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沾血的譯本之一:被黨國隔海追殺的書店老闆陳冠英

近日香港銅鑼灣書店老闆和員工五人「被失蹤」之事引起關注,其實國民黨追殺書店老闆、文人也不只一樁。19536月,春明書店老闆陳冠英因叛亂罪被槍決;1959年,啟明書店老闆沈志明應文嬋夫婦因代匪宣傳罪被起訴,就是兩個著名的例子。而這兩個例子,都跟譯者有點關係。隔海害死陳冠英的是福爾摩斯譯者胡濟濤,差點害死沈志明的是斯諾(Edgar Snow)的《長征25000里》(Red Star Over China,又名《西行漫記》或《紅星照耀中國》),由六個譯者合譯,譯者包括趙一平、王念龍、祝鳳池、顧水筆、史家康、張其韋。
  
  這兩家書店原來都開在上海,兩個來台的老闆都是少東。陳冠英是上海春明書店老闆陳兆椿之子,沈志明是上海世界書局老闆沈知方之子。上海春明書店創於1932年,出版言情小說、工具書、暢銷書之類的,也出版過不少偵探小說。沈知方出身中華書局,1922年創了世界書局,兒子沈志明的啟明書局則創於1936年,出版大量給中學生看的白話翻譯文學。戰後一些上海書店紛紛來台設立分公司,如商務、世界、中華、正中等都是。沈志明夫婦也來台展店,台灣啟明書局就設於重慶南路一段60號,台北春明書店則設於重慶南路一段49號。

    比較早出事的是春明。春明這個案子十分冤枉:陳冠英19498月就離開上海舉家來台,東家落跑之後,員工接手,19499月出版了一本《新名詞辭典》,由胡濟濤、陶萍天主編,分門別類解釋「解放後的新名詞」,其中「人物之部」分為四節,為「政治人物」、「專家學者聞人」、「軍事人物」、「文藝人物」。這本書從初版就與陳冠英無涉,問題是這本《新名詞辭典》在大陸十分暢銷,1952年的版本經過大幅加料,「人物之部」多出一節「反動人物」,把老蔣夫婦、胡適等人都罵得一塌糊塗。關於這本《新名詞辭典》版本的演進已有人研究,以台灣讀者熟悉的「胡適」為例:

194912月版:「胡適,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新文學運動的最初發動者。

19506月版:「胡適,偽自由主義的無恥文人。字適之,安徽績溪人,新文學運動的最初發動者。

19526月版:「胡適,頭等戰犯之一,偽自由主義的無恥文人。字適之,安徽績溪人。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表現得相當集中和典型。

可見這本《新名詞辭典》已逐步成為中共的發聲筒。結果倒霉的陳冠英在1951年被人密告他「蓄意編印」此書,為匪宣傳。陳冠英當時人在香港,覺得此書在他離滬後才出版,與己無關,理直氣壯,遂回台解釋。誰知自投羅網,審判經年,1953年,根據軍法局42 安度字第 0756 號「陳冠英叛亂案」記載,春明書店店東兼經理陳冠英「早在上海經營書店時,該書店特約編輯胡濟濤編著『名詞辭典』一書,內容荒謬,極盡詆毀 元首侮蔑政府軍政首要,極力為匪張目,......實達於意圖以非法之方法顛覆政府而著手實行之程度,罪無可逭,應依法科處死刑。」19536月執行死刑,陳冠英死時只有35歲,台北春明書店及家產全被沒收。
1949年上海春明書店的《新名詞辭典》(圖片取自古籍網)


    隔海害死老闆的主編胡濟濤,生於1914年,浙江永康人,有一說解放後在青海師大中文系教書。他在1938年曾翻譯了一套白話福爾摩斯,而且顯然假想敵就是中華書局。他在前言中說福爾摩斯歷來的譯本「 ... 都是艱澀難懂的文言,既不分段落,又不加標點,在閱讀上說來,也是感覺的諸多不便的。這部書就是針對著以上幾點兒選譯的。....為求譯文流暢起見,極力避免直譯,並且以白話翻譯,所以尚還曉暢流利。」(中華書局版就是文言的。不過1927年世界書局已經請程小青把他們文言的那套譯成白話了,所以胡濟濤並不是第一位譯出白話福爾摩斯的。)又說「本選集完全由鄙人一手翻譯,所以各集的筆調都能保持一致。」(中華書局版一共有十位譯者參與,包括程小青、周瘦鵑等,所以胡濟濤特別強調由一人所譯。)內文的確相當白話,也省略不少細節。有些地方看來似乎有日文痕跡,如「施丹福君」、「華聲君」、「福君」(華生稱福爾摩斯)等稱呼,還有「病院」等詞彙,有可能是轉譯自日文。
        陳冠英死後,台南有一家文良出版社出了一本《血書》(今譯《血字的研究》),版權頁署名「胡濤」翻譯,其實就是胡濟濤的譯本,內文第一頁大辣辣署名「庫川胡濟濤編譯」(庫川是永康胡家的一支),讓人直捏一把冷汗。不過這套書在台灣只看到第一本,譯者聲稱譯了八冊,其他七冊未見。大陸此套書也很罕見,不知是否根本沒有出齊。


1938年上海春明版的《血書》,胡濟濤譯。(圖片取自孔夫子網)


台南文良出版社的《血書》,就是胡濟濤譯本。但封面設計者似乎誤以為血書是指用血寫的信,其實「血字」只是指牆壁上用血寫的Rache一個字而已。

文良版的版權頁署名「胡濤」,內文卻寫出全名「胡濟濤」編譯

文良版封底。內頁寫一九五五年,封底寫民國五十五年,令人困惑。譯述者名字似乎是手寫的。
版權頁出版日期寫一九五五年,無譯者名

上海春明的《紅寶石》,林俊千譯述,台南文良出版社有翻印,譯者改署「鴻聲」。

        台北春明書店還來不及站穩腳跟就倒了,出的書很少,圖書館和舊書店偶爾能見到幾本上海春明的書,大概都是1949年以前就在台灣流傳的。春明書店被翻印最多次的是林俊千的《小婦人》,至少被翻印十四次,包括遠景、書華署名「編輯部」、「鍾斯」、「鍾文」的各版本都是春明版本,另外章鐸聲的《好妻子》和林綠叢的《愛的教育》也都被翻印多次。但《血書》只見過這家台南文良出版社翻印。文良還翻印過春明版林俊千的《紅寶石》,譯者改署名「鴻聲」;以及吳鶴聲譯的《兩雄決鬥記》(福爾摩斯與亞森羅蘋),改名為《雙雄決鬥記》。看來文良出版社應該收了一批春明的書,拿出來翻印。但這家出版社也經營不善,圖書館及舊書店都很少看到。

上海春明版本,黃魯不譯述。這個版本沒有被翻印的紀錄,在兩岸都是罕見版本。

在台灣流傳的譯本中,啟明書局的書比春明多很多,幾乎可說是1950年代的主力出版社之一。沈志明夫婦在台灣的時間比陳冠英長,大量翻印上海啟明的書。1950年代初期有署者名字來大概風聲不對,乾脆全數掛編譯」。由於台灣啟明基本上就是出版上海啟明的書,只要找到上海版就可以知道原譯者是誰,我已還原116本譯者名字,數量驚人。
台灣啟明的書很多,一律署名「啟明編譯所」,都是上海啟明的書
     

       1950年代,新興、大中國這些新成立的出版社,都用假名翻印大陸舊譯,來源很雜,有文化生活的、世界的、商務的,還有春明、春江、雨絲等一大堆,只有啟明始終規規矩矩,沒有用過假名。但據說啟明當年在大陸出版《長征25000里》(Red Star Over China),已經被盯上了(雖然他們沒有白目到在台灣翻印這本書);1958年台灣啟明翻印了1932年陸侃如和馮沅君合著的《中國文學史簡編》,其中第二十講「文學與革命」結尾提到無產文學運動:

作為這個運動中心的團體有左翼作家聯盟,藝術劇社等,雜誌有萌芽,拓荒者,創造月刊,太陽雜誌等。從這個中心出發,幾乎震撼了全國。但不久便招了當局之忌,書店封閉了,團體解散了,雜誌停刊了,書籍禁售了,整個運動就壓到地下去了。但我們瞻望前途,卻抱著無限的樂觀!

1959228日,沈志明夫婦被捕,罪名是「歌頌共產文學」,以叛亂罪起訴。以當日的氛圍來說,這個案子的確是啟明不夠小心,沒有把這段話刪掉,看起來是有點和「當局」過不去,何況當初的「當局」也就是1959年的「今上」。此案重判也不無可能,還好兩位人脈夠力,沈志明的女婿黃克蓀(就是用絕句翻譯魯拜集那位譯者)是麻省理工教授,在美奔走,驚動多位黨國大老營救,包括胡適、葉公超、黃少谷等,並因美國介入,終於有驚無險,3月兩人交保,6月獲判無罪,兩人隨即赴美避難。

1949年上海啓明版《長征25000里》(圖片取自師大圖書館電子書)


上海春明的歷史重演:老闆一走,啟明員工開始胡亂出書,尤其是1960年出版的十二厚冊「世界文學大系」,簡直像是要把手上各種書都盡可能放進去一樣,不但各家出版社的來源都有,連排版也沒有統一,字體忽大忽小,更誇張的還有橫排直排放在一冊的,和早期啟明版本整齊從容的味道完全不同,令人難以相信這是同一家出版社出品。啟明的書也是1970年代一大堆小出版社世界名著的主要源頭,被翻印最多次的是賽珍珠的《大地》和《分家》,前者譯者是由稚吾,後者譯者是唐長孺,前者被翻印至少二十二次,遠景署名「編輯部」和「鍾文」的都是啟明版本。比較奇怪的是,1970年代中期,一些啟明版本的書開始署名「應文嬋」譯,包括曾孟浦的《俠隱記》、林華和姚定安的《亞森羅賓全集》在內。應文嬋(1912-1987)當時人在美國,不知這些掛她名字出版的啟明作品,是否曾得到她的授意?但坊間有些作者引述資料時不明這段歷史,竟以為啟明版的《亞森羅賓全集》真是應文嬋所譯的。其實老闆娘雖然是女作家,但並沒有譯過這幾本書。

1970年代啟明版,署名「應文嬋」譯,其實譯者是林華


        春明和啟明這兩家出版社,都走通俗路線,譯者並不像文化生活、世界書局、商務那樣名家輩出。這些上海書店第二代來台發展,也只是想繼續營業出版世界名著而已,沒想到下場是死的死,逃的逃。他們從上海帶來的書,在台灣被盜印的一塌糊塗,北中南大大小小出版社競相翻印,亂掛名字,大做無本生意。而這樣的出版亂象,始作俑者就是國民黨的文字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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