片取自師大圖書館電子書）

1958年台灣啟明的《中國文學史》。就是這本書導致了啟明案。

上海春明的歷史重演：老闆一走，啟明員工開始胡亂出書，尤其是1960年出版的十二厚冊「世界文學大系」，簡直像是要把手上各種書都盡可能放進去一樣，不但各家出版社的來源都有，連排版也沒有統一，字體忽大忽小，更誇張的還有橫排直排放在一冊的，和早期啟明版本整齊從容的味道完全不同，令人難以相信這是同一家出版社出品。啟明的書也是1970年代一大堆小出版社世界名著的主要源頭，被翻印最多次的是賽珍珠的《大地》和《分家》，前者譯者是由稚吾，後者譯者是唐長孺，前者被翻印至少二十二次，遠景署名「編輯部」和「鍾文」的都是啟明版本。比較奇怪的是，1970年代中期，一些啟明版本的書開始署名「應文嬋」譯，包括曾孟浦的《俠隱記》、林華和姚定安的《亞森羅賓全集》在內。應文嬋（1912-1987）當時人在美國，不知這些掛她名字出版的啟明作品，是否曾得到她的授意？但坊間有些作者引述資料時不明這段歷史，竟以為啟明版的《亞森羅賓全集》真是應文嬋所譯的。其實老闆娘雖然是女作家，但並沒有譯過這幾本書。

1970年代啟明版，署名「應文嬋」譯，其實譯者是林華

        春明和啟明這兩家出版社，都走通俗路線，譯者並不像文化生活、世界書局、商務那樣名家輩出。這些上海書店第二代來台發展，也只是想繼續營業出版世界名著而已，沒想到下場是死的死，逃的逃。他們從上海帶來的書，在台灣被盜印的一塌糊塗，北中南大大小小出版社競相翻印，亂掛名字，大做無本生意。而這樣的出版亂象，始作俑者就是國民黨的文字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