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大院長背書的教科書，還是譯者不詳:世界通史是誰譯的?

東亞書社版本，採劉啟戈譯本增補，由台大歷史系主任沈剛伯校訂。

這本1956年台北東亞書社出版的《世界通史》，封面上有好多人的名字。原作者三位：海思、穆恩、威蘭；增訂者兩位：李方晨、陳大端；製圖者蔡正倫；校訂者沈剛伯。但是不是少了誰呢？海思、穆恩、威蘭三位是美國史學家，用的是英文；李方晨、陳大端是中國史學家，用中文增訂1945-1954的部分。沈剛伯教授是台大文學院院長。明星組合，一時之選。但這本書到底是誰翻譯的呢？原來是對岸輔大史學教授劉啟戈所譯，1948年上海大孚公司出版。戒嚴時期，附匪學者不算人，明明是一本翻譯過來的歷史教科書，偏偏漏了譯者的名字。東亞書社版本賣得很好，版次很多，大概有不少學校採用作為教科書吧。

上海大孚1948年版本，有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的序。台灣版本無此序。

1952年東方書店署名「胡邁」的版本，即劉啟戈譯本

另外一套台北世界書局1959年所出版的歷史教科書，分為《世界史上古編》和《世界史中古編》，原作者就是《世界通史》的前兩位，海思即海士(Carlton Hayes)，穆恩即蒙(Thomas Moon)。這是他們兩位較早的著作，譯作也比較早，是1930年代作品。台北版本在目次前扉頁有誌:

是冊本公司在滬譯印時原稱「上古世界史」今承  任卓宣先生以所藏者見假重印謹此致謝  

(按:原文無標點，僅任卓宣先生前空一格抬頭)

既有原書名，又知道是上海世界書局本版書，譯者一查便得。這兩本書是伍蠡甫與徐宗鐸合譯，《上古世界史》是1933年出版，《中古世界史》是1934年出版。伍蠡甫是翻譯家伍光建之子，譯作不少，在台灣被冒名翻印的至少還有《哈代短篇小說集》、《瑞典短篇小說集》、《新夫婦的見面》三本。另一位伍家子弟伍況甫，也有一本《萬能的人類》(房龍作品)在台灣被冒名翻印。伍況甫、伍蠡甫和徐宗鐸都是上海復旦大學教授。

       可見匿名出版大陸譯本並不限於文學作品，恐怕1950年代鋪天蓋地都是大陸譯本。歷史系的大學用書，也是從1950年代就在用大陸的譯本了。

上海世界書局版本書名為《上古世界史》，譯者為伍蠡甫和徐宗鐸

上海世界書局版本書名為《中古世界史》，譯者亦為伍蠡甫和徐宗鐸

短命的台灣省編譯館(1946-1947)

        台灣省編譯館是戰後台灣第一個官方的編譯機構，直屬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年8月成立，館長是許壽裳，為行政長官陳儀的同鄉，都是浙江紹興人。許壽裳邀請了同為魯迅好友的李霽野來台擔任名著編譯組主任，計畫短期內出版五百種世界名著，「以提升國民文化水準」。根據蔡盛綺〈戰後初期台灣的圖書出版--1945-1949〉一文，「該組出版了李霽野譯《莪默詩譯》、《四季隨筆》、李竹年譯《我的學生生活》、劉文貞譯《鳥與獸》、劉世模譯《伊諾克亞敦》、金瓊英譯《價值論》、《美學的理想》、謬天華譯《論語今譯》。」八種。」但林耀樁在《錢鍾書與書的世界》一書中卻說，只有在1947年1月出了李霽野的《四季隨筆》，其他待印書另有五種，來不及出版，包括劉文貞的《鳥與獸》。

四季隨筆封底列出六本書目，但二到六都是待印。
譯者跋寫於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實際出版是次年一月

        到底是出了八種，還是只出一種? 其實只要找出劉文貞的 《鳥與獸》，事情就很清楚了: 事實上這套書並沒有出足八種，也不是只出一種，而是出了兩種。以下是相關的時間表:

             1946/10  李霽野與劉文貞夫婦抵台

             1947/1    出版李霽野的《四季隨筆》

             1947/2    二二八事件

             1947/5    裁撤長官公署，台灣省編譯館隨之解散

             1947/6    出版劉文貞的《鳥與獸》

             1948/2     許壽裳在台大宿舍被暗殺

             1949/4     李霽野，劉文貞夫婦匆促離台返大陸         

李霽野一九四六年十月才抵台，怎麼十二月就能譯完《四季隨筆》？其實他在重慶北碚就已經譯完了，只是把稿子帶來台灣，用日譯本校注後在台出版。

        

為什麼台灣省編譯館五月解散，六月還能出版《鳥與獸》?想來應該是五月間書已印好，只是版權頁印上六月。至於其他幾本待印書籍，就真的沒有出版機會了。所以這個名著編譯計畫，最後只成就了李霽野夫婦，各出了一本書，各印行2000冊。其他幾位譯者，劉世模在二二八事件中被捕；李霽野的學生金瓊英也回大陸去了，是雲南大學教授；李竹年(李何林)也在許壽裳遇害後逃回大陸。也就是說，本來想轟轟烈烈翻出五百種世界名著的大計，不想遇到政治問題，死的死，逃的逃，做鳥獸散，最後只出了兩本。一群好友只有臺靜農留在台灣，成了名師。

《四季隨筆》在台灣還蠻流行的，後來以不署名或署假名的方式出了好多版本；李霽野戰前翻譯的《簡愛》，更是戒嚴期間被盜版最多次的小說。但太太劉文貞的這本《鳥與獸》，雖然有老公李霽野的序，但也許出版時機不對，後來也沒有見到盜版；大陸也沒有見到其他版本。這是一本描述鳥類和動物的散文集，作者William Henry Hudson(1841-1922)是出生於阿根廷的美國人，喜好賞鳥，這本《鳥與獸》是從他多本書中選出的文章合集。根據李霽野的序，這本書和《四季隨筆》一樣，都是抗戰期間翻譯的。又，劉文貞是李霽野在天津女子師院的學生，李霽野為了這段師生戀，還被迫辭去天津師範教職。因有此背景，李霽野還在序中提到「此書經我校改」，擺出老師的譜，為愛妻掛保證。

        

非日記的董顯光日記

        我們平常見到的名人日記，就算這些名人在寫作時早已想到未來有出版的一天，總還是會有些日常待人接物的記載。哪天見了誰，誰送了什麼書，幫誰寫了什麼東西之類的。但從未見過像《萬年長青》這本所謂的「顯光先生日記」這樣，從頭到尾沒有一點個人作息的記載，完完全全都是勵志文章，還有標題。例如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記題為「不必追悔」，內容則是鼓勵讀者要向前看，不要為過去的失敗懊悔云云。這種寫法根本不像日記，只有《荒漠甘泉》之類的靈修書籍才會這樣寫吧。

果然，這是一本翻譯的書。但1974年的版本封面上雖有「董顯光博士譯」的字樣，內頁封面卻仍題「顯光先生日記」，而且各家寫的序跋也都當它是日記；只有「編者的話」承認，有遠居美國的讀者發現這本書是一本譯作，而非日記。但編者一再強調，「無論是董博士自作或譯作，皆無增損本書的價值」，卻完全不提原作為何。而且許多網路上的資料，也都還是把它當成董顯光日記來討論，這就引起了我的興趣，決心把這本書的來龍去脈弄清楚。

1976年版本封面，「董顯光博士譯」的字體與「萬年長青」不同

        
         董顯光(1887-1971)，浙江人，知名報人，曾任中華民國駐美大使。這本書是在他過世之後，同事曾虛白整理他的遺物時，發現了這本「以中文手書的日記」，從民國三十三年一月一日寫到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正好一年，於是加以校閱出版，名為《顯光先生日記--萬年長青》，於1971年出版。三十三年是抗戰勝利前一年，據曾虛白推斷，「顯光兄在三十三年寫的這本日記是他綜合抗戰期中領導國際宣傳艱苦奮鬥寶貴經驗所產生智慧的結晶。」這當然是誤會一場，董顯光從頭到尾也沒有說這是一本日記，只是有標註日期而已。

     這件事情是溫英幹教授發現的。1971年夏天，他在美國即已發現這本書不是日記，而是譯作；原作為Kleiser的Inspiration and Ideals: Thoughts for Every Day(1917). 這本書已是公共版權，在網上即可閱讀全文。比對之後，確實就是《萬年長青》一書的原作。從1933年到董顯光先生過世為止，他都沒有拿出這份譯稿出版，究竟是什麼原因? 或許當年有人贈書給他，他就翻譯了這本書，作為自己勉勵修身之用，本無公開出版之意? 還是打算日後有空修潤再出版，卻一直苦無機會? 這原因現在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但出版社先把人家譯作誤以為是日記出版，出版後明明已經有人指出錯誤了，又遮遮掩掩不肯大方承認，即使封面改為「譯」，但又不把原文寫出來，也沒提到這位「遠居美國的讀者」究竟是誰，實在是有點說不過去。2009年《宇宙光》雜誌還是把《萬年長青》當成董顯光日記，讓人已在國內的溫英幹教授頗為不滿，特地去函更正。無奈的是，現在搜尋《萬年長青》，大部分的資料都還是當作董顯光日記，自動把「譯」字跳過去不看。可見出版社遮掩策略成功，只要不寫出原作者和原書名，大家就很容易忘記這是一本翻譯作品了。

網路上有1918年版本，可全文閱讀

限制級與普遍級的譯本:再談狄公案

        如上篇所述，狄公案主要有兩套譯本，陳來元和胡明的譯本早出，臉譜的是2000年出版，前者中文流暢，後者翻譯腔較重。因網友提醒，隨手翻了翻原文，果然頗有令人吃驚的發現。原來陳來元譯本是淨化版來的，把原來限制級的段落譯成普遍級了。

        在這本《湖濱奇案》中，有一段女主角跳脫衣舞的描述:

季振東，康美君譯本(臉譜):

她雙目低垂，可她擺動的柔軟如水的肢體卻艷麗逼人，激情迸發，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驟然間，她那白綢衣衫從肩頭滑落，露出了豐滿圓潤的乳峰。...一聲震耳的鑼鳴，管弦絲竹猛然中斷，舞姬的飛旋也嘎然而止；足間豎立，兩臂高舉，活脫脫像一尊美輪美奐的玉雕仙女，唯見她那酥胸仍在波動起伏。

對照原文，確有其事:

Her impressive, slightly haughty face with the downcast eyes stressed by contrast the voluptuous writhing of her lithe body that appeared to personify the flame of burning passion. The robe fell away, exposing her perfectly rounded naked breasts....Suddenly there was a deafening clash of the gong and the music ceased abruptly. The dancer stood still, high on her toes, her arms rasied above her head, still as a stone statue. One only sae the heaving of her naked breasts. (P31-32)

但在陳胡翻譯的《湖濱案》中，好幾段描述舞姿的段落濃縮成一小段，而且絕對沒有脫衣服:

杏花笑顏溶漾，如三春桃李，舞態自若，如風中柔條。漸漸額絲汗潤，蟬鬢微濕，凝脂裡透出紅霞來。...杏花如狂風急雨一般旋轉跳騰，似一團霓霞閃爍明滅，一簇仙葩搖曳舒發。忽聽得一聲中天鶴唳，音樂嘎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向眾人叩謝。

      我對中國古代是否有這種脫衣舞並沒有研究，只是就這段看來，臉譜版本的譯者相當忠實，還會把石像譯成更有美感的玉雕；而陳胡譯本或許覺得在官爺面前跳脫衣舞不倫不類，或因譯本出版時間較早(1982年)，不敢譯出脫衣細節，總之是重寫了這段，成了老少咸宜的淨化版。

     話說回來，在高羅佩的世界裡，女生也太常脫光衣服了吧。像下面那張四漆屏中的插畫，縣官下午見到妻子在房中裸睡，並不以為異，之後才發現自己好像殺了妻子(旁邊也沒看到衣物)。原來古中國這麼有趣，不但有脫衣舞表演，太太在家也都不太穿衣服的。

四漆屏的插畫之一，縣官夫人下午原在房間裡裸睡

中皮洋骨的神探狄仁傑

      因為電影通天神探狄仁傑的關係，一般人對狄仁傑並不陌生。但「大唐福爾摩斯」這個形象，其實不是中國人創造的，而是荷蘭人高羅佩(Robert Von Gulik, 1910-1967)。高羅佩名聲太大，研究者眾，因此就不在此贅述他的生平，只就狄公案說兩句。

      狄仁傑(630-700)是歷史人物。清朝時有人以狄仁傑為主角，寫了一本傳統公案小說《武則天四大奇案》，其實已經距史甚遠。高羅佩是荷蘭外交官員，1949年以英文翻譯了此書，書名Dee Goong An: An Ancient Chinese Detective Stories，在東京出版。出書之後反應很好，高羅佩大感振奮，從此譯者變作者，以狄仁傑為主角，撰寫了一系列的Celebrated Cases of Judge Dee，以西方熟悉的敘事方式說中國故事，並翻譯成多國文字，暢銷經年。據法國友人與波蘭友人聲稱，他們小時候都看過狄公案(法文版和波蘭文版)，而且覺得很好看。

狄公居家無事看著三個太太脫光光一起梳頭

       但這套書卻不易討好中國讀者。 除了回譯成中文的技術困難之外，其實這套書裡的狄公根本是中皮洋骨，西方思維，這才是譯者最棘手的部分。高羅佩本人翻譯了一本《迷宮案》，沒錯，從英文翻譯成中文，可見他中文之佳。但僅此一本。到目前為止，兩次全套翻譯都是由大陸譯者執筆。第一次是陳來元和胡明的1980年代譯本，第二次是台灣的臉譜出版社，找了一群大陸的教授執筆翻譯，2000年出版。陳來元(1942- )，江蘇人，是中共的外交家，是高羅佩的同行。中文底子極佳，譯文比臉譜版高明甚多。下面'抄錄一小段文章作為比較，上面是上海大學外語學院教授黃祿善翻譯的《漆畫屏風奇案》，翻譯腔很重，連「某些具體情況」、「對此事作出特別處理」都出現了，相當誇張。對照之下，外交家陳來元的仿古功力顯然遠勝外文系教授黃祿善。

黃祿善譯:

        藤縣令蹙眉道:「凡事都有個王法。依本朝律令，未經正式驗屍，自盡不予登記。」他思索了一會兒，繼續道: 「不過，你上午的陳述太簡單了，現在你不妨把事情細說一遍，說不定本縣能根據你所說的某些具體情況，對此事做出特別處理。這並非不無可能，我也已注意到此事的延誤對已故葛員外的買賣極為不利，因此願意在王法允許的範圍內，使此事盡快得到解決。」
     「大人如此開恩，」冷清恭敬地說道，「小人實在感激不盡。這場悲劇發生在昨晚舉行酒宴的時候。該酒宴是臨時決定舉辦的。」

陳來元，胡明譯:

        藤縣令皺了皺眉頭，答道:「人命關天，不可草率行事。刑法律令明文昭彰，屍身未被發現或未經官府驗核不能以自殺備案。冷虔，你須將柯興元之死的詳情從實細細向本堂稟來，倘其情理有可諒之處，細節無抵啎之疑，本官可便宜從權，替你做主，據聞呈報上峰，再俟定奪。」
     冷虔聽罷，感激地說:「倘能如此，老爺山岳般恩德沒齒不忘了。話說老柯之慘死，容我再細細稟來。...」

    真要挑剔，上面這段文字還是有點不妥，就是副詞用法「感激地說」畢竟還是太現代了一點，不像是高羅佩心目中的範本明朝話本。臉譜的狄公案譯者很多，功力有高有低，但副詞「地」的濫用倒是有志一同，讓人看了直嘆氣。下面這本是1989年富春出版社的繁體字版，但作者寫「羅伯特•梵•克利克」而沒有用他自取的中文名字「高羅佩」，更奇怪的是譯者寫「陳來源」而非「陳來元」，內文即陳來元譯本，但元並非源的簡體字，令人困惑。1989年剛剛解嚴，是否因為未取得陳來元授權，所以繼續沿襲戒嚴方式作法，竄改譯者名字出版?富春版本從頭到尾都沒有譯者介紹，內文略有更動幾個字，每一章還加了七字的章名，如「途中遇賊顯身手」、「蘭坊殘破怪事多」等。或許因為兩岸交通日多，這種作法風險太高，富春也僅出一本就沒有下文了，因此陳來元版本至今只有這本是繁體字版本。

    

1953高羅佩自譯的狄仁傑奇案，即迷宮案。

如前所述，翻譯這套書最大的難處還不是仿古技術，而是狄公根本是個外國人想像中的中國人。高羅佩本人是中國通，太太出身中國書香世家，自然不能說他不瞭解中國；但他也發揮荷蘭人的民族精神，蒐羅了很多明朝春宮圖，並親自為他的狄公案畫了許多有裸女的插圖，這就不太像中國人會寫的公案小說了。如最上面那張圖，敘述狄公破案後清晨回家，三個太太剛起床梳洗，光溜溜梳頭，一家子閒話家常的情景。狄公這三個太太，一個懂詩書，一個善烹調，一個會武功，四個人還可以湊一桌麻將，完全是西方人想像中的中國美好家庭啊。書中裸女很多，縣令太太每天在家裸睡：

縣令回家時看到太太裸睡，不以為意，後來才發現是死了

還跳脫衣舞，如《湖濱奇案》中，有一段女主角跳脫衣舞的描述:

季振東，康美君譯本(臉譜):

她雙目低垂，可她擺動的柔軟如水的肢體卻艷麗逼人，激情迸發，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驟然間，她那白綢衣衫從肩頭滑落，露出了豐滿圓潤的乳峰。...一聲震耳的鑼鳴，管弦絲竹猛然中斷，舞姬的飛旋也嘎然而止；足間豎立，兩臂高舉，活脫脫像一尊美輪美奐的玉雕仙女，唯見她那酥胸仍在波動起伏。

對照原文，確有其事:

Her impressive, slightly haughty face with the downcast eyes stressed by contrast the voluptuous writhing of her lithe body that appeared to personify the flame of burning passion. The robe fell away, exposing her perfectly rounded naked breasts....Suddenly there was a deafening clash of the gong and the music ceased abruptly. The dancer stood still, high on her toes, her arms rasied above her head, still as a stone statue. One only sae the heaving of her naked breasts. (P31-32)

但在陳胡翻譯的《湖濱案》中，好幾段描述舞姿的段落濃縮成一小段，而且絕對沒有脫衣服:

杏花笑顏溶漾，如三春桃李，舞態自若，如風中柔條。漸漸額絲汗潤，蟬鬢微濕，凝脂裡透出紅霞來。...杏花如狂風急雨一般旋轉跳騰，似一團霓霞閃爍明滅，一簇仙葩搖曳舒發。忽聽得一聲中天鶴唳，音樂嘎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向眾人叩謝。

      我對中國古代是否有這種脫衣舞並沒有研究，只是就這段看來，臉譜版本的譯者相當忠實，還會把石像譯成更有美感的玉雕；而陳胡譯本或許覺得在官爺面前跳脫衣舞不倫不類，或因譯本出版時間較早(1982年)，不敢譯出脫衣細節，總之是重寫了這段，成了老少咸宜的淨化版。

多此一舉的翻譯:蔣總統秘錄

林語堂的小說，翻譯的；胡適的自傳，翻譯的；連《蔣總統秘錄》也是翻譯的。後者尤其古怪: 國民黨提供蔣介石日記、國史外交檔案給日本人，讓他們寫老蔣傳記，再從日文翻譯成中文。這樣不是很費事嗎?自己找人寫不就好了，還省下翻譯的麻煩?何況中日才打完仗不久，故意找日本人來寫是怎樣?是要他們好好反省的意思嗎? 這書真是讓人摸不著頭緒。
        原來這是1974年由日本產經新聞社企劃，提出的說法是因為老蔣1975年米壽(88歲)，以傳記祝壽之意。這個提案得到國民黨大力支持，日方派人駐台數月，抄錄翻譯蔣氏日記、國史、外交、總統府各類檔案，由古屋奎二執筆。在日本產經新聞報連載時，名為《蔣介石秘錄》；台北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同步連載，當時蔣介石仍是總統，書名改為《蔣總統秘錄》。中文的聯絡人是老蔣文膽秦孝儀，譯者是當時任職中國農民銀行董事會秘書的陳在俊。當時中央日報總編輯薛心鎔在回憶錄中稱讚陳在俊「中日文造詣俱深，譯筆嚴謹」。第一冊並附說明:

本報的譯文，由陳在俊先生執筆，力求忠實於原著，每因一字一句之推敲而數易其稿。最難得者，為蒙秦孝儀先生于百忙中不獨身督其事，抑且親正其訛。

       連載未完，老蔣1975年過世，來不及過他的米壽；但傳記仍繼續連載，至1976年全文刊完。
       政治人物的傳記，跟執筆人的立場當然有很大的關係。產經新聞報是最親國民黨的日本報紙，動筆時傳主還在世，又有祝壽之意；中文譯本是由國民黨黨報中央日報翻譯出版，立場之清楚，簡直是整個1970年代造神運動的一環，所以內文當然沒有什麼公允客觀可言。不過書中有不少直接引用蔣氏日記的部分，因此還有點史料價值。但如果這部書的價值只有直接史料，史料又是中文寫的，日本人翻成日文以後，中文譯者還不是要找出原史料來還原，那不是多此一舉嗎? 所以我覺得這套書根本就是多此一舉的翻譯。
       有趣的是，這書居然被大陸抄襲。湖南人民出版社在1988年出版了《蔣介石秘錄》，版權頁有「內部發行」字樣，大約一般書店是不賣的。譯者寫的是「蔣介石秘錄翻譯組」，其實根本就是陳在俊。該書編輯李建國在書前寫了長段的前言警告讀者:

在閱讀《秘錄》時，讀者應特別注意以下兩點:

一、《秘錄》的觀點是親蔣反共的。...全書極力美化蔣介石，把蔣介石描寫為足智多謀的將軍...書中盡量摘抄蔣介石的漂亮詞句，把蔣介石打扮成國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忠實代表。由此而詆毀共產黨...

二、《秘錄》所涉及的歷史事實，有些是不可靠的。特別是關於蔣介石反共反革命的事件，《秘錄》竟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打了預防針，就可以全文照抄了。如第十一冊開頭，中央日報版本是:

夜半槍聲

        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深夜。 

        在盛暑的季候裡，北平市長秦德純沐浴之後，穿上一件短衫，當即將就寢之前的片刻，靜靜地墮入沉思。 

        突然，電話響了起來，時鐘指著十一點四十分。 

       電話是由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翰翰專員林耕宇所打來:      

     「剛纔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來說: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中的日軍某中隊，受到中國軍的射擊，日軍一名，去向不明；日本軍官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檢查。」

這顯然是古屋奎二寫的，陳在俊翻譯的。再看所謂「蔣介石秘錄翻譯組」的譯文:

盧溝橋事變的第一個報告

        1937年7月7日深夜。 

        在盛暑的季候裡，北平市長秦德純沐浴之後，穿上一件短衫，當即將就寢之前的片刻，靜靜地墮入沉思。突然，電話響了起來，時鐘指著11時40分。 

        電話是由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主任委員魏宗翰翰專員林耕宇打來的:「剛纔日本特務機關長松井太久郎來說:在盧溝橋附近演習中的日軍某中隊，受到中國軍的射擊，日軍1名去向不明；日本軍官要求進入宛平縣城檢查。」

最大的不同只有標題。其他除了國字改為阿拉伯數字，還有刪掉 (民國二十六年)之外，幾乎是全文照抄了，只有在段落安排和標點上稍有調整。即使是罵共產黨的部分也都照抄不誤，如批評共產黨「煽動群眾」、「花樣百出的陰謀」、「照例又是信口誑騙」等詞句也都不見更動。本是多此一舉的翻譯，又明知不可盡信，還要抄對手的譯本來罵自己，果然是奇案一件。

        
        

         

假作真時真亦假--華生的遺作?

這兩本1975年出版的《最後的難題》，第一本由時報文化出版，作者題為華特生(Dr. John H. Watson)，沒錯，就是大家很熟的那個約翰•華生醫師。可是華生不是虛構人物嗎?怎麼還會出書?譯者嚴孜還煞有其事介紹作者華特生的生平，包括生卒年，什麼時候去阿富汗，什麼時候結婚等等，完全當他是真人看待了。譯者說明某某買下一個英國的房子，在閣樓發現一包打字稿，竟是華生1939年在養老院口述，由前屋主太太(該養老院護士)速記打字而成。華生死於1940年，這份打字稿就放在該護士家中閣樓，從未發表，後來1971年她過世之後，這買下房子的某某發現手稿，整理後於1973年出版。
        這一看就是小說寫法，華生既是虛構人物，他的手稿當然也是虛構的，這還用說嗎?怎麼還會把華生列為作者呢?
        再看皇冠出的，好像比較有道理一點，至少他們有想到華生是虛構的，因此作者題為柯南•道爾，書背還附道爾小照一張。但柯南•道爾不是 1930 年就過世了嗎?難道是柯南•道爾死前還預先創作了華生1939年的遺稿?
        當然，這顯然是當代小說，作者既不是書裡爬出來的華生，也不是柯南•道爾，而是那位傳說中的手稿發現者，Nicholas Meyer(1945- )，書名叫做The Seven-per-cent Solution，是1973年的暢銷書。經典文學啟發的後續作品不少，像是1992年的《重返咆哮山莊》(The Story of Heathcliff's Journey Back to Wuthering Heights)，以咆哮山莊作者Emily Bronte的姊姊Charlotte Bronte為敘事者，但也不會有人天真的以為作者就是Charlotte Bronte吧?可是1976年哲志出版社也出版了《最後的難題》，作者也一樣題為華生。
         這三本台灣出版的《最後的難題》，兩本把敘事者華生直接列為作者，一本把華生的創造者柯南•道爾列為作者(不只是封面，而是正式的版權頁，包括圖書館的登錄資料)，都天真到令人傻眼。這也只有在不必跟作者買翻譯版權的時代，才會發生的誤解吧。難道版稅可以不必付給Nicholas Meyer，而要付給華生的繼承人嗎?本來沒有的人物，要跟誰談版稅?還是說這些出版社是故意的，這樣就不必付版稅了嗎? 
        附記: 2011 年臉譜重出了這本書，書名《百分之七的溶液》，當然有談妥版權，付了版稅。

1975年時報出版，作者題為約翰•華特生(J. Watson)

1975年皇冠出版，作者題為柯南•道爾

1976年哲志版本，作者亦題為華生

1976年四季版本，版權頁作者亦登錄華生